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明的度量(7)

　　年到达此水平），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历程很相似。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时，两者的定居点规模都出现了暴跌。西方发生了阿卡德、乌尔陷落和埃及旧王国衰败等危机，东方则出现了陶寺和山东早期城市的败落，尽管这些危机对东西方的能量获取状况都只产生了极微小的影响。

　　最近3000年的变化甚至更为惊人（见图4.7）。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能量获取的增长率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都加速提高了，但城市规模的增长还要更快。能量获取似乎又出现了一个门槛，这回是略高于每人每天20000千卡。跨过了这道门槛的社会，就能创造出有100000人以上的城市。还有一道门槛是大约每人每天27000千卡，跨过这道门槛，创造有50万~1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便有了可能。公元第一个千年早期的大危机在东方和西方都造成了能量获取能力前所未有的锐减（在西方，公元100~700年降低了将近20%；在东方，公元100~300年降低了将近4%），但危机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公元200~700年，西方的城市萎缩了85%以上；公元1~200年，东方的城市萎缩了75%以上。

　　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晚期，东方的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在其跨过了每人每天27000千卡的能量获取门槛后，出现了堪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的罗马相匹敌的城市。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500~1000年增长了13%（从每人每天26000千卡增至29500千卡），但是东方的城市规模同样在这500年间增长了400%（从20万居民增长至100万居民）。公元第一个千年晚期颠覆了中国唐朝的战争几乎没有对能量获取水平产生什么影响，但的确在短期内造成城市规模下降了25%。

　　能量获取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一直到了公元第二个千年都还在起作用。1200~1400年旧世界的第二次大变迁导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下降了5%，但最大城市的人口下降了一半；在西方，能量获取水平未受影响，但城市规模萎缩了几乎2/3。

　　能量获取水平自公元1500年（特别是1800年后）的提升，对城市规模有可想而知的巨大影响。大约每人每天45000千卡似乎是能量获取的又一道门槛，使得出现数以百万计居民的城市成为可能。20世纪的世界大战使得东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受到严重破坏，但城市规模的波动性已经极强，东京和北京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都发展得比以往更大，而西方最大的一些城市（在美国）在两次大战中均毫发无损。

　　城市规模数据也表明，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着定居点规模的量级。国家出现以前的农业社会（如在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3500年之前和东方核心地带公元前2000年之前出现的社会）似乎无法供养大约10000人以上的定居点；农业国家（公元前第4个到前第一个千年早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农业帝国（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西方核心地带，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晚期主宰着东方核心地带）似乎供养不起大约100万以上人口的定居点。然而，工业社会却能够维系2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见图4.8）。

　　前现代时期有序的层层递进，当然部分是因为定量估计的粗糙性（图4.7中线顶点是平的纯粹表明我们资料的缺乏；罗马、长安、开封和杭州拥有80万或120万人口，与图中标绘的它们拥有100万人口，是同样有可能的）。然而，结果的一致性的确表明了一个值得以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数据进行检验的假设——如果没有化石燃料带来的能量激增，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和技术方面的收益，则没有人能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我们还需要观察，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会给城市规模设置怎样的上限，以及我们是否能突破这个上限。

　　再没有什么事情像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使得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变得如此清楚。一支小小的英国舰队在中国长驱直入，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并迫使清政府做出了丧权辱国的让步。根据随军的罗伯特•乔斯林（Robert Jocelyn）勋爵的记录：“军舰向定海小城舷炮齐发，房倒屋塌、木头相撞、人们哀号的声音在岸上回荡。我方的炮击持续了9分钟……我们在一处废弃的河滩上上了岸，除了几具尸体，一些弓和箭、折断的矛和枪，这片地区什么都没有了。”

　　中国人很好地接受了教训。“所有党人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在一个世纪后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事实一向如此，战争能力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社会发展指数来说，幸运的是，许多因素——历史学家对记述战争的痴迷，强制性军事档案的保存，艺术赞助者们喜好被描绘成武士，普遍存在的以武器和盔甲陪葬的风俗，堡垒考古的清晰度——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们能够相对较好地了解很多历史背景下的战争的不同侧面。我们在对战争能力进行量化分析时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概念方面的挑战，而不是资料缺乏。

　　人们尝试着度量战争能力，这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几乎所有开战的决策都包含某种对社会之间相对军事实力的评估（即使侵略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防御者往往低估了本方的实力）。20世纪时，有一系列军事方面的行家里手和门外汉都曾试图设计出一些演算法，供将军们预测战争结果。

　　这些量化者中的第一位，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具影响的一位，是博学多才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兰彻斯特（FrederickWilliam Lanchester）。他不仅是英国最重要的汽车工程师之一，还写过一本关于空战的先驱性的书，提出了一系列微分方程，来预测空战的结果。自那以后，兰彻斯特的方程被发展成为量化战争消耗的通用法则。

　　兰彻斯特方程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曾反复受到批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特雷弗•内维特•杜普伊（TrevorNevitt Dupuy）研究出了一套更为复杂的“定量判断模式”，须使用不少于73种变量。但最近10年，已经有一种简单得多，也令人信服得多的替代方法被设计出来了。

　　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对潜在的未来战争进行量化，并且都受过历史上实际战争的数据的检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之间，或者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上从未交战的社会之间比较战争能力，困难要大得多，但是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需的。专业军事人员经常用儿童游戏“石头剪刀布”来形容作战系统是怎样运行的：A系统（比如说使用的步兵）会强于B系统（比如说使用军刀的骑兵），而B系统强于C系统（只有大炮的炮兵）；但是与此同时，C系统又强于A系统。因为军事能力总是依赖于环境的（也就是说，建立武装部队是为了在特定的地理和条件下，与某种具体类型的敌人作战。善于对付某种类型敌人的部队，也许不善于对付其他类型的敌人）。这种因时间和空间不同而结果变化极大的比较，必然比能量获取或社会组织那种广泛的比较要抽象得多。

　　战争能力的比较，归根结底一定是对社会可调动的破坏力的衡量。“破坏力”是指社会可投入战场的兵员数量。这种力量又会因武器的射程和火力、可调动兵力的数量和速度、防御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而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基本的要素——都理所当然地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记录——一定要与一些没有得到很好记录，但同样重要的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包括士气、领导能力、指挥和控制能力、清楚地理解战略的能力、行动力、战术原则、组织学习能力，以及经济、后勤、思想和等方面更广泛的参数。

　　技术问题令人望而生畏，但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战争游戏的研制者们（既有专业军事人员，也有业余爱好者）就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要将扑朔迷离的复杂现实简化为可供比较的数值。总的来说，军事史学家菲利普•萨宾（Philip Sabin）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商业化战争游戏通常试图复制过多细节，但与社会发展指数非常相似的是，这些游戏的重大贡献是使得假设变得清楚明确了。

　　一些游戏发行多个版本，模仿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战争，为跨越时间和地点思考战争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起点。例如，电子游戏公司GMT的系列游戏“历史上的大战役”，包括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西南亚的战车大战、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的战争、同时期印度的战争和13世纪蒙古人的战争等各种战役变体。至少在战术层面上，游戏允许启人深思的比较，不过，像所有这样的规则系统一样，这个游戏最大的价值也许仍是系统在似乎运转不灵时提出的问题。

　　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指数所需要的跨历史比较应当与实际历史背景下的比较没有差异，但实际上，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巨大变化会使情况变得极为复杂。譬如所谓的军事，就经常是设计出新的作战系统，使旧系统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战列舰。这种装备了大量武器和更厚钢板的战舰，是英国于1906年投入使用的，目的在于让以前所有军舰都被淘汰——只是因为海军战术的变化，才使得这种新式武器融入了旧式战舰仍然重要的系统里。

　　甚至对现代最致命的武器——核武器——来说，也是如此。核武器的破坏力远比非核武器大得多，但它们并非无可匹敌地更具破坏性。核武器的威力是以千吨或百万吨TNT（三硝基甲苯）当量来衡量的，这一事实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破坏力使先前历史上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在1942~1945年3年的轰炸中，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总共才向德国扔下了70万吨；而在1961年万圣节那天，苏联试验的单一一颗炸弹，即所谓的“沙皇炸弹”，威力相当于5000万~5700万吨。到1966年时，单独一颗苏联SS-9Ⅱ型导弹就可以携带相当于2500万吨的弹头，是美国“二战”期间轰炸德国的全部炸弹的破坏力30多倍；到20世纪70年代时，苏共部署了255枚这样的洲际弹道导弹。

　　然而，核武器的破坏力仍然可以和常规武器在同一个天平上予以衡量，正如放射性尘降物的毒害作用能以拉德来衡量，并与毒害作用较小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对比一样。而且，像1906年后建造的无畏舰级军舰一样，核武器也被融入了更广泛的作战系统中，而这种作战系统依然依赖于1945年之前就在使用的武器类型（尽管以高得多的效率形式）。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但并非不可衡量。

　　社会发展指数在衡量战争能力方面最大的困难，是将2000年的武装力量与之前阶段的武装力量的关系予以量化。1900~2000年，战争能力的飞跃实在太巨大，难以衡量；而1800~1900年，战争能力的变化也可称之为飞跃，尽管幅度不那么巨大，但也同样难以衡量。

　　一方面，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计分系统内将最高分250分打给2000年的西方，那么在估计1900年的战争能力时，在百分比上就会有相当大的误差幅度，更不用说1800年或任何更早的时期了。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破坏力与以往的差距实在太巨大，1800年前的分数会极低，也就意味着就社会发展指数的实际分数而言，误差也会极小。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为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意味着1600年之前甚至没有任何作战系统能得到0.2分（也就是说，不到当代分数的千分之一）；而1500年之前，甚至很少有作战系统能得到0.1分。战争能力像城市规模/社会组织一样，是能量获取的功能之一，一旦能量获取水平达到了每人每天100000千卡，只需在边缘处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就会刺激战争能力向上激增。衡量战争能力对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贡献，是强调了工业化的20世纪和21世纪与所有先前的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

　　对于现代西方军事实力有很多评估，我主要依赖的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出版的《军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该书提供国家投入、军力、素质和后勤等方面的数据。

　　美国自“9•11”事件后又加大了军备投入，但即使在此之前，美国的军力就已经傲视所有对手了。公元2000年，美国可以代表西方获得满分250分。有很多国家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军人人数上超过美国，俄罗斯的核武库也比美国大了几乎一倍，但美国在战争所有其他维度上都占有巨大优势，已经远远打破了平衡。美队的装备和供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好得多，训练和领导也强于大多数国家，机动性也很强。美国有11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完全主宰着全球海洋，美国空军在天上也发挥着同样作用。美国的核弹头及其运载工具也更加可靠，一般认为比其对手俄罗斯威力更大。

　　一旦我们从2000年回溯到1900年，量化战争能力的最大困难就出现了。1900年的西欧武装力量的数据记录很好，也很容易获得，但为1900年的西方计算一个相对于2000年的西方的分数，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军事系统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2000年的军队比1900年要大，尽管并没有大许多。在某些方面，基本武器是相似的——1895年投入使用的英国的李–恩菲尔德，准确射程为大约500米，枪口初速为每秒733米，而M16（1963年装备于美国陆军，但其改进版在2000年仍是常规武器）的准确射程为550~800米，枪口初速为每秒948米。然而，差异却超过相似性：M16每分钟能发射700~950发，而李–恩菲尔德通常每分钟只能发射二三十发（在测试条件下，其发射纪录为每分钟38发）。一把普通的M16或者AK47突击，比1900年的最好的重机射速都要快得多（马克沁重机枪每分钟只能发射450~600发）。而最早的大致相当于M16或AK47的德国MP18轻机枪，直到1918年才投入使用。

　　军事史学家通常将现代大炮的出现定为1897年投入使用的“法兰西75”。那是一种75毫米口径的膛线加农炮，配有长驻退机，意味着炮手们不需要在每次发射后都添加炮弹。这种炮的发射速度可以达到惊人的每分钟15发炮弹，射程达7.5千米。现代更复杂的大炮射速要慢得多。美国陆军最新式的榴弹炮——2005年投入使用的155毫米口径的M777——每分钟只能发射2~5发炮弹；然而，这种钛炮非常轻，可以装载在飞机上，射程达到24~30千米，而且，当使用“神剑导引炮弹”时，其圆径概率误差可达到24千米内只有5米（也就是说，50%的炮弹将落在距目标只有5米的范围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导武器的已经使每一门现代大炮的价值都超过了1900年时的数十门大炮，而运输机械化、通信手段和电子控制方面的先进同样令人惊叹。

　　在海上，1900年最强大的武器是新式钢铁装甲蒸汽动力的战列舰（“战列舰”一词是1892年最早开始使用的），通常排水量达到15000~17000吨，航速达每小时30千米，可装载4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能发射400千克重的炮弹，射程将近23千米。1906年后，无畏号不仅配备了更重的装甲，还增加了6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而且航速还提高到了21节[4]。1911年后，各国海军又纷纷用石油代替了煤作为燃料。所有这些改变都具有性的结果，然而即便如此，所有这些军舰与当代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排水量10000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56千米，可航行20年无需添加燃料，可载90架飞机，打击范围在700千米以上）之间的差距，使得20世纪早期所有连续类型军舰之间的差异都相形见绌。

　　20世纪战争最惊人的部分无疑发生在空中。飞机最早用于军事是在1911年，当时意大利在与土耳其交战时使用了轰炸机和侦察飞行。这些早期飞机与2000年最精密的军用飞机（即1989年投入使用的B-2隐形轰炸机）之间的差距，足以令人窒息。B–2隐形轰炸机的航程达到11000千米，巡航速度为大约每小时900千米，且它实际上是无法探测的，能够穿透任何防空系统，发确制导的炸弹或者10兆吨以上TNT当量的核武器。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比较各个时期的武器火力、军队机动的速度和范围，以及武装力量的无数其他维度。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从1900~2000年，大炮的威力提高了20倍；从1918~2000年，反坦克火力提高了60倍。但是为20世纪全部变化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却要难得多。

　　我选择的2000年与1900年的西方战争能力的比率为50∶1，这样产生的19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就只有5分（与2000年的250分相比）。很显然，这个分数跟瞎猜差不多。如果选择100∶1的比率，则1900年的得分为2.5分，也许同样是个说得过去的猜测。不过假如比率是25∶1，1900年的得分就会是10分，就不大可能了。

　　这一误差幅度比整体社会发展指数的误差（见第七章）要大得多，但20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与所有较早阶段的分数之间的巨大差距，意味着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2000年之前的所有分数减半或翻倍，也不会使指数出现任何可以辨别的差异。表5.1、图5.1和图5.2运用我估计的数字，展现了自公元前4000年以来东方和西方战争能力的分数。图5.3和图5.4则展现了如果我们将对2000年之前的所有估计减半之后得到的分数。

　　在纵轴上使用对数标尺使得差异更明显，所以图5.2在对数－线性轴上显示了我计算的分数，图5.4以同样方式显示了修订后的数字（即2000年前所有时期使用的都是减半后的分数）。修订后的数字当然使20世纪的破坏力比我的估计大了一倍，但是将2000年以前的分数减半的主要结果，并不是增加了现代/前现代的反差，而是使得公元前100~公元200年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变得极小，以致无法衡量（而我的估计则相反，显示出罗马帝国的战争能力稍强于汉帝国）。结论必然是，对2000年与1900年之间战争能力的比率的任何合理的估计——无论是50∶1，还是100∶1，还是只有25∶1——对于更大的社会发展指数都没有什么差别。

　　图5.3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以线性–线性标尺标绘，将2000年前的所有分数减半）

　　图5.4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以对数－线性尺度标绘，并将2000年前的所有分数减半）

　　1800~19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飞跃与1900~2000年的飞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也非常巨大。武器的射程、精度、射速，抛射的力度（因炸弹的发明而威力更大），军队的规模，运输的速度，以及后勤保障能力，在整个19世纪都普遍提高了一个数量级。然而，纯技术力量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其的应用。据军事分析家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计算，1800年左右时，如果一个拿破仑式的千人步兵团向另一个步兵团发起冲锋，针对每一个攻方士兵，守方大致能打两发；如果一个世纪后重复同样的步兵团攻防，那么就将有200多发射向每一个攻方士兵。不过，令人惊奇的是，从1815~1918年，军队在战斗中的伤亡比例实际上呈下降趋势，因为战术家们采用了新的作战方式，使得部队暴露在敌人直接火力下的机会降到了最低。

　　法国人于18世纪90年代发明了“全民动员”，使得军队规模扩大到50万人——将近1900年世界最大军队的一半了——但是其主要武器滑膛比1900年的效率就差远了。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拿破仑步兵每分钟也只能打大约4发。滑膛枪的可以射到400米开外，但射程一超过50米（最多75米）就很不准确了，只打一个单发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甚至在打不超过75米的目标时，也只有多人齐射才有命中把握。在18世纪的一次演习中，手们射击60米外一个宽达30米的目标，只有不到一半人命中。

　　滑膛大炮，尤其是能发射12磅[5]重炮弹的大炮，每分钟能发射4~6发炮弹，有效射程达到500米，于1800年开始成为战场主宰，但滑膛炮仍然远不及1900年的膛线炮更有效；平射弹道的炮弹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普遍使用的。

　　1800年最好的军舰，比如英国皇家海军的胜利号（1765年下水），在顺风的情况下航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5~17千米，但在恶劣天气下就要慢得多。胜利号载有104门炮，总共能发射大约1吨实心弹丸，射程大约为2000米。该舰与无畏号出现之前其他拥有钢铁装甲、蒸汽动力、炮弹和鱼雷的军舰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

　　又一次，将军事系统的复杂性概括为一个单一的分数，是件非常主观的事情，但我认为1900年和1800年西方战争能力的比率大约为10∶1，1800年的得分为0.5分。这个猜测的误差可能像我对1900年的猜测一样大（或者说与拿破仑时代的单发的准度差不多），真实比率也很可能是20∶1。如果相对于2000年的战争能力，我对1800年和1900年都高估了，那么我们也可以不给2000年打250分，给1900年打5分，给1800年打0.5分，我们完全可以在给2000年打250分的情况下，给1900年打2.5分，给1800年打0.13分，就像图5.5（线性－线（对数－线性图）所显示的。但是即使像现在这样把1900年前的分数大大减少，对整体社会发展指数所产生的影响也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所涉及的绝对数值实在太小了。

　　5.5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将以线性–线性标尺标绘，1900年之前的分数降低之后）

　　5.6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以对数－线性尺度标绘，并将1900年之前的分数降低之后）

　　•罗伯茨（Michael Roberts）以及最重要的杰弗里•帕克（GeoffreyParker）的先锋性工作，1500~1800年这段时期已经广为人知是“欧洲军事时期”，其特点是陆海军规模、效率、火力和到达范围的巨大增长。然而与1800~1900年的变化相比，这些军事实际相形见绌，不过它们仍然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军事能力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火器和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一些社会利用了这些变化，是促使军事发生的重要原因。使用火药的武器在

　　14世纪20年代就到达了欧洲，但过了100年，它们才开始在陆地和海洋的战场上变得重要起来。甚至在1500年，火们的发射率还在以几分钟打一发，而不是一分钟打几发计算，而他们的枪只在非常短的射程内才有效。特别是在英国，长弓在训练有素的弓箭手手里，每分钟能发10箭，精度可达200米，不少士兵都不相信，弓将不再是最优越的武器。而在骑兵最为重要的大草原上，直到17世纪，弓仍然在战场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早期的火绳枪也能发射比箭要重的抛弹（滑膛铅丸），因此有更强的穿透力，但火枪的主要优势是对的技能要求较低，不像弓箭手那样需要学很多技巧。正如意大利的拉文那战役（

　　1512年）、马里尼亚诺战役（1515年）和比科卡战役（1522年）所证明的，在适宜环境下，众多火枪是可以战胜弓箭和长矛的。早在1490年，威尼斯就决定用枪来取代十字弓，到了16世纪60年代时，英国人对长弓的喜爱已经确定无疑地被普遍认为不合时宜了。1594年，荷兰陆军发明了队列战术和火枪齐射，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效率（尽管他们的战术需要更多训练和管理）。17世纪30年代，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向世人展示了这种新办法的威力有多大。

　　世纪，燧石发火装置极大地提高了火枪的发射率。18世纪插座式刺刀的出现又使火同时能发挥长矛手的作用。大炮的进步更是迅速。到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火炮已经使中世纪的石制堡垒失去了作用，但到17世纪中叶时，更复杂的土木工事又重塑了防守方的优势。

　　世纪晚期组织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法国在陆上发明了纵队进攻和军队的部门结构，英国在海上进行了战术革新——进一步提升了军队的绩效，但是最大的变革还是在组织方面。当时最强大的西欧国家法国，1500年时能够组织四五万人的军队；1600年时能组织8万；1700年时为40万；1812年拿破仑入侵时率领的是60万大军。海军的增长要缓慢一些，1700~1800年，英国（当时最强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和都将其现役军舰数大致涨了一倍，而法国的舰队在1689年路易十六入侵英国的计划失败后，实际上萎缩了。这段时期开始时，奥斯曼土耳其的陆海军实力都还是西方最强的；但到结束时，军事力量的天平已经决定性地倾向了西欧方面。将如此众多而复杂的信息转化为西方战争能力的单一分数，又一次需要动用非常主观的猜测，但是

　　1500~1800年的变化，尽管有的性质，却明显比1800~1900年的变革要小得多（更不用说与1900~2000年相比了）。西方战争能力在16世纪大致增长了50%，在17世纪增长了100%，18世纪又增长了50%，在整个军事时期实力涨了4倍（与之对比的是，我估计19世纪涨了10倍，20世纪涨了20倍）。从1800年的分数0.5分向后推，1700年的分数大致为0.35分，1600年为0.18分，1500年为0.13分（见图5.7）。

　　1~1500年）大多数军事通史学家认为，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前半期，西方的战争能力总体下降了，在后半期恢复。但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伯纳德

　　•巴克拉克（Bernard Bachrach）在其一系列研究中，提出后罗马时代的西欧军队比其他历史学家设想的规模更大，更多地由步兵主宰，更善于远程作战，更多采用围困战术而不是直接战斗。然而，这只是极少数人的观点，我还是追随主流意见：西欧的军事力量自200年后开始下降，400年后下降得更快，600~800年时极其衰弱，然后缓慢恢复，1300年后复兴开始加速。倒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14世纪黑死病肆虐后，在军事方面出现了堪与能量获取和社会组织相比的衰退。然而，尽管战场上有重要变化，比如由于能够得到更大的马匹和马镫，使得重型骑兵兴起，伊斯兰军队中马上弓箭手的效率也在提高，但公元

　　500~1300年战术的持续性更引人注目（实际上自公元前700年后的整个2000年间，战术都没有什么大变化，因为普遍都在使用铁兵器和骑兵）。基本的军事要素——铁兵器、金属盔甲、步兵和骑兵结合的战术、箭术、围城机械、划桨结合风能的战船——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几乎没有变化，真正的变化是在后勤和组织方面。公元前

　　1世纪30年代，罗马共和国大约有25万武装人员。他们被编制在效率极高的军团内，得到前现代世界最出色的后勤系统的支持。他们（大部分时间）由优秀的职业尉官和士官领导，即使他们的高级军官——特别是在共和国时期——有时不尽如人意。公元

　　3世纪的危机后，军队扩大了，在4世纪中叶时可能达到了大约50万人。关于晚期罗马军队的素质，存在很多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任务的性质变了，从边境防御转向了纵深防御，随之引起了组织上的变化，卫戍部队和野战军的差别越来越大，后者采用了比早期帝队更小的单位和更多的骑兵，所有部队也都更加依赖机动兵力。有些旧说法称卫戍部队效率低下，可能言过其实了，但从

　　2世纪60年代的安东尼瘟疫到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罗马军事力量恐怕的确严重衰退了（尽管还不是灾难性的）。从阿德里安堡战役到

　　609年波斯国王霍斯劳二世入侵拜占庭帝国，由于人口下降加上行政结构破碎，西方军队的规模和战斗力进一步下滑。到7世纪时，军队萎缩到只剩下几万人。阿拉伯人之所以得以迅速征服了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大部，更多地要归因于帝国结构的瓦解，而不是哈里发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整个西方中世纪，军队始终规模很小、组织涣散、供给不力，人数基本不到罗马帝队的

　　1/10，效率更不值一提。中世纪的欧洲军队有学者仔细地研究，但没有得到那么透彻研究的拜占庭军队，特别是伊斯兰军队，在大约630~1500年也许仍很强大，尤其是在土耳其军队配备了成千上万名强悍的马上弓箭手后。西欧的十字军于

　　1099年奋力攻占了耶路撒冷，拜占庭军队也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总体而言，10~15世纪，优势在土耳其人一边。1527年，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据称能召集75000名骑兵（大多数是弓箭手）和28000名持枪步兵，另外还有野战炮兵。尽管他在1529年未能攻克维也纳，土耳其军队仍然是16世纪西方最强大的军队，很可能在17世纪还继续领先。同样，土耳其海军尽管在1571年著名的勒班陀战役中也吃了败仗，但直到1600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始终是教势力在地中海上的一个强劲对手。将所有这些历史简化为战争能力的分数，又一次需要将每支军队所面临的具体任务抽象化，但一些基本结论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1500年西方最大的军队的规模仍然比罗马共和国晚期或罗马帝国早期的军队要小得多，并且远不及罗马人技艺娴熟；但是火器威力的增长（尤其在攻打堡垒时，庞大的野战军与轻骑兵相结合，如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使我怀疑苏莱曼大帝的军事实力恐怕最终赶上了恺撒的军队。如果给

　　1500年西方的战争能力打0.13分，那么给1年打0.12分，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认为罗马军事力量直到4世纪时仍然很强，然后骤降的普遍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也许可以认为300年时有0.1分，到600年阿拉伯人征服前夕时暴跌至只有0.04分，到1200年时又反弹至0.08分，然后于1500年更快地攀升至0.13分（见图5.8）。[认为罗马的分数应该稍高一些（比如说0.13或0.14分）或稍低一些（比如0.10和0.14分似乎更为合理）的历史学家们，也可相应地调整300~1200年的分数。]这些数字与历史文学中的定性估计是相一致的。然而，其中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抽象性和主观判断，反对者也许不会接受。这就是说，图

　　5.9展现了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前现代时期战争能力的分数，包括恺撒时代和苏莱曼时代的分数，以公元2000年的视角看时都太小了，对它们进行任何可以想象的调整，都不会对社会发展指数造成多少影响。而且这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军事力量超乎寻常而造成的人为假象。图5.10显示，即使从1900年的视点来观察，1~8世纪西方军事实力的变化都仍然小到可以不计。只有当我们从1800年的视角（如图5.11）回望时，我们才能看出早期分数间明显的高下。即使我们将600~800年的分数翻倍，或者断定罗马的战争能力直到1600年而不是1500年才被超越，那也没有什么不同。

　　3000~前1年）公元前最后三个千年，将我们从埃及第一位法老纳美尔的时代，带到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时代，人类的战争能力有了相当显著的增强。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战场上的主要进步也许要列上：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青铜武器取代了石制武器；公元前

　　2500年，重型步兵兴起；公元前1600年左右，马拉战车普及；大约同一时代，合成弓（反射弓）取代了单弓（整片弓）；公元前1100年后，铁制武器取代了青铜武器；公元前900年左右，骑兵出现；公元前700年后，三桨座战船普及；公元前600年后，方阵战术兴起，并不断得到改善；公元前400年后，扭力弹弩和更大的战船（四桨座和五桨座的大帆船）出现；公元前300年左右，堡垒得到完善；公元前200年左右，更灵活的步兵战术得到发展。对于军队组织方面的进步，我们也可以列出同样的单子：专门的战场阵形最早的迹象出现在大约公元前

　　2500年，至今所知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大约公元前2350年，职业战车手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由税收支持的常备军出现在公元前750年之后，专职水军出现在公元前500年之后，罗马人对征兵制的改革发生在公元前400年之后。军队规模也显示出同样的上升途径：大约公元前2350年时，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号称麾下有5400人；公元前1274年加低斯之战时，交战双方分别投入了大约30000名步兵、5000辆战车；公元前845年，跟随亚述国王萨尔玛那萨尔三世出征的有10万人；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腊时出动的也是10万大军（准确的数字有争议）；公元前3世纪40~60年代罗马和迦太基大战时，动用的水军兵力也以10万计。图

　　5.12展示了3种用数字表示公元前3000~前1年战争能力的结果。我给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战争能力打了0分，并不表示我支持曾经一度流行的一种观点：国家出现之前的社会都是和平之地。这种理论已经被彻底否定了。0分纯粹是技术上的问题，反映的是社会可用的破坏力太小，发动不了足以记录在社会发展指数上的战争。

　　我们当然可以从其他假设起步，比如说，从我们至今听说的第一支常备军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间，公元前

　　24世纪开始计分，但没有明显理由重视这些假设中的某一个而忽视其他。我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计0.01分，纯粹是因为这是一个便利的整数，但是也没有其他看似合理的假设能使社会发展指数显示出任何比较明显的差异来。图

　　5.12中最上方的线年按简单的算术增量增长的战争能力，中间的线显示了按几何量级增长的战争能力（即以每世纪8.65%的稳定增长率增长），最下方的线显示的是我对变化率的估计。（从公元前3000年的0.01分到公元前1年的0.12分，算术曲线和几何曲线都不是平稳上升的，因为涉及的数字实在太小，而最低分数是0.01分，上升线都不可避免地是曲折的。）算术增长显然不符合实际。那意味着到公元前2200年时，阿卡德国王沙尔卡里沙里和埃及法老佩皮二世的军队（大部分人有青铜武器，但也有一些士兵只有石制武器，步兵几乎没有盔甲，军中没有战车或骑兵，只会构筑非常初级的防御工事）可以得0.04

　　分，简直与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的军队（有铁制兵器、反射弓、骑兵和骆驼部队，会构筑坚固的城堡）一样强大了。那还意味着公元前1300年时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军队（可得0.08分），像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一样威武了。这两种结论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几何曲线似乎要可信得多，尽管该曲线年的崩溃，肯定过于简化了事实。公元前2200~前

　　2000年的崩溃也对战争能力有巨大影响，但是又一次因为那个时期的分值太低（只有0.01分），无法在图中将衰退显示出来，除非我们假设公元前21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战争能力跌回到国家产生之前、青铜利用之前的水平，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我估计的增长率走向与简单化的几何曲线相差甚远。我的曲线年后缓慢起步，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黑暗时代有所下降（从0.04

　　分降至0.03分），继而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有一次快速增长。（无论在几何曲线上还是估计曲线年的分数都是相同的0.07分，倒不是因为这段时期战争没有发展——这个世纪的军事水平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重装步兵和三桨座战船发展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和迦太基时期的各种武器协同的战术和五桨座战船——而是因为要把极小的数字凑成整数：公元前400年的分数恰好勉强超过0.07分，而公元前300年的分数不足以进到0.08分。）几何曲线和估计曲线世纪，也就是国际时代的国王们似乎正要将东地中海地区变成一个单一大帝国的时期，当时的战争能力大致处于公元7世纪所跌回的相同水平（0.04分）。公元7世纪时，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都在分崩离析，阿拉伯的征服者们正企图夺回他们先前的领地。估计曲线还显示，古代的战争能力在约公元前900年时恢复到公元前13

　　世纪的水平，当时诸如阿达德尼拉里二世等亚述国王也建立起大帝国。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提出了这些看似合理的结论。最后，我的估计还表明，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罗马的战争能力与公元1300~1500年西方的水平非常接近——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应该会认同这个观点。图5.13公元前3000~前1年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

　　23.难以评估的东方2000年东西方的军事平衡2000年东方最大的军事强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尽管获得其军事力量的大体数字非常容易，给东方的战争能力打多少分却困难得多。2000

　　1，洲际弹道导弹超过10∶1，核潜艇为14∶1，航空母舰编队为11∶0。两军主战坦克的数量大致相当，但美国坦克的质量远比中国好得多。在从卡车到直升机在内的所有其他武器上，美国都占压倒优势。就总体技术能力而言，美国领先得甚至还要多。西方的军事主宰当然不是全面的，经常有分析家对美国海军是否敢在海峡与中国众多潜艇和反舰导弹直接对抗表示怀疑；但中国在其近海之外几乎没有施展其军事力量，而美国却像个巨人一样跨坐在其他国家上。公元2000年西方的战争能力显然比东方强很多，但究竟强多少？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试图把这个问题简化成一个单一分数。最广为人知的数字比较恐怕要数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简称CINC）了。这是国际关系方面广为应用的一个计分系统，旨在标示每个国家的硬实力在世界上所占的百分比。其分数可回溯至1816年，但只能用于进行国家之间的共时比较，不能衡量历时性的能力变化。不过，CINC

　　CINC，2000年时，中国（16%）已经超越了美国（14%），尽管两个大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军事不平衡。

　　•唐尼根（James Dunnigan）在他的《如何作战》（How to Make War）一书中，采用了非常不同的办法，给不同国家的“战斗力”打不同的分数。他对陆上实力和海上实力分别打分，在两个项目上都将美国定为榜首。在陆上，美国得2488

　　分；中国排第二，得827分。在海上，美国得302分，中国排第5，得16分。（英国排第二，得46分；俄罗斯排第三，得45分；日本排第4，得26分。）如果我还继续沿用在社会发展指数中使用的技巧，只关心东方和西方最发达的地区，那么采用唐尼根的数字，将使公元2000年时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的比率大致为：陆上3∶1，海上19∶1。如果我们将陆上和海上的分数相加，那么美国就是2790

　　分，中国为843分（比率为3.3∶1）。如果我们改变一下，对陆上和海上实力等量齐观，将美国在两个领域的分数都转换成125分，同样合计入我在此使用的250分系统内，那么中国的得分为48.17分（陆上41.55分，海上6.62分），西方和东方的比率则略高于5∶1。唐尼根没有解释他的分数是怎么得来的，但如果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的比率在3∶1~5∶1这个范围的话，必然要设想投资收益是递减的，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中国，2000年时双方的比率为9∶1~21

　　∶1。在技术的复杂精密性方面也应大大加权，因为美国占有巨大优势的是复杂的技术密集型武器，如洲际弹道导弹、反导弹系统、隐形轰炸机、精确制导导弹和航空母舰，而不是诸如冲锋枪和手榴弹之类的简单武器。美国在电子战方面领先多少，还须继续观察，但2010年和2012年其分别利用“Stuxnet蠕虫病毒”和恶意程序“火焰”发动的网络攻击分别获得成功，表明美国的优势相当大。美国及其盟友在击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低技术敌人时所遇到的困难，表明唐尼根的假设有其价值，但也有证据显示，这些困难既源于战略和原则的失误，也与西方战争能力固有的局限性有关。还有一些军事分析家认为，投资实际上是收益递增的，在信息处理技术不断完善和信息传输系统越发精确的驱动下，军事已经给作战方式带来了极大改变，程度不亚于现代早期欧洲的军事（速度却要快得多）。1991年和2003年对伊拉克常规部队“一边倒”的战争，证明这种观点也有其价值。军事似乎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国与国之间交战的方式，扩大了西方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战争能力方面的领先优势，但对于占领和安抚战败国却没有多少影响。公元2000

　　要高得多。这将是历史上西方和东方战争能力最为悬殊的比率，甚至使19世纪和20世纪的比率都相形见绌，但是，公元2000年时东方和西方军事力量方面巨大的技术差距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的估计是合理而准确的，在社会发展指数上，与西方的250分相比，20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只能得12.5分。如果唐尼根的估计更准确，那么2000年东方可得48.17分（图5.14

　　中估计的“低分数”）或75.54分（“高分数”）。图5.14对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军事力量对比的不同定量估计东方的现代军事（185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