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医生江凤林：出来就知道要败诉，还会继续上诉

被打医生江凤林：出来就知道要败诉，还会继续上诉跳弹门 “出来我就跟律师说，准备继续上诉吧。” 8月7日下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生江凤林诉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在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未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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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我就跟律师说，准备继续上诉吧。”

8月7日下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生江凤林诉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在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未当庭宣判。该案件也被媒体称为全国首例“医告官”案。该案一审败诉，二审延迟、败诉，高院再审裁定发回重审。

谈到对这次重审的预期，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老年心内科医生江凤林难掩失望。刚从庭审现场走出，他就跟周涛律师商量决定继续上诉。

说好的庭审直播临时取消了

8月7日，立秋，重审日期姗姗来迟。原定5月22日的重审因为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变更、两会的召开等原因而被延期至8月7日。

这三年来，每逢开庭，江凤林都抱着“大考”的心态，提前好几天准备并熟悉材料，一遍遍回忆那一度让他尊严受辱的场景。

然而，庭审现场的几个插曲，让江凤林感到此番胜诉“无望”：首先，是临时取消的庭审直播。

尽管已经确定“公开开庭审理并网络直播庭审过程”，但开庭当天，江凤林发现该直播页面显示无法打开。“当时我就有种隐隐的预感。”

果然，开庭后江凤林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通知庭审直播取消，理由是第三人刘某白向法院申请保护他及他父母的隐私。“我方当庭交涉，法院休庭十分钟由合议庭合议，最终被法院驳回，故没有直播庭审。”对于这一结果，江凤林表示很不理解。“该案为行政诉讼案件，本身就该公开庭审，让大家监督，之前省高院再审审理时也是公开直播庭审，临时取消让人很费解。”

另外，庭审中，对于江凤林要求证人出庭的诉求也被合议庭驳回；在岳麓公安分局出示的行政答辩状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质疑江凤林本身存在过错，原因是“未履行医师首诊负责制”。

江凤林解释，医师首诊是针对存在医疗关系的医患双方，而在患者退号转急诊后，医患双方的医疗关系已经解除。案发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向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及湖南省卫健委进行调查后，确认江凤林事发当天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没有不当之处。

当代“农夫与蛇”的故事

这三年来，为了讨回一个公道，江凤林和律师周涛不停奔走、上诉，但结果仍令人失望。江凤林坦言，“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了”。

两年前，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江凤林因为没有同意患者家属违规办理住院的无理要求，被患者家属殴打。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患者家属以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罚款500元，医生不服申请复议后，又对打人者从罚款500元改为罚款200元。江凤林再次提起行政复议，但长沙市政府第二次复议决定维持罚款200元的处罚。

在江凤林看来，这是一出当代“农夫与蛇”的故事。

“判断患者当时的病情比较危重，我建议其赶紧去隔壁的急诊科就诊，因为老人80多岁，急诊可以及时采取救治措施，患者的老伴儿接受了建议，退了门诊的号后，去急诊科救治。”30多分钟后，患者老伴和儿子再次返回到诊室，谎称急诊科没有权限办理住院，要求江凤林给开住院单并尽快安排住院。在得到江凤林无法安排为其办理住院的回复后，患者老伴儿震怒拍桌，随即，患者的儿子刘某白把拳头挥向江凤林，导致他的左眼角和左下颌受伤，眼镜也被打飞损坏。

“最让我气愤的是，保安几分钟后赶到，刘某白说我没有打人！”江凤林说，当时脸上的红印还在，碎了的眼镜还没找到，如果不是诊室里还有正在就诊的患者作证，就说不清楚了。

而在警方的笔录中，刘某白把这一场景描述成了“我怕江医生用茶杯打我父亲，我站到了两人中间，抓住他们两人的手，把我父亲和江医生分开。他把自己‘美化’成了一个劝架者的身份。”

院方报警后，长沙市岳麓公安分局银盆岭派出所民警到场处警。当天下午2点多，刘某白主动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当时并没有承认自己有拉扯、推搡江凤林的行为。2017年5月17日，岳麓公安分局对刘某白处以罚款500元。

江凤林不服，向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8月18日，岳麓区公安分局重新作出《处罚决定书》，对刘某白罚款200元。对此，江凤林再次向长沙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最终还是维持200元的处罚结果。

因不服公安机关对当事人刘某白罚款200元的治安处罚，江凤林将长沙市政府、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告上法院。经一审、二审败诉后，江凤林申请再审。

“行政处罚从罚款500到200，现在直接连起诉资格都说我没有，说实话，这几天我确实受了一些刺激。”在8月7日庭审中，岳麓分局出示的行政答辩状上直指江凤林不是“适格原告”。(适格，是指对于诉讼标的的特定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以当事人的名义参与诉讼并且请求通过裁判来予以解决的一种资格。适格当事人就具体的诉讼作为原告或者被告进行诉讼的权能，称为诉讼实施权。具有诉讼实施权的人即是适格的当事人。)

有意义的委屈

“最近张玉环的案子，每每看到都会流泪。”江凤林和张玉环同龄，都是1967年生人，但江凤林比张玉环略大几个月，甚至都是南昌市下属县区的口音。“虽然我跟张玉环遭受的冤屈不是一个等级的，但正义被剥夺后受到的屈辱感是相通的。”

“说实话，这些年确实承担了不小的压力”。案件已经持续了三年有余，期间更是经历再审、庭审延迟、重审等波折，不可避免地对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这三年来家人朋友的支持和陪伴，让江凤林感到温暖和希望，甚至很多只有一面之缘的患者在门诊主动问起他：“江医生，你的案子怎么样了？”“打人的人受到惩罚了么？”

然而，一些不同的声音也时不时萦绕，认为他这么多年纠结一个“医闹”问题是“小题大做”，但江凤林不这么认为，“没有亲身经历，很难感同身受。”

“这只是碰巧打飞了眼镜，万一是打瞎了眼睛呢？医生的职业安全谁来守护？其实大家找不到很好的渠道，我做一点牺牲是可以的。”江凤林坦言，支撑他这一路走来的不仅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有一份信念所在，让360万医生中少有一个“江凤林”，那这份“委屈”就会变成“有意义的委屈”。

全国大人代表陈静喻曾主动联系江凤林，了解情况后，根据此案的后续，在2019年两会上提出了坚持对涉医违法犯罪“零容忍”，司法不能降格处理的提案。

问起这个案件给江凤林的日常工作和从医心态有什么改变？江凤林很淡然，“从医二十多年，也才遇到了一个‘刘某白’。”

谈到如何规避这类事件的再发生，江凤林说，“在冲突发生前，医生的身边能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让伤医者有所顾忌，而减少一些犯错的冲动。另外，在不侵犯患者隐私的情况下，如果有简单的摄像装备，也不会有三年来这么多场官司了……”

本文转载自健康时报网，作者梁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