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油气行业70年探索与辉煌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也可称为危化证、危化品许可证。LNG危险化学品许可证办理、成品油危化品许可证办理、CNG经营许可证办理、甲烷危险品许可证办理和许可证变更、延期也是我们经营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油气工业总体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原油产量从1949年的12万吨增长至2018年约1.9亿吨，成品油产量从1949年约4.3万吨增长至2018年约3.68亿吨，天然气产量从1949年的0.112亿立方米增长至2018年约1610.2亿立方米。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际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奠定了我国油气工业的基础，也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该说，我国油气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后，走过了辉煌的历程，无论是一线工人，还是领导干部、科学家，“铁人精神”成为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一代又一代“油气人”在中国油气工业史上谱写出一个个壮丽篇章。

　　在1949年至1977年的28年间我国油气产业从无到有，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1949～1959年是我国石油工业探索起步期。这一期间，一方面通过组建中苏石油股份公司（1950年），全面恢复新山子油矿，培养石油技术与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在全国有重点地开展石油勘探工作，石油勘探工作很快在西北取得成效。1955年，克拉玛依第一口井喷油；1957年玉门成为我国第一个包括地质勘探、钻井工程、油田开发、原油炼制在内的石油工业基地；1958年，青海石油勘探局在冷湖打出日产800吨高产油井。此外，在四川发现了南充、桂花等七个油田。到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已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9月，大庆松基3井喷油，标志着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探索起步期的结束。进入1960～1978年，值得纪念的是中国大型油田的发现和炼油技术的进步。

　　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世界级大油田。大庆工人仅用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就探明了含油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地质储量达22.6亿吨的大油田；仅用三年半时间，就开发建设了面积达146平方公里、年产能力达600万吨的原油生产基地，为国家累计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51.3%。大庆油田的发现对实现石油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大加快了我国石油工业发展进程。我国石油产量从1960年的520万吨很快增长到1965年的1132万吨，结束了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大庆石油会战推动了中国石油地质理论的发展和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丰富了中国的陆相生油理论，用事实证明了陆相地层同样可以生成大油田，从而使人们的认识从陆相贫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大改变了对中国石油资源的评价和看法。“中国贫油”的说法，从此成为历史的陈迹。

　　经过1966年至1978年的艰苦努力，13年来原油生产以平均每年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原油年产量突破1亿吨，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八大产油国。从1973年起，大庆油田区域的萨尔图和杏树岗油田原油年产量开始回升，1975年达3527万吨，比l971年增加了858万吨。另外，1972年10月组建的甸油田开发方案研究攻关队，用四个月时间编制了甸油田开发方案，方案规划钻井1000口，年产原油800万吨。经过1973年和1974年两年的开发、建设，甸油田于1975年全面投入生产，原油年产量达1099.2万吨。另外，从1966年到1978年，胜利、大港、克拉玛依和吉林四个油田的原油年产量从276.1万吨提高到2783.67万吨，增长了9倍多。

　　1963年初，石油工业部提出，在成品油品种和数量上要“三年过关，五年立足于国内”，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成品油的全部自给。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规划目标，在炼油厂新技术核心领导小组的具体组织下，全国各炼油科研、设计、生产、施工、机械制造、科技情报和教育等单位实行大协作，对工艺研究、装备设计、材料供应、设备制造、建设施工和生产准备以及仪表自动化、分析测试方法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明确分工。制定了进度计划，开展了炼油技术大攻关，并得到各地方、各有关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大力协作配合。各级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以“为国争光，为民争光”的英雄气概和强烈责任感，在当时十分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艰苦奋斗，创造出很高的工作效率，解决了一系列问题。终于在1965年前后攻克了技术难关，并陆续建成工业装置，顺利投入工业化生产。炼油技术的开发和工业化的实现，使中国炼油工艺技术实现了重大飞跃，大大缩小了与当时国外炼油技术水平的差距，既为我国石油产品立足于国内作出了重要贡献，又为此后炼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六年艰苦奋斗，到1965年底，全国炼油年加工能力达到l423万吨，相当于1959年的2.5倍；当年实际加工原油1083万吨，相当于1959年的2.7倍；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四大类产品产量达到617万吨，相当于1959年的2.7倍；石油产品品种达到494种，比1959年增加了185种；按当时消费水平统计计算的石油产品自给率，由1959年的40.6%提高到1965年的l00%，结束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历史，提前实现了“三年过关，五年立足于国内”的目标。

　　尽管受到一定影响，但到1978年，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生产各种油品6500万吨。原油和成品油的生产发展，保证了国家的基本需要，从1966年到1978年共提供工业燃料用油2.49亿吨。1966年以后根据国内成品油需求大幅增加的实际情况，各个老厂均进行了改造扩建，在全国新增加了一批大中型炼油厂和地方或油田小炼厂。1978年，炼油加工能力达到929l万吨，相当于1965年的6.5倍；实际加工原油7069.1万吨，为1965年的6.5倍；生产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四大类产品3352.23万吨，为1965年的5.4倍；石油产品品种达到656种，比1965年增加162种。

　　1965年和1966年，在川东和川西地区勘探发现了10个气田，天然气储量得到新的增长，建成了威远气田至成都、长垣坝气田至纳溪和东溪气田至石油沟气田的输气管道，共生产天然气21亿立方米，保证了重庆、泸州、自贡和成都等城市的工业用气。从1971年起，随着形势转变，逐步在川南、川西北和川东恢复勘探，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气田和输气管道建设。截至1978年，新发现了川西北中坝气田和川南、川西南的19个气田。特别是在川东地区发现的石炭系天然气藏，为四川天然气勘探开辟了新的前景。从1966年到1978年，在四川发现了多个气田，天然气储量大幅增长，天然气产量由1965年的8.9亿立方米增加到1978年的60.8亿立方米。四川盆地的产气区域，由川南、川东、川西南发展到川西北、泸州、自贡、成都，扩大了供气范围，同时为四川、云南、贵州建设大化肥厂提供了资源条件。加上辽河等油气田的发现，到1978年，天然气产量达138亿立方米。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改革开放改变发展模式，吸收先进生产要素，为油气行业发展注入巨大活力。随着1978年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我国跻身世界产油大国行列。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勘探资金不足导致勘探开发工作量一度出现下降。

　　1979年，国家地质总局成立石油普查勘探局和海洋地质司，中美建交，海洋石油开始对外开放，多家跨国石油公司进入中国油气上游市场。1980年提出的石油大包干设想，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中央作出石油全行业实施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重大决策，即石油工业在完成年产1亿吨原油任务后，可将超产、节约自用和降低损耗的原油出口，所得资金绝大部分作为石油勘探、开发基金。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中日合作在鄂尔多斯盆地进行了石油天然气地质普查，这是我国最早的陆上石油对外合作。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推广，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及相关法规颁布，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正式成立，统一对外合作开发海洋石油，中国进入了开发海上油气资源的新时期。1984年地质矿产部西北石油地质局在塔里木北部施工“沙参2井”，发现了优质高产工业油气流，拉开了塔里木盆地石油开发大幕。

　　1985年2月13日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关于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请示》，并通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确定陆上石油对外合作勘探开发只限在中央和国务院已批准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十个省区以及内蒙古二连地区进行，由石油工业部作为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的政府主管部门，由中国石油开发公司负责经营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的业务。

　　1986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矿产资源法》出台，实行探矿权、采矿权登记制度。“承包制”在石油领域成功实施后，1987年在全国实行了天然气商品量常数包干，超产部分按高价销售，差价收入作为天然气勘探开发专项基金。文件规定天然气商品量每年包干基数定为67.5亿立方米（时间段定为1987年至1990年）。之后，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撤消了石油部，成立了能源部、中石油。1978年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即允许中国海洋石油工业采取多种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国内暂时不能生产的先进装备，并可向国外，带动油气工业积极、稳妥地探索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加快了我国油气工业的发展。从1981年到1988年，通过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共筹集勘探开发基金294亿元，大大缓解了原油勘探过程中的资金紧张问题；共雇用国外40个专业队，投入28亿多美元引进技术和设备，使队伍的装备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在开发资金的支持和政策举措的激励下，我国石油产量在经历1981年低谷之后年年攀升，1990年已接近1.4亿吨，相比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增长近30%。油气行业发展为我国改革初期的整体经济复苏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支撑着改革开放成果在其他行业快速显现。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石油需求快速增长，1993年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伴随着形势的突变，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模式做出重大调整。1993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为石油工业制定了“国内为主、国外补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发展方针。在此形势下，1992年原隶属于中国石油集团的石油工程队伍率先走出去开辟国际市场，之后三大石油公司开始开展海外油气勘探开发业务。经过多年的努力，三大石油公司业务已经遍及全球，海外作业规模、权益油产量实现快速增长，“走出去”战略为石油公司之后的国际化经营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国务院出台《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并批准塔里木等盆地对外合作开放。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推进政企分开，油气资源由国土资源部统一管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8年底，我国在海域通过双边谈判和四轮招标招商活动，与18个国家和地区的68家公司签订了137个石油合同和协议，合作海域总面积累计达97万平方公里；外商累计直接投资达59亿美元；通过对外合作发现油田20个，含油构造22个，探明石油地质储量4.6亿吨，累计产油6300多万吨。此后，我国海外权益油产量进一步提升。2001年三大石油公司获得权益油近1000万吨，2006年突破4000万吨，2010年达到7500万吨的水平。2012年我国已在全球33个国家执行了100多个国际油气合作项目，建成了5大国际油气合作区。2018年我国在5大油气区的权益油已突破2亿吨。以三大石油公司为代表的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得到成功实施。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为油气行业发展迎来了历史机遇期。经过10多年来上游、中游、下游市场的进一步改革，中国石油行业更为成熟，发展进入良性通道。上游方面，从2012年到2014年，我国原油进口权分别向特定企业和民营企业开放。

　　2015年7月，国土资源部发布新疆石油天然气勘察区块招标公告，标志着以新疆为试点的油气资源上游领域改革正式拉开序幕。2017年4月，国务院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建立矿产资源国家权益金制度。2017年6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改革和完善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制度，对有效解决在矿业权配置管理过程中因市场化程度不高和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在页岩气开发过程中首次鼓励民营经济参与。中游方面，2014年2月，国家能源局印发《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制定了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向第三方开发的相关细则。在管道运输价格、成本监审、信息公开等配套政策的支撑下，油气输配体制改革和第三方准入机制逐步完善。

　　2017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提出构建“衔接上下游、沟通东西部、贯通南北方”的油气管网体系，计划到2025年，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24万公里。下游方面，随着2015年原油进口权和使用权的逐步放开，下游市场竞争主体增多。截至2018年4月，累计36家地炼企业获批2018年第一批原油非国营进口量9541万吨、进口原油使用配额1.04亿吨。2018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2018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取消对外资加油站建设、经营的数量与股比限制。另外，2017年5月，中央、国务院印发油气改革纲领性文件《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成油气改革的顶层设计。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使得我国油气工业更为成熟，向国际化标准一步步逼近。

　　党的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逐渐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域外走向域内，从跟随参与到积极有为发挥重要影响力，我国在能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从不断深入参与既有框架下能源治理合作，到锐意创新搭建能源治理平台，再到积极主动引领气候治理国际合作，所有这些都使我国油气产业的国际化水平进入了更为快速的发展阶段。我国多年的油气工业“走出去”也反过来为推动我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作积累了巨大能量。中国已经在全球33个国家执行了100多个国际油气合作项目，建成了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等五大国际油气合作区，获得了相当规模的权益油气资源。尤其在当前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之下，中国在油气勘探与开发、油气贸易、油气过境运输等重要领域开展国际油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确定了中蒙俄、新亚欧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基本覆盖了我国能源进口的主要通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A、B、C三线都已投入运行，对接国内“西气东输”管线，D线处于建设之中。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气源取自土库曼斯坦，A、B、C三线途径哈萨克斯坦，D线绕行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新建管道将增加我国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将重点关注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天然气管道运输，并进一步密切与伊朗和中东等国的能源贸易联系，新开辟的中国-巴基斯坦通道将减少我国海上油气进口对于马六甲海峡的依赖。油气管线的建设是六大经济走廊的重点合作内容，有利于提高能源陆上运输的便捷性，降低运输成本，全面提升运输效率。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70年油气工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不禁感叹一代又一代坚守在油气行业的劳动者，为支撑祖国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身上体现的我国油气行业长期积累的文化基因——“铁人精神”或“石油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未来油气人仍将任重道远。我们必须瞄准前沿、励精图治，不但要为未来30年实现国家百年目标的“中国梦”继续前行，而且要为更长远的未来做好战略准备。

　　一是“能效”被视为我国的“第一能源”，我国在工业、交通、建筑、生活等行业节能潜力依然巨大，为支撑上述行业发展，首先要在全产业链中考虑节能。另外，未来30年，电动取代燃油、燃气动力的比例将大大增加，尤其在交通领域，燃油、燃气动力与电动的主辅地位将完成互换，燃油驱动交通工具将成为辅助交通工具。到2050年，中国石油需求增速曲线将随着中国城镇化完成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到2090年（下一个70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均将维持在10%左右的水平。

　　二是2050年之前，我国陆上和海上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伴随着储能、节能等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不断下降仍将快速增长，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的比例有望达到60%。但天然气在2050年以前对改善我国各地能源结构、缓解大气污染的作用至关重要，其作用几乎无法替代，主要需求点包括清洁能源替代需求的城镇和新一轮城镇化催生的新需求市场。到2050年，海上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开发技术将更为成熟、成本将更低，有望对部分陆上天然气资源不足有所补偿。

　　三是未来单币种结算形成的全球能源安全体系和油气地缘供需格局将随更多币种（人民币将有望挤进）有机会在一定程度、特定市场上结算应用而变化，未来我国在油气行业的竞争格局将随之改变。全球经济重新洗牌将在2050年后彻底重塑世界新的多极化格局。为此，有两方面的能力将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国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深度、广度及全球领导力；二是石油公司国际化勘探开发与全球化油气贸易一体化能力。这实际上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我国未来国际能源合作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概念、新任务。

　　四是目前新一轮以数字信息为主导的技术变革已经开始，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将对油气行业产生巨大影响，油气上游、中游、下游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将进一步重塑。到2050年，我国将完成能源转型全过程，届时全行业将重新核算人力和技术成本，全新技术为主的新一轮国际化竞争将在油气行业加剧。为此，油气行业要提早谋划，更加重视复合型、学科交叉型、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问题，注重打造“生态型企业”，以全新的开放合作思维解决跨界技术难题。

　　五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到2050年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能源安全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将明显改善，全球原有的地缘格局将进一步发生变化，金砖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等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都将进一步壮大，油气作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能源供应安全的纽带作用将更为突出，中国需要提早主导更新包括《能源宪章条约》在内的国际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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