非洲天然气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产量逐年增长，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负面冲击不大，增速在过去10年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尽管非洲部分探明(LNG)出口能力预计持续增长。从需求端来看，短期内欧洲脱离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给的缺口使非洲液化天然气需求大幅增加。

　　从非洲天然气生产分布来看，阿尔及利亚天然气产量占到非洲天然气总产量的37%，其次是埃及(25%)、尼日利亚(17%)和利比亚(8.5%)。虽然安哥拉、喀麦隆等其他生产国在过去10年中产量由于出口而有所上升，但相对于北部邻国，它们的产量仍然很小。

　　除埃及和利比亚外，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天然气生产仍主要受出口推动。从产能增长来看，在出口丰厚利润的驱动下，尽管受到商品价格波动以及疫情等外部冲击的影响，非洲天然气产量在2011年至2021年间依然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高于2.2%的世界平均水平。

　　近年来非洲本土及跨国企业对当地天然气资源的勘探持续取得巨大成果，2010年至2020年，全球发现的天然气储量中有40%位于非洲。从原材料角度观察，得益于在莫桑比克(2010—2014年)、坦桑尼亚(2010—2014年)、埃及(2015年)、塞内加尔(2015—2017年)、毛里塔尼亚(2015年和2019年)、科特迪瓦(2021年和2022年)和阿尔及利亚(2022年)天然气勘探相继取得重大成果，非洲的天然气储量持续增长。另外，对于伴生气的削减也令非洲液化天然气生产获得了更多原料，提高了原材料的利用率，达成生产与减碳的双赢局面，特别是目前燃除区域最密集的中部非洲有望受益于将原燃除气体货币化的能源新策略。

　　非洲当前的能源结构以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能源为主，例如会对公众健康与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生物质、木材与木炭，特别是其电力结构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主。但非洲各国煤炭与天然气的分布差别巨大，最多使用燃煤发电的是南非，而燃气发电却主要集中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另外，非洲撒哈拉以南严重依赖石油以支撑其由稀疏的自备电站和柴油发动机组成的分散式发电行业，但其分布式柴油容量并不乐观，在45G—100GW之间。

　　国际能源署(IEA)关于非洲能源平衡的桑基能量图显示，非洲能源消费大部分为生物质，但却出口了其三分之二的石油和大部分天然气，同时燃料功率的高损耗程度进一步为其带来了能源压力。在提高天然气采用率的探索中，非洲寻求逐步将天然气转向国内市场，并在利润丰厚的出口收入和当地发展的紧迫需求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但同时非洲本土天然气需求的增长也导致非洲天然气供给流向当地的份额增加，对其出口活动造成影响。

　　在非洲当地，利用天然气提供所需基本负荷电力，与将天然气大多用于出口相比，能节省大量气候成本。IEA数据显示，改用发电比利用煤炭发电减少45%—55%的温室气体排放，在工业和家庭中用天然气代替煤油和柴油也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天然气清洁与低或零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的燃烧特性，能为非洲以南非为主的煤炭排放污染国的脱碳行动作出显著贡献。尽管需要新一套的开发、运营和维护方法，甲烷排放管理及减少燃除项目是天然气行业获得运营许可并确保供应和交付的先决条件，并使非洲天然气行业具备竞争性及可持续性。

　　尽管非洲天然气生产依然主要由利润丰厚的出口驱动，例如西非多国将国内天然气货币化并留以出口，当地消费非常有限，但与天然气储量严重不匹配的低天然气渗透率同样意味着当地市场潜力巨大。通过在当地采用天然气，非洲能推动以其为基础的工业化以创造就业机会，通过化肥和石化产品的生产扩大供应链，通过水泥、钢铁和海水淡化等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增长实现经济多元化。在无水电或地热等替代方案的国家进行发电，以燃气发电替代燃煤和柴油发电，以天然气替代木材、生物质、木炭和柴油供给家庭与行业，最终提供更清洁、更实惠的能源以对电力结构进行脱碳，并加强国家和地区电力系统。而天然气行业的高就业乘数将为非洲创造大量直接、间接或诱发的就业岗位，同样因价值链的跨度与在各行业可能的应用而具备强大的地方经济乘数效应。这些正面的影响随着非洲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和地区贫富差距增大而显得愈发可不忽视。

　　过去20年间，全球对于液化天然气需求的持续增长支撑了液化天然气贸易的发展。亚洲与欧洲已经崛起成为强劲的需求中心，进口大量天然气以推动其经济发展、摒弃煤炭并整合更多可再生能源。自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对全球天然气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供给急剧减少后，欧洲为逐渐脱离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而对可供替代的天然气来源的急切需求，短期内将令液化天然气成为天然气贸易增长的重要推手。

　　长期来看，亚洲市场亦对天然气具有递增的需求。在当前天然气贸易流向调整、美国作为主要LNG出口国的形势下，当前国际上对LNG的需求仍有巨大缺口。非洲作为具有巨大潜力的天然气行业新竞争者，有望借由这一机会窗口，将自身重新定位为全球天然气供应中心。

　　我国与非洲的天然气贸易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国内能源结构对石化能源进口的依赖。自2008年开始，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费国，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份额在1980年至2018年由8%上升到22%，并增长6倍达到31.64亿吨油当量(Mtoe)。尽管我国占一次能源消费主导地位(接近60%)的煤炭几乎能自给自足，但对于石油(略低于20%)和天然气(7.3%)等战略资源却主要依赖进口。自1994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7年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以来，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但对这两种燃料的消费量仍在强劲增长。为确保供应，我国确立了实现石油和天然气来源多样化的目标，旨在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商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这些替代的能源来源是中亚、俄罗斯、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在此战略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且安哥拉以及刚果、加蓬为重中之重。

　　2017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LNG进口国，LNG对我国天然气供给的贡献已超越了管道气。与对基础设施要求高，具有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特点的管道气进口项目相比，仅需要国内有接收站以实现和LNG运输船接驳的LNG进口项目，在长协的基础上增加天然气现货合约，具备投资规模相对低、单笔协议进口规模小且灵活的优势，未来将成为我国天然气的主要供给气源。在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加快向亚洲地区倾斜的背景下，迅速发展的非洲天然气供给对具有巨大能源需求的我国同样重要。

　　我国和非洲在发展上存在独特的互补关系，并且中非贸易与非洲各国的经济地位提升也能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一方面，非洲的丰富资源可出口至我国，满足我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和蓬勃发展的基础产业与制造业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及大量资金，而严重依赖资源出口、制造业匮乏的非洲各国是我国所需的开放稳定的市场。我国对非援助能促进非洲持续发展，有效提升其资源开采与运输效率以及当地市场购买力，最终达成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