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地矿事业的繁荣之路

　　赵文津院士，物理探矿及深部探测专家，1952年6月入党，同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在1952年9月5日地质部宣告成立之前，进入地质部门，经历了从勘探队，到研究所、研究院，以及物探局、地矿部机关工作的历练，亲身参与和经历了我国许多重大的地质业务事件。

　　记者采访赵文津院士，意在请他以其亲身经历、体会和经验，谈一谈中国党领导中国地矿事业发展的光辉历程。本报今天刊出此文，以飨读者。

　　《中国矿业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党的领导下，我国矿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我国地矿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对于老一辈建立起来的历史功业，您是怎么看的？

　　赵文津院士：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提出了指导地质工作“大发展、大转变”的方针，积极扩大队伍，依靠苏联的科技支撑，开展找矿活动，保证国家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我国地质矿业的大发展。

　　1950年，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并纠集14个西方主要国家，操纵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其中对中国禁运的项目就达500余种。苏联对新中国施以援手，支援建设156项重大工程。作为我国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内容，开展这些项目都亟待落实石油、铁、铜、煤等基本矿产资源。在敌人封锁的条件下，我们只能走自力更生之路，在自己的国土内去找。

　　1950年2月，主席访苏。 2月17日，他会见中国的留苏学生，应邀在任湘同学的笔记本上题了词：开发矿业。这四个字体现了国家领袖对矿产资源保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对中国人民的强力号召。地矿部门积极贯彻“大发展、大转变”的方针，以适应国家需要，主要通过办地质学院、地质学校和招收年轻学子、办短期，迅速扩大队伍，并主要依靠苏联提供的各种勘查仪器设备及专家的指导开展全国找矿工作。

　　1952年9月5日地质部正式宣布成立后，将国家接管和组建的15个地质调查所和研究所的800名职工全部接收下来，并决定先成立６个重点地质勘探队，即河北庞家堡221铁矿勘探队、内蒙古包头241铁矿队、湖北大冶429铁矿勘探队、安徽铜官山321铜矿勘探队、甘肃白银厂641铜矿勘探队，以及陕西渭北642煤田勘探队（即三铁二铜一煤）。1952年，我们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大学生四五十人，也于10月分别由顾功叙和秦馨菱先生带队，进入铜陵的狮子山矿区和大冶矿区开始了找矿实习。1953年，物探人员又招兵买马组成了16个队。我们这些结束实习的学生被分散到全国16个矿区开展找矿活动。我接了顾功叙老师的班，变成了321物探队队长，带领100多人（3个队合并）在安徽沿江一带开展铜、铁矿普查。

　　这个时期，我们发现了新的矿体，保证了国家发展的需要。当时国家的实力是：钢产量仅仅有15万吨，原油12万吨，煤炭3200万吨，有色金属1.3万吨。

　　石油资源当时仅有陕西延长、新山子和甘肃玉门老君庙几个小油田和四川自流井、石油沟、圣灯山等几个小气田。1948年仅产原油8.9万吨。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延长地区打钻找油气失败后，认为中国东部为陆相盆地，西部海相地层又被严重破坏，提出了“中国贫油”论，并广为传播，在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经过几十年的勘探，我国已获得了大量的矿产资源。我国的油气资源也从玉门、延长等几个小油气田起家，发现和建成了20～30个大中型油气田，其中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稳产几十年之后，仍然年产达到4300万吨。而新的鄂尔多斯盆地的长庆油田年产已达到6000万吨的规模。近些年来，许多地区不同层位的页岩气的发现和开采也已达到很大规模。我国的煤炭，已经勘探发现有10～20个上几百亿吨的煤田，总储量和资源量可达几万亿吨。

　　我国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储量有了大幅增加，发现多个规模可达1000万吨级的斑岩铜矿矿床，金川铜镍矿的硫化镍矿的储量可达500万吨以上，铜储量达300万吨以上。

　　到1978年，我国年产铁矿石1.1亿吨，原煤6.2亿吨，原油1.1亿吨，十种有色金属产量达95.24万吨，黄金年产量达到20吨。现在，我国矿业已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柱产业。

　　从1977年，地质部从国家计委地质局改为国家地矿总局，孙大光任总局局长，开始了地质队伍的整顿和再起程，并再次强调要抓好国家矿产资源需求的保证工作。

　　1980年4月10日，地质部领导决定对30年找矿单位进行评功授奖，对在找石油、铀、煤、铁、铜、镍、钼、金矿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地质队进行表彰，共评出24个功勋单位。这次评功授奖大会，既检阅了地质部门找矿的贡献，也动员和激励了广大地质职工继续为祖国“四化”建设当好先行。

　　赵文津院士：地质找矿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工作。中国国土面积大，地质构造和矿产情况复杂多样。 我们几乎是白手起家。苏联政府和专家给了我们重大的科技支撑，十分关键。我认为，有三条重大建议对今天仍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是地质找矿活动要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扣合。按国家发展需求，积极地提前安排地质找矿工作，以期发现更多的矿产，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提供依据，改变了过去找矿工作的任意性，使广大地勘人员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安排进入一个新境界。

　　二是物探和地质找矿应转向大普查。1953-1954年，我们的物探队和地质队多囿于矿区范围内就矿找矿，收效甚微；我国的石油普查也限于在油田外围转，没有开展大面积的普查找新油田。因为，我国石油部门没有普查力量开展区域油气普查工作。

　　在1954年7月20日召开的地质部第一次物探队长会议上，李四光部长、何长工副部长都参加了会议，歇尔施尼尧夫、沙利柯夫和利比娜3位苏联专家提出“物化探工作要转向大普查，走在地质工作之前，积极发挥找矿作用”的建议，会议讨论后形成共识与行动。

　　苏联专家还推荐了要应用多种方法的综合普查方法。这是由于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为了使物探普查结果减少不确定性，要大力推广应用多种方法，取长补短。以后，这种做法也就成为中国普查的传统，意义重大。后来，中国地质科学院还专门成立了以吴功建为首的综合方法研究室，工作很有成效。

　　1954年12月，国务院也做出决定，由地质部负责石油普查工作，中国科学院负责油气研究工作。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积极进行了普查工作部署。与此同时，物探局也成立了北方物探大队、西方物探大队开展金属矿普查。1956年7-8月间，我被物探局派往四川重庆开始建立西南物探大队，推动四川盆地找油、西昌地区找富铁，和云南金平、墨江、力马河等地找镍矿以及在个旧地区找锡矿的工作。这样，从1955年起，地矿部门开始了金属矿和油气综合大普查的历史新阶段。

　　三是重视地质科技的支撑作用。找矿需要理论指导和技术方法、仪器设备支撑。从1953年起，苏联非常适时地给予我国巨大的地质科技支持，不仅派来大批专家和送来大批勘查仪器设备，还提供了各种地质物探工作的技术规程规范支援我国。如中国当时迫切需要加快铁矿普查，要建立航空磁测队。据传，苏联决定将用于军队探测潜水艇的洛卡切夫式航空磁力仪赠给中方，由地质部党组何长工亲自保管，并由他交到中国航磁队负责人杨光庆手中。后来，我国要开展石油普查时，苏联又提供给我们一种新的磁通门式的航空磁测仪。在我们迫切需要开发一种用于找浸染状不导电的斑岩铜矿的有效电法时，苏联就将当时提出直流激发极化法的专家卡马洛夫送到中国开展合作研发，并取得成功。中方的张赛珍同志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拟建一个勘查技术研究所，他们又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就如何建所和选择开发课题提出很好的建议。1953年，中方访苏带回大量的保证野外找矿工作的规范规程。我们组织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和推广使用，大大减少了野外工作的盲目性，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果。

　　通过多年学习苏联，听苏联专家的建议，在与中国地质矿产找矿实践结合中，我们加深了对地质找矿与地质科技研究之间关系的了解，认识到要自力更生就必须加强地质科技研究和开发工作；1953-1954年，我们按照苏联专家歇尔施尼尧夫的建议，开展了等电位线法的大普查，在甘肃白银厂开展含铜黄铁矿普查，没有得到什么积极结果。这使我们认识到，学习苏联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才能解决我国的矿产资源问题。中国的地质矿床特征与苏联的并不一样。

　　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国了解了西方的地质矿产情况和资本主义市场运作模式，思想上又获得了更多的解放。我们知道了要从全球角度，从地壳上地幔运动的角度，从地球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能源、矿产资源、地质灾害和全球气象灾害问题，要充分学习西方好的经验，摒弃他们落后的东西，不能盲目跟随他们。

　　赵文津院士：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公共汽车都是用煤气的。一种是汽车顶部放一个大煤气包；一种是车后背着一个煤气发生炉，中间加木头块，靠木头燃烧发生的煤气驱动汽车跑起来。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石油。中国可否找到石油资源就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之一。

　　当时的争论在于，中国东部主要是湖盆陆相沉积条件下有无可能找到大油田？中国有没有找油气前景？是否要发展煤炼油？海相、陆相生油理论的争论十分激烈。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位地质专家，如高振西、李春昱、黄汲清、谢家荣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李四光部长也参与讨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1954年3月1日，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在北京召开讨论会，有苏联政府石油专家代表团和在华的苏联石油专家团参加。李四光应邀赴会作报告，题目是《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的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具有很大创新意义的几点看法。

　　“大家知道，我对大地构造是有些特殊的看法，因此我要求专家和同志们给我一些耐心（听下去）。”这是李四光报告的开头语。苏联主流大地构造理论与黄汲清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都坚持地球以垂直运动为主的“槽台论”。而李四光的观点则强调地质应力作用、地壳的水平运动和构造体系理论。但这种理论在中国并不被重视和推广。从这一点讲，它是一种与“槽台论”不同的创新观点。

　　李四光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石油勘探工作的方向的研究意见。他强调了两点： 一个是盆地的沉积条件；一个是构造条件。

　　沉积条件，大地槽的边缘地带和比较深的盆地，水不太深也不太浅的条件，古气候是否有利于有机物的生长（可从煤、油页岩数量等表示出来是多是少），加之有后期的转化成油气和保存的条件等。这是盆地内有无油气资源的问题。李四光不是从陆相地层和海相地层来谈有油无油问题，而是从具体调查分析盆地的烃源是否丰富的问题着手。

　　构造条件，如盆地、台地、褶皱、断层、结构面、节理，以及岩石内颗粒排列等，可以表明在地下应力作用下，地壳可以变形和各种构造，并驱动油气水流体的运移和聚集与分散等。这是对盆地内油气可能聚集地点的分析。地应力是解决驱油动力问题，不是生油问题。地应力也可造成不同级次的构造体系，成为控制油区的条件。

　　这也是与苏联和国际惯常提法不同的。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李四光对中国的找油气前景地区进行分析，并划分为四类地区：

　　青藏滇缅大地槽的边缘地带-柴达木盆地、北部、四川西部及西康南部，云南北部褶皱不过于强烈地区，都有可能发现比较大规模的油田，这是第一类地区。

　　对伊陕台地（即鄂尔多斯盆地）与阿宁台地（新疆地区）两个地区的构造应该加以详细研究，有可能发现比较重要的局部油田。这是第二类地区。

　　第四类是中国其他地区的一般油田构造条件和沉积条件，就已经了解的范围来说，都不及上列各区，但也不应该因此而排除若干小型油田存在的可能。

　　李四光强调了许多盆地需要加快“摸底”工作，不能过早下结论。盆地含油气前景的判断将会随着“摸底”工作的进展而深化和调整。而对盆地的摸底是需要多工种，物探先行普查是第一位。大平原下面深部构造，是否含油气，地表是看不到的，要调查。

　　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的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包括24个地质队、17个物探队的5个石油普查大队，正式进军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等7个盆地，并提出积极准备进军松辽盆地。这一安排是在部领导与专家们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统一认识，采取的一致行动。

　　我当时正在物探处（局）生产技术科（原主要做金属、煤田，后又组建了石油部门）工作，亲身经历了这段物探大转变。1954年，物探处派112队（技术负责人王懋基）进入松辽南部开展重力、磁法和电法工作，1956年起进入盆地开展1∶100万重力测量、5条电法大剖面，同时进行了1∶100万航空磁测约40万平方千米（侯重初为技术负责人），对全盆地深部结构构造进行调查。这是加快松辽盆地调查的主要行动。1956年2月，157队（技术负责人为韩景行）沿阜新-沈阳-哈尔滨-牡丹江一线开展区域地质调查、地区含油气评价。结果情况很好，大大增强了人们找油气的信心。

　　1958年，地质部又将西部的3个物探队（包括中匈队,陈沪生是技术负责人）调往松辽平原，与112队合并成立了长春石油物探大队（后改为第二物探大队,朱大绶由物探局调到大队任技术负责人），完成了13条横穿盆地的综合大剖面，发现盆地沉积厚度达到4000-5000米，盆地下面可划分为5个构造单元。特别是发现大同镇附近有一重力高；电测也有地下隆起显示，地震剖面上也出现高点，在大同镇长垣上发现高台子、大平屯、杏树岗和葡萄花几个局部高点。这是地表地质调查做不到的，因为这里地面普遍是沼泽覆盖区，根本不能做任何地表地质工作，更不可能知道何处布置钻孔打油。

　　在1959年春节，因松辽盆地工作进展突出，由何长工出面，在何长工家召开了两部领导研究松辽盆地下一步工作的专题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对已发现的构造或物探异常进行优选再进行详查细测，在圈定的局部构造上进行钻探，以揭露深部地层构造和油气情况。松基三井就是为了了解地下地层构造含油气性的参数井。因为地下深部地质构造情况谁都不知道，按工作程序，先打参数井了解地下情况。

　　后来，经过石油部门多年勘探，获得了几十亿吨的储量，中国东部陆相盆地找油获得重大突破，陆相沉积盆地可以形成油田，还可以生成特大油田。打破了人们思想中的“贫油论”和“无大油田论”的框框。

　　赵文津院士：是的，当时的确有几个说法。有人传说，大庆油田是匈牙利专家发现的。1957年匈牙利专家当时是从六盘山调往松辽平原的，不过他们是在大庆以南100多公里的扶余油田附近工作的。没有在大庆地区工作又如何能发现大庆油田。这是一种讹传！

　　也有人说，这是根据他的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成果。陆相地层可以生油，也可以形成油田，陕北的延长油田和甘肃酒泉的玉门油田就是实例，这些人们都知道的。但是，它们也成为国外和国内一些专家作为陆相地层贫油，不会产生大油气田的依据。现在，如何又变成为发现大庆大油田的依据呢？理论是什么呢？没有说清。大庆大油田是石油人一步一步工作下去逐步确定的。李四光也仅仅是强调这一沉降带可能是一个油区，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人们不断有新发现后才形成的认识。

　　《中国矿业报》：后来发现的鄂尔多斯大油气田，与大庆油田在地质构造和成油理论上有什么样的差异？

　　赵文津院士：今天，鄂尔多斯大油气田已成为我国的第二个大庆，原油产量已大大超过大庆油田了。这个油田较复杂，与大庆油田不同的是，它以岩性油气田为主。原为李四光的第三类找油气远景区。

　　在1955年1月的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已将鄂尔多斯和六盘山做为第二类找油远景地区，因为已有延长油田存在，六盘山又是海相地层分布区，也有较好的构造条件，所以一开始就被寄予较大希望。会后，即派出一个石油普查大队进入渭河盆地找油，后又转到鄂尔多斯和六盘山区。为了技术上有保证，国家还请来了技术水平较高的匈牙利物探队参加工作，希望能加快突破找油气难题。按黄汲清的分析，认为“六盘山地区沉积岩分布广，厚度也大，中生界和石炭、二叠系均可能作为生油层，第三纪之含油岩层也不缺乏。构造已找到几十个，圈闭不成问题，所以是值得注意的地区”（1957）。

　　1955年~1968年，14年来第三普查队在六盘山和鄂尔多斯东北部东胜一带（西北大学）投入了很多工作量，但并未获得找油突破。为什么没有突破？是什么原因？文化大中全队职工开展了一场大辩论，讨论下一步的部署。大家认为还是“重回汾渭盆地找油去”，最后决定在撤离行动前，再征求一下老部长李四光的意见。

　　1968年12月23日，李四光在北京接见了第三普查队的4名职工代表，听取了汇报后，李四光指出：渭河地区可以放后一些。河套地区要由浅入深地去研究构造。鄂尔多斯盆地很值得搞。要往盆地中部去。

　　第三普查队随即按照李四光的意见，把石油勘查重点转向盆地的中南部庆阳、华池、吴旗一带。（实际上也是第一次石油普查会上确定的鄂尔多斯方向）。

　　1969年选择庆阳地区打了庆参1井，见油层19层，1970年8月试油，获延长组工业油流；华池地区的华参2井在侏罗系中获日初产30.3立方米工业油流。10月国务院批准组织了长庆油田大会战。后第三普查队转战吴旗地区也先后在12口井中发现了油层和工业油流。总结后，明确庆华吴地区为一地层岩性油藏，它是受大隆起背景上的河流相砂体控制的岩性油藏。这一油气田类型与大庆构造油气藏为主的很不同，它与构造应力驱油无直接关系。这是从西部六盘山跳到东部庆阳及其东北部吴旗，找油获得了突破。

　　鄂尔多斯地台地表地层是很平缓的，倾角为1度，西倾，没有构造显示。1970年康世恩同志去油田考察后提出，这种岩性油气藏，包括含气页岩和致密砂岩压裂一块就会成为一块油气田。这是很有远见的。

　　赵文津院士：实际上，鄂尔多斯盆地找油突破，也为后来柴达木盆地找油大突破开拓了思路。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上确定的优先进军的地区之一的柴达木盆地，孙殿卿院士的回忆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1955年~1957年，我带领地质力学所队与地质部632队合组了专题研究队，首次深入盆地，着重调查、研究盆地北部地区的第三纪地层及构造。提出了“水鸭子墩反S型及雁形状构造型式和扭动构造控制油气聚集与分布”的见解，在冷湖三号构造上实施浅钻，打出了中侏罗统的原油。

　　1969年，李四光再次提出，“柴达木盆地是值得开发的，过去做过的工作的地方还值得做工作。”基于此，1981年地质力学所派出黄汉纯等人与青海石油管理局合作，开展了“柴达木盆地构造演化与石油富集规律”研究。研究人员将地质力学与现代力学结合起来，运用高科技实验技术（不同弹性模量材料制成多层非均质介质三维光弹性力学模型），重塑了柴达木盆地生、储油层三维应力及能量分布状态；提出应力和能量降低的方向是油气运移的方向；高应力、高能量圈闭的低值区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场所；储油层中油气从生油凹陷指向邻近的背斜凸起；生油层中油气从背斜凸起指向生油凹陷的油气运移、聚集模式。

　　地质力学所同志们继承和发展了李四光“应力驱动”理论,首次创造性地实现了三维、非均匀介质和多层介质地的构造模拟方法，提出盆地西部和北部中侏罗统是主要油源层，德令哈盆地西南部基底，可寻找古生代海相油气藏。预测了盆地内5个含油气区及一批中、深层含油气构造，扩大了盆地找油气范围。这一研究在方法学上很有创新意义，值得肯定和推广。

　　《中国矿业报》：地质部领导一直重视加强地质矿产的科学技术研究，强调地质科研要支撑地质找矿工作。当时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赵文津院士：地质找矿工作是对地下情况进行侦察，要用多种手段采集数据和加工，以形成对地下情况的正确判断，并要按照地质规律开展地质找矿勘探工作，所以科技创新活动，就是地质找矿工作的生命线。因此，加强地质科研工作，将科研与找矿勘探结合起来，一直是部领导的共识。正因如此，重视找矿实践总结、重视地质找矿理论的发展和勘查技术的创新，使地质找矿不断获得科技支撑，找矿效果不断提高。

　　地质部1952年9月成立后，从1953年以后就陆续成立了孢粉、岩矿、矿产综合、化学分析、物化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质力学等研究室、实验室或组，到1956年已组建了6个研究所。后来又陆续增建和改建了一系列大区与特色研究所，共17个所(室)，长期有2~3位副部级以上领导坐镇，并成为地质界老专家们荟萃发展地学之所。

　　李四光部长长期在地质力学研究所从事重大科技攻关问题研究，他的家就和所在一起。顾功叙院士是物化探所所长，他兼职很多，于是领导于1958年9月将我从云南物探大队调到物化探研究所，做顾功叙所长的助手，并提出大力发展物化探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原理（即颠覆性的新技术新方法），提高地质找矿效果的工作方针；1964年部又下达开展长江中下游地区深部找矿方法研究试验。矿产资源所还成立有综合方法找矿室。

　　当时，老干部老领导都是热衷于学地矿业务的，参与许多业务实践活动。领导还邀请一些科技人员做科普讲座，亲自下现场组织找矿会战的科学实验。我们物探研究所在仪器设备研发的日夜奋战攻关之际，总有我们的周镜涵所长在场并肩战斗。

　　《中国矿业报》：我国金属矿找矿也是成就斐然，特别在开拓长江中下游铁铜矿成矿带方面，地质部门大有作为，当时为何重点选择了这个区域？

　　赵文津院士：长江中下游铁铜矿成矿带是又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成矿带。地质部成立后组建的6支地质勘探队，就有2个队布署在这一成矿带上, 东部的是安徽铜官山的321队在铜陵地区找铜铁矿，西部是湖北大冶的429队在鄂东南地区找铁铜矿，一西一东开展了对这一铁铜矿带的搜索，希望有大的发现。经过多年的探索开发，已发现铁矿十几亿吨，铜矿几百万吨，金矿几百吨，成就了我国著名的长江经济带。实践中认识到它具有自己的特色。

　　这一成矿带是从湖北武汉，沿江经大冶到江西九江，再由安庆进入安徽，经铜陵、芜湖进入江苏南京附近，总长约800千米。这一地区出现有一系列的闪长岩和正长岩系列的岩浆岩体及与其有关的铁、铜、金矿床，铁矿铜矿规模大品位较高；矿体赋存深度在几十米到负一千米上下。

　　第一个特点：铜矿床，以铜陵地区4个矿田为例，铜官山矿田和凤凰山矿田矿体是沿岩浆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上产出为主，为典型的接触带矽卡岩型矿床。大冶铁山铁矿和铜绿山铁铜矿也是这种类型矿床，矿石有含铜黄铁矿-磁黄铁矿型，含铜矽卡岩型，含铜闪长（斑）岩型等8种类型，含铜达1%以上，有的含金很高。

　　狮子山矿田和新桥矿田的矿体则是以沿层间裂隙带破碎带发育的层控式矿体为主，而且是多层的，从三叠系到石炭-二叠系，到泥盆系顶部有约10个层位。如冬瓜山矿体沿泥盆系顶部与黄龙灰岩的层间破碎带伸展出去可达千米以上，最厚达十米，矿石则以含铜黄铁矿型为主。江西瑞昌城门山和武山铜矿也是这个类型。

　　第二个特点：沿江出现一系列断陷盆地，盆地内有潜火山岩-中基性辉长闪长玢岩侵入到黑云母辉石安山岩，并带来铁矿，矿床学家们将其归纳为矿浆型铁矿，可细分为3种亚型：宁芜姑山、宁芜梅山和大冶铁山。如梅山铁矿，开始时都认为这类盆地内充填的是黑云母辉石安山岩，潜火山岩为中基性辉长闪长玢岩，这种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大铁矿，冶金地质部门用航磁和地磁方法普查时发现了大的强磁异常，作了重力测量也发现有正异常，为了求解，打钻检查，揭示出下面为一大磁铁矿体，矿量高达近3亿吨~4亿吨，还是以富矿为主，埋深仅仅100多米。

　　1963年，中国地质科学院朱效成老院长（1932年参加的老同志）组织孟宪民和郭文魁两位院士就长江中下游成矿作用进行讨论，从大冶到南京，一路看矿，一路讨论，特别是关于岩体产出和侵位与成矿作用问题，讨论热烈，争鸣积极，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地质科技界传颂的一段佳话。

　　《中国矿业报》：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地质调查是地矿行业对外打开大门最早的领域，您是怎么看？

　　赵文津院士：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和发展新的板块构造理论，开展深部调查研究，深化对我国和全球地质构造特征的认识，攀登地学新高峰，当然得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地矿部孙大光部长十分重视国家提出的改革开放方针。

　　“槽台论”，这一大地构造理论是苏联地质界主流思想，因而一直也是我国主导的地质构造的理论思维，人们长期用这一理论指导我们对地质现象的概括和深化认识。

　　在我国文化大期间，国外在水平漂移的基础上吸收了海洋地质调查新成果海底扩张理论，发展形成了板块构造理论，这是1967年前后的事。文化大结束后，我们极需填补上这一理论空缺，并成为地质部门上下关注的焦点。

　　到了1978年，机会来了，法国外交部通过政府渠道向中国提出开放喜马拉雅和地区地质研究，希望中法合作开展这一地学前沿问题研究。外交部将这一任务交给地矿部门，总局孙大光局长（后改为部长）十分重视，亲自带团赴法谈判合作事宜，谈判顺利成功。回国汇报后，国务院思考后决定要提高合作规格，再派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代表国家签合作协议，并决定由地矿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国家队承担这一任务。

　　《喜马拉雅山地壳上地幔研究》项目在1980年至1982年期间执行，法国方面是总统科学顾问阿莱格尔挂帅，中国方面由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李廷栋牵头，完成了3条1500千米的深剖面，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在中法合作项目开展之前，地矿部门提前开展了青藏高原大面积的区域地质调查，进一步查清地表地质构造，并与中法合作的深部调查相结合；在项目结束后，地矿部又设立了深部调查基金，每年拿出300万元地勘经费，开展这项调查，并成立领导小组，由一名副部长主持，科技司、石油局、物探局和教育司派代表组成，我作为科技司的领导，担任常务副组长，张炳熹院士为总工程师，成立深部办公室（放在地质所的深部中心），大力推进全国的深部调查。

　　依托深部基金和中法深部调查成果，开展了亚东-格尔木地学大断面研究。这一断面是在中法深剖面的基础上补做工作和再深化研究取得的成果，获得地矿部科技二等奖，并被国际岩石圈委员会推荐为国际样板剖面，资助出版。此外，还计划安排了4~5条大断面（广州-巴拉望，泉州-黑水，上海-硫球，满洲里-绥芬河，西昆仑-独山子）。石油局做的下扬子断面：上海奉贤-安徽灵壁地学大断面也得到国际好评。此外，地震局和中科院还完成5~6条剖面，加起来形成全国的11条地学大断面网，对全国主要大地构造单元加以控制。

　　1990年，在地矿部领导张宏仁亲自主持下，地矿部又与美国、德国和加拿大谈判成功，合作开展了穿越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及祁连山的深剖面探测与研究。由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和中国的约20多个单位组成国际合作大集体，其中，美方由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主持，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大学参加；德国则由基尔大学魏格纳基金会主席迈斯纳尔教授主持，地学研究中心是主力。合作进行了20年，发表了大量文章，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0年，完成地震测深40000千米，深反射5000千米，天然地震6000千米。到现在，在青藏高原的东侧-南北地震带，在青藏高原的西侧及新疆塔里木，在长江中下游找矿等地又完成了大量的深部工作。据估计，总计地震测深可达50000千米，深反射地震达10000千米，天然地震宽频剖面可达10000千米以上。

　　通过与国际地学前沿专家的合作与自己的实践，我们引进和深化了对板块构造理论的了解和应用，特别是对地学前沿问题的研究碰撞，青藏高原形成，喜马拉雅造山作用，喜马拉雅地震带成因机制，以及碰撞与斑岩铜矿的成矿，板块运动与地震发生的关系等都取得了新认识，在国际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得到国际好评。国际岩石圈委员会主席提出这一多国合作攻关模式很有普遍意义，应在国际推广。通过合作，中国地学家迅速追赶国外，并有所创新。当前，有待对大量数据的深加工整理，并就重大地学理论问题加以明确与深化，要研究如何与中国的地质力学研究结合与创新。

　　赵文津院士：地质队进城建基地是以孙大光为首的领导集体作出的重大决策，它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巩固和发展地质队的作用，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52年建立地质队以来，大家都习惯把地质队看成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地质队员全国跑，哪里有矿就出现在哪里，勘探工作结束，随之队伍就迁移到新的地方。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质队职工规模扩大，家属上学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地质队需要建基地和融入社会,而地方上，特别是山区、经济落后的地区也需要地质队技术力量发挥作用，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下，1979年孙大光部长在地质局长会上提出，“建设稳定后方基地。充分利用现有基础，结合管理体制的改革，合理布设科研、生产、生活三位一体的基地。” 孙大光还亲自下湘西一些地质队调研，了解队上对基地建设的意见。

　　1982年，我也由部派去贵州关岭地质队调研，了解该队基地建设情况。当时，地质队的基地建设正在向山里延伸，以期保证基地建设离城6千米，遇到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安顺市在搞城市建设，也希望地质队进城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后来我向地矿部部长朱训汇报，部领导又派有关部门下去调查解决，全队后来都搬进安顺市。1992年在朱训部长主持下，地矿部又制定了《地质矿产部安居乐业规划》，使困扰地矿系统多年的基地进程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巩固了地质队伍，促进地质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