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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百年老画教会了我如何做好一名现代医生

格鲁吉亚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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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的信息技术充斥的当下,怎样做才是一名好医生?

美国德克萨斯儿童医院(Texas Children’s Hospital)主治医师布莱恩·瓦塔巴蒂(Bryan Vartabedian)近日在STAT News上发文指出,技术越是极速发展,越是需要回归到最本真的医患联系中去,而这正是一幅老画带给他的启示。以下是其原文的翻译。

前不久,我在清理旧文件时,不经意间翻出了一幅油画《医生》(The Doctor)。它是由英国著名画家塞缪尔·卢克·费尔德斯(Samuel Luke Fildes)于1891年创作的一幅作品,原作收藏于英国伦敦的泰特美术馆。这幅写实的画作描绘的是19世纪末,一位医生上门为一个卧病在床的孩子诊治的场景。画面中的孩子奄奄一息,孩子的父亲注视着正若有所思地观察孩子病情的医生。

塞缪尔·卢克·菲尔德斯的画作《医生》

在我当儿科医生的职业生涯中,这幅画经常会进入我的视野。在医疗行业瞬息万变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温故而知新的引子,这幅画也常出现在许多讲座和演讲中。此外,它还会被用来佐证20世纪以医生为主导的医患关系。

以前看到这幅画时,我并不会十分留意它的细节。除了觉得年代比较久远以外,并不觉得它多么引人注目或惟妙惟肖。不过这次,我却深深地被它吸引住了。起初,我还有些不明就里,但随即,我便豁然开朗。我意识到自己是被画中那位医生的目光和姿态所吸引。他那样坐在病人的跟前,全神贯注于眼前的病患,这个场景不免让我为之动容。

医生“在场”的稀缺

我这次之所以会被这幅画所吸引,也许是因为医疗手段和仪器的日益发展,让画中这样的场景在现代医疗护理中变得越来越稀少。

身心俱在的接触,是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的一个要素。在医学上,医患关系的构建也需要医生的这种“在场感”,没有各种屏障的阻隔,在一个时间段内,医生关注、思考的都是眼前患者最紧迫的问题。这种给患者全身心的投入和关注,是人类独有的一种馈赠。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像电子病历这样的技术进步已经改变了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交互方式。以前需要依靠医生眼观、耳听和手摸来完成的事,现在可以通过仪器更高效地完成。医生当面接触患者的需要越来越多地由工具代劳。技术的加持拉开了患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距离,逐渐物化了医患关系。

除技术之外,经济也在助推医患关系的演变,医疗产业化便是其一。医疗行业越来越关注患者的就诊效率及其所产生的利润,医患之间的交互也因此成为可量化计价的交易单位。医疗行业不再鼓励医患之间个性化的沟通,取而代之的是程序化、模式化的检查和问诊,为的是方便进行患者满意度调查。

与此同时,医疗行业已变得愈加精准。现在的医疗人员通过观察基因组、疾病标志物和蛋白质来诊断疾病,而不是像费尔德斯画作中的医生那样,只能宏观地把握患者的病情。当聚焦到人体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时,医生关注的便只是疾病及其变种本身,而不是人。

19世纪末,人们开始关注科学对于医学领域日益增多的影响。有人认为,《医生》这幅画的创作正是为了回应人们的这一关切。画中没有当时常见的医疗器械,或许是对医患之间日益扩大的技术鸿沟的微妙诠释。没有了器械阻隔,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联系才最紧密。我窃以为这就是作者当时的想法。

新一代的超凡医生

随着时代变迁,大部分医疗人员还没有为服务好新一代的患者做好准备。

美国医生埃里克·托普(Eric Topol)在他的著作《深度医疗》(Deep Medicine)中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开始协助医生处理日常工作,情商将成为医生们最具价值的一种能力。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我认同这一观点。当机器具备了替代部分人力的能力,医疗人员只需掌握那些只能由人类来完成的事情。这一新角色的转变需要医疗人员能够与患者协作,理解患者在具体情景下的诉求。

这一现实情况将重塑医患关系,进而重新定义医疗人员的角色。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21世纪初,曾将患者与医疗人员分开的技术也许会迫使我们去扮演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角色。我们无法与机器竞争,所以不得不谋求转变。

临床的复杂性唯有人才能理解和阐释,所以未来更加需要医疗人员的“在场”。技术越是极速发展,越是需要回归到《医生》这幅画所描绘的那种最本真的医患联系中去。我期待人们转变视角,重新思考医生治病救人的目的和使命。在理清轻重缓急的过程中,医疗人员将更加清楚应该将技术摆在医患关系的什么位置。这样,所有负责照顾病人的人都将学会重视、培养和专注于只有他们才能做的事情。

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稀缺时,构建联系的能力和意愿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无论是在绘画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原文来源:STAT News

原文标题:What a century-old painting taught me about being present as a physician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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