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说』对话启迪清风总裁—杜瑛卓

『高端说』对话启迪清风总裁—杜瑛卓亚州交友网 策划 | 风电头条 魏小坏 2018年底，倾力推出了《高端说·中国能源品牌计划》，深度探寻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人物、洞见最具价值的能源企业、追踪最具影响力的产业事件、突出最具市场化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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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 风电头条 魏小坏

2018年底，倾力推出了《高端说·中国能源品牌计划》，深度探寻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人物、洞见最具价值的能源企业、追踪最具影响力的产业事件、突出最具市场化的创新技术与商业模式、展示最具权威性的专家观点，现已得到了众多专家、企业家以及企业的认可。

2020年7月初，《高端说》团队走进北京启迪清风科技有限公司，与其总裁杜瑛卓进行交流、访谈。30分钟的时间，他将前沿的思想、独特的视角进行了分享，相信下面这段视频，能给读者朋友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与思考。

杜瑛卓，英国剑桥大学电子工程系硕士，曾获多项国家级科学技术奖；清华校友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公益工作委员会/副总干事长。

张福龙：我们知道杜总受教于中欧两大顶级学府，有着专业的学术基础，那么你为什么选择进入可再生能源这个行业？

杜瑛卓：确实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受政策影响很大，而它自身也存在周期性和波动性，如果我们把时间放回到5年或者10年的周期来看，会发现，有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是很受资本市场追捧的，但是也有一段时间可以用哀嚎遍野来形容。不过，在未来的5~10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的确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问题从现在能源类上市公司的股价中也能看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更长远，放到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看，我觉得有两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是能源的增速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各类能源形式当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一定是逐步升高的。换句话说，可再生能源的增速，如果放到很长的一段时间来看，它的年均增速一定是远远高于GDP增速的；另外一个是，今年全球多灾多难，可以说绝大部分问题都来自于全球变暖，来自于温室效应，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所以这个行业虽然它的基础很弱，但它又是人类不得不发展的。

所以从很长的时间段来看，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行业。我在2004年进入可再生能源行业，当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是刚刚开始，到现在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发电量其实不过占到15%左右，我觉得仍然是刚刚开始，可能到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退休的那一天，我相信可再生能源它的比例仍然不会达到一个多高的程度。可能到那个时候，可再生能源仍然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仍然是一个朝阳产业。

张福龙：现在业内有一种说法，到2030年，英国的海上风电要承接英国1/3的这种用电量的需求，对这样的论证，你持什么态度，基于你对英国海上风电的了解，你觉得可以实现吗？

杜瑛卓：肯定是可以实现的。到去年底，英国远海风电项目的招标价格大概是4便士，这个价格合人民币是3毛9，这个价格已经低于中国沿海城市的平价上网电价了。换句话说，英国的海上风电现在已经几乎达到了完全脱离各类新能源补贴，可以独立生存，到了可以独立与传统能源竞争的程度了。因此，我个人对欧洲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和信心是不怀疑的。另外，英国发展了30多年的海上风电，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现在技术水平也是全球领先，所以我还是蛮看好的。

张福龙：欧洲和中国两个市场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上的“同与不同”是什么？

杜瑛卓：可以说在历次的全球能源峰会、气候峰会、碳减排峰会等相关的会议当中，中国和欧洲各主要国家都是全球碳减排的坚定拥护者，那么在大的方向上面，中国和欧洲是高度一致的。

当然在一些实现路径上，两国的差异蛮大的。中国在最近的15年间，可再生能源的增速基本上都排在世界前列，到最近几年，基本上每年的新增装机量、新增发电量都能占到全球的一半左右。中国可再生能源的高速发展，实际上得益于它的全产业链的优势。

欧洲与中国虽然大的目标一样，但是欧洲更多的还是以市场来主导，那么欧洲更重视的是科技创新、研发以及一些资本市场的动作。我个人觉得欧洲和中国要想做好可再生能源，必须要通力合作，欧洲重研发，中国重生产制造，欧洲在市场的激励上面，更多的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国在过去的时间段，更多的是发挥政府的政策激励作用。那么当两国深度合作、深度融合的时候，就能发挥各自的优势。

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有一种全球脱钩论的说法，这可能是个别政治家的口号，在真正的现实当中，只要人类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大目标、大方向不变，那么中国和欧洲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一定越来越广泛。

张福龙：启迪清风现在的配套设施的供应商都来自于中国吗？你看好中国的供应链市场吗？

杜瑛卓：我们与英国几家科技公司都有技术合作，甚至有的是股权合作，那么原有的供应链我们是尊重我们的合作方的。比如说有的在德国、有的在印度，现在陆陆续续的在向中国转移，可能与疫情也有关系，放在印度生产，他可能每个月只能生产30套，我们大概算过，拿到中国生产每个月能生产1000套，市场不等人，所以企业家们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英国的企业家们也都很务实的看重中国的市场，所以我觉得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链，中国现在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可能未来会更加集中的向中国来集中。

张福龙：在2019年8月份的时候，中国首个竞争性配置海上风电项目已经启动。当时龙源电力提出了6毛5的最低电价，但是落选了。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可再生能源发展有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价格，当然价格是重要的一个杠杆。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杜瑛卓：低价中标本身有他历史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高速发展，成本优先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可能单纯的以低价中标，就有点脱离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了。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的具体案例，就是由于低价中标，而阻碍行业发展的案例很多，我觉得中国现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完全不必向5年、10年前那样，单纯的考虑增量增速，可能更多的要关注质量问题。当我们的发展质量提高了，这些增量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张福龙：启迪清风是启迪清洁能源旗下专注于风电产业的一家专业公司，请杜总结合启迪清风的经营业务和商业模式，谈谈风电产业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

杜瑛卓：中国最早发展风电都是集中在三北地区，也就是风大的地方，后来发现风大的地方，电力消纳很少，出现了供体和消耗不匹配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内还造给电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现在新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可以用多能互补、跨界协同，包括海上风电、储能以及引入一些多能互补智能微网的项目。

但是从启迪清风来说，我们是启迪控股的企业，清华大学现在仍然是我们的第一大股东，我们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于科技成果转化。我刚才提到的若干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方向，实际上在欧洲、日本都有很成熟的一些技术，如果是把这些技术好、模式好，甚至包括好的团队请到中国，我们在尊重世界各国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与大家精诚合作，我相信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启迪控股现在在全球也是科技服务领域的龙头企业，我们在国外几十个发达国家都建有我们自己的科技园，有自己的团队，这也是我们启迪的风电企业所独有的优势。未来，我们希望更多的做好整合全球科技资源、整合全球人才资源，然后去做一些系统集成的工作。

张福龙：启迪清风在设计产品模式和发展理念上的初衷和目标是什么？跟传统风电企业有何不同？

杜瑛卓：在我们的商业模式上面，我们是做全产业链，但是在风电场的开发、建设、运营乃至风电场的运营维护上面，我们做的并不大，大概每年新建一个风电场。同时我们保留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运维团队，这个团队的的作用并不单纯的是创造经济利益，我们完全没有要去和传统的能源企业竞争的想法，我们更多的是让自己在产业链里面有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能够掌控的产业，从而能够更好的服务科技成果转化。

在与国外企业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看重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的科技项目。我们知道，技术成熟度在国外是分成1~9级，我们更多的看重技术成熟度在8和9这种等级的科技项目，也就是说它几乎可以产业化了。那么，我们再去做一些工作，帮助这些好的科技成果更快的落地，这是我们与传统风电企业不一样的地方。

张福龙：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国用电负荷最集中的地区是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启迪清风有哪些创新的风电技术可以应用于海洋能源？

杜瑛卓：在海洋能源上面，我觉得大的技术路线现在已经定型了，海上风电应该说是唯一一个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大规模商业化复制的技术领域，它大的技术方向，水平轴、上风向、三叶片也基本定型了。过去30年，海上风电在英国的成本一直在下降，这个下降并不是因为在某一个时间点产生了某一种颠覆性的技术，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创新型技术，像滴水穿石一样，一点一滴的应用在了这个行业里，导致整个行业的可靠性越来越高，全寿命电力成本越来越低。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在跟踪的，包括英国一家很小的科技公司，它就能做一件事，它做的传感器可以去检测海上的风浪，那么形成大数据的积累，然后去给海上运维团队做预警，进而使海上运维团队的全年无效出海时间为0，这样就把全年的运维成本降低了10%左右。像这样的小型科技公司在英国多如牛毛，我们知道中国的科技创新人才主要聚集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在区块链、车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这些方面，英国可能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欧洲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它的创新是走在中国前面的，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引入这些好的英国海上风电的技术，目的也就是帮助中国的海上风电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让这个新兴产业的发展步伐能够尽快追上英国。

英国用了大概30年，才把海上风电的电价从很高的价格降到了现在的合人民币4毛钱以内，我相信这个过程在中国会更快，可能5~10年的时间我们就能完成。

张福龙：对于启迪清风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商业模式和现有产品，在未知的发展中，可以发挥一些什么样的能效？

杜瑛卓：启迪控股最近有一个战略规划，就是要以启迪清风、启迪青云两家科技公司作为班底，组建启迪海洋集团。

启迪海洋集团将秉承“双向双新”的投资理念。双向投资就是地方政府给启迪来投资，启迪反向给地方政府再来投资。双新是针对战略新兴产业和新基建，海上风电、海洋能源，甚至未来的海洋信息化，毫无疑问是在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

我们一方面整合中国的政府和高校资源，形成政府、大学、企业的三和弦，螺旋式发展的一个科技创新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积极整合全球资源，把英国好的海上风电技术源源不绝的引入到中国。通过资本、产业和技术，又形成一个三螺旋，以此把产业真正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起来。

张福龙：据了解在十四五规划中，西南地区将会是国家可再生能源重点规划的区域，结合这一区域特点，你认为这里适合配套发展哪些可再生能源？

杜瑛卓：在大家的观念里一直认为中国是东强西弱，核心原因就是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很快，最近几年格局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变成了南强北弱。这里面可能最核心就是因为西南地区城市的崛起，像东北的沿海城市，它的经济增速显然是低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所以中国的经济格局逐渐向南强北弱来发展。那么西南地区它的能源形势与沿海有显著的区别，它的水利发电很发达，它的天然气资源很发达，他又降水量多，所以它的生物质资源很发达。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启迪控股也有诸多的能够有利于发展西南经济的新的科技创新的素材。

我举两个例子，我们清华化工系有个创新技术叫做生物柴油，它是把四川人最喜欢吃的火锅，火锅里面的地沟油变成生物柴油，然后做成能够全球流通的商品，那么生物柴油在中国现在不是强制添加的，但是在欧美很多国家是强制添加的，所以这个产品我们现在是用来出口。

现在生物柴油的工厂，我们在湖南已经建立了第一个，这个技术非常适合西南地区。另外再举一个例子，西南地区的竹子很多，我们有一家科技公司是专门利用竹材加工的废料来做竹炭、竹醋液、生物燃气，形成一个多联产的模式，把竹子的资源，把竹子的价值吃干榨尽。再加上我们清华和启迪控股有众多的工业4.0智能化、自动化改造的项目，非常适合西南地区的竹材加工制造业。所以现在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是在西南地区成立一家启迪绿色能源集团，专门针对西南地区的资源特点和产业特点去做科技成果转化。

张福龙：在竹叶转变为风机叶片这一块，你们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应用案例吗？

杜瑛卓：我们的竹材料、竹纤维，并不是替代巴沙木的，是替代里面的单项玻璃纤维布的。它的比模量能够比单向玻璃纤维更强，到现在竹叶片的样机实际上装机已经将近10年，已经在国内4个风场商业化运行。但是，到现在它还并不是市场的主流技术，当我们想象利用天然的竹材能够做成几十米长的大型风电叶片，在天上运转10年、20年，这个技术水平已经能够证明竹材可以作为一个工业化的材料，去替代传统的、高能耗的玻璃纤维和碳纤维，这实际上这打开了竹纤维应用的全新市场。

张福龙：另外想跟杜总探讨一个关于社会责任的问题，公益的问题。我们了解到杜总长期从事公益活动，你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行动吗？

杜瑛卓：我们长期在与全国若干省的希望小学做一些公益活动，最早是我个人在做，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启迪控股层面，我们在全国8个省是与我们启迪控股的区域公司在联合做这件公益活动。这个公益包括我们利用出差的时间去支教，因为启迪里面有大量的清华毕业生，他们都是学霸，我们利用出差的机会去支教，去给他们捐物。

另外，我们也帮助希望小学里面品学兼优，确实家境困难的这些孩子，能够有机会走进城市，到它的省会城市，甚至到北京来看一看，来学习来参观。我们有几个例子，有些很优秀的孩子，原本在中学毕业以后就因为家里的经济原因去工作了，由于他来到了北京，受了很大的激励，就决定要去考大学。

我们给这项活动起了个名字叫做希望之旅，这个活动就意味着我们帮助这些品学兼优的孩子们，能够走上他人生希望的旅途。我们这项活动到现在已经做了8年，都是针对小学的，我们第一年所支持的孩子，到今年都要考大学了，所以我现在也特别关注他们今年的高考成绩。

张福龙：这些公益的工作，给咱们的公司给你个人带来了一些什么？

杜瑛卓：确实做公益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我身边的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上做公益的人，可能有作秀的成分，也可能是因为你已经事业上很成功了，已经财富自由了，才开始去做公益，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大的理念上的差异。

张福龙：所以你们在做公益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把这种理念上的误区，也作为传播公益当中的一项工作？

杜瑛卓：实际上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讲述什么，我们更多的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用我们的行为来证明，实际上这件事很有意思。我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就是身边的这些成功人士，他们并不是因为成功了、富有了，才去做公益，恰恰相反，他们在事业可能还没有什么起色的时候，就已经具有一颗公益心了，这样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

启迪控股王济武董事长他有一句话，叫做公益是科技的基因，科技是公益的动力。后半句很好理解，我们有了科技能够更好地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那么前半句我的理解就是，无论做科技、做创新还是做事业，都要有一个公益心。我简单的说，如果我一年要投入500个小时在公益上面，我可能就要少投入500个小时去做事业，这个是一个误区。做公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它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我们公益做得越多，我们的公益性越强，相反可能又会促进我们事业的发展。

张福龙：刚才杜总把公益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我是非常认可的，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提法。因为做公益确实需要本心，而且还需要一种态度。

（微信号:wind-200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