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人生七年》：不停演化 起点永远看不清终点

　　不久之前，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了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的第九部。这一系列的灵感来源于英国的一句谚语，“七岁看老”（Give me a 7-year-old child and I will give you the man）。在这一系列中，导演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每过七年便会寻访他的20个受访对象，除了拍摄他们的生活状态之外，还会固定询问一些问题，包括对婚姻、家庭、政治、信仰、理想的看法，用以观察和对比他们在每个人生阶段的变化。在最新的第九部中，所有受访者都已经63岁，而导演艾普特本人也已78岁高龄，这也使得《人生七年》成为目前最“长寿”的纪录片系列之一。

　　《人生七年》系列最开始的目的可能仅限于探究英国的阶层状况——导演在不同的教育机构选择了一批年龄同为7岁的孩子，而这些教育机构接收的学生往往具有十分不同的社会背景。比如，私立学校招收的学生往往来自高收入群体，公立学校则一般面向家庭状况普通的工薪阶层。事实上，影片也确实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英国社会阶级固化问题的存在：观众不难发现，在这个系列的前几部中，公立学校、福利院毕业的孩子似乎都没有得到一般意义上的理想职业，其中甚至有一部分半途辍学开始工作；生活在伦敦东区（工薪阶层以下）的孩子也似乎很早就开始组建家庭并且为生计奔波。一些孩子早在《人生七年1》亦即七岁时就已经预言了他们将要考入的大学，而这些孩子恰恰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可以看出，社会阶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一生的发展道路。

　　不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人生七年》系列给人的最大震撼在于，你永远无法想象一个人在任意一个七年当中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以至于每到一个拍摄节点时，这些受访者真实的生活状态有可能和观众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换句话说，阶层和家庭似乎只能够决定人生的起点，但每个人作出的人生选择才会真正决定他们的人生道路，而这些道路和最终的结果是很难用某种特定的理论模型加以概括的。

　　在这个系列当中，有一些人很早就进入了稳定的生活状态，比如安德鲁和他的妻子从《人生七年4》开始就已经遁入了某种安逸的田园生活，一直持续到最新的《人生七年9》，在这35年期间，其人生轨迹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另外的一些人则过着迥异于安德鲁的生活，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面临挑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让人唏嘘不已。比如，约克郡农场主的儿子尼克似乎是所有人里阶层地位最低的，但他却一举考入了牛津大学物理学系，随后又移民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一路从助教升任副教授、教授。从前几集来看，尼克无疑是实现“逆袭”的人生赢家，然而他的生活却又在之后陷入低谷：先是和妻子离婚，接着开始面临研究项目被叫停，而在最新的《人生七年9》里，63岁的他罹患严重的喉癌，我们甚至不知道下一个七年是否还能再次看到他。

　　与之相反，整个系列里最让人揪心的一直是尼尔，家庭环境一般的他从《人生七年3》（也就是刚刚走入社会）开始就已经跌入谷底，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观众都没法在他的生活中找到任何希望。他四处流浪，只能靠政府救济金过活，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慰藉就是在居住的社区中排演一些剧目，但这些剧目似乎根本就不是给成年人准备的。不仅如此，他在纪录片中呈现的精神状态也极不稳定，虽然他对自己与医生会面的状况总是讳莫如深，但从他的表现不难猜测他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障碍。然而，进入50岁的尼尔却突然之间开始向自己最初的人生目标靠拢，“意外”成为了一名代表自由民主党的地区议员，甚至受邀到澳大利亚进行演讲。到了《人生七年9》时，63岁的他除了在英国拥有自己的住房之外，还在法国买下了一栋住宅，过起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得到了迟来的“幸福”。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健康等越来越多的因素叠加进来，人生始终不停向前演化，形成了一个高度复杂善变、难以预测的综合体。

　　《人生七年》系列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它向观众展示了人类幸福和人生价值的种种来源。实际上从很早开始，绝大多数受访者就已经开始意识到，金钱或其所处的阶层并不能完全决定幸福感的多寡——那些来自东区的受访者不仅不会嫉妒（甚至不关心）节目中其他受访者先天拥有的社会资源，反而会意识到这些资源对情感表达和人格养成等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在系列的后几部中尤为明显：我们发现家境最好的约翰和安德鲁并不一定总是“最幸福”的，在儿童收养机构中度过童年的保罗和西蒙反而更懂得家人陪伴的重要性，前者甚至跟妻子卖房换车，跑遍了整个澳大利亚，他的妻子从各个意义上成为了他的“另一半”，完美弥补了他性格中的不足，促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个体。

　　布鲁斯则在各种层面上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先是考入了牛津大学数学系，接着前往公立学校教书，致力于弥合社会分层，然后在35岁前后前往孟加拉国为当地学生讲授英语，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尽力弥合大英帝国给殖民地带来的创伤，最后遇到了真爱，返回英国开始了幸福的家庭生活。虽然对旁观者而言，自愿住在伦敦东区的公租房或者孟加拉的简陋房子中可能意味着某种社会地位的下降，但对他本人而言，每一种经历都能带来极大的价值和幸福，并且最终成就他完满的人生，这种完满显然是短视和功利的抉择所无法带来的。

　　如前所述，《人生七年》这一系列来源于英国的一句谚语“七岁看老”。我们似乎确实能够从7岁的孩子身上看到一些63岁的老人的影子：当导演在第九部中问及每个受访者是否可以从7岁的影像中看到现在的自己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自己确实“没什么变化”。生性乐观的托尼有一句话似乎可以代表每个受访者的看法：“如果我变得不一样了，那么只能证明之前的我是虚假的”。不过，“旁观者清”的我们似乎能从他们的经历中发现更多——那就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因其所处的环境和几十年的生活历练而改变了。

　　正如14岁的约翰所言，观众确乎无法在这个系列中找到任何一个所谓的“典型”：这些受访者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但作为观众的我们一定是被他们特定的人生经历所吸引，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真实、具体、生动的个体，毫无半点编造和套路可言。谁能想到一直以来野心最大、观念也最保守的约翰最终会回到他母亲的故乡保加利亚，开始一心从事慈善事业？这符合他的“人设”吗？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无论我们看到怎样的结果都不算不违和，其中一定同时蕴含着偶然和必然；它让我们不得不抛弃对某个阶层的成见，直面鲜活的生命。这些个体让我们意识到，众多人生线索交织起来的《人生七年》系列是一个殊为复杂的系统，想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系列基本是徒劳的；任何人都无法在行动中欺骗自己，生活本身便蕴藏着无穷的真意。

　　诚然，七年一次的呈现固然会有所遗漏，它可能既不会像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拍摄的纪录片《安娜成长篇》一样记录下女儿的生活细节，也不会像理查德·林克莱特拍摄的剧情片《少年时代》那样以半虚构半纪录的方式精准刻画一个人物的成长过程；它只能以切片的方式勾勒出人物大体的生存状况，但它却足以以更为开阔的视角展现一个社会半个世纪的发展变迁。

　　事实上，《人生七年》系列已经成为了某种社会学纪录片的经典范式：在此之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模仿这一系列制作的“人生七年”，其中包括美国版、日本版、南非版、俄罗斯版等等……而这就是我们人类：痴迷于记录、研究人生中的种种变与不变，也痴迷于从这些看似真实的影像中回望曾经存在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