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hoplgde文本细读：发掘汉语文学的丰赡与精微白话易经全解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并没有真正完成现代理论批评的转型。80年代至今的批评模式，即感悟式的、印象式的和论断式的批评文体还是今天的主流，还没有经历过文本细读的全面“洗礼”。在当今中国，加强文本细读分析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迫切需要补上这一课。

　　强调文本细读这种批评方法，是有一个前提，即把文学作品看成是语言的构成物。这似乎是个常识，任何阅读文学作品或研究文学作品的人都会把文学作品看成语言的构成物。但实际上，是把文学语言看成一种承载思想内容的工具手段，还是看成是语言本体，二者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并不一致，所采取的文学批评方法也不尽相同。把语言看成表达工具或手段，当然也没有错，文学作品的语言主要是用于表现社会历史及现实的内容，思想内容是决定性的，语言则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被忽略的，所谓“得意忘形”“得鱼忘筌”。而强调文学作品是语言的构成物，并且在语言本体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作品，这显然是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也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导致了只关注文学语言本身，把文学作品的意义看成是语言修辞的结果。

　　欧美“新批评”把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到最为重要的地步。“新批评”之重视语言，大抵有二个原因需要考虑，其一，“新批评”研究诗歌，诗歌的语言无疑是重要的，也是要经得起细读的；其二，“新批评”兴起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而英语文学在一战后迅速在世界范围传播，英语很快成为国际化语言。英美的“新批评”对英语诗歌的细读充分发掘了英语的语言魅力，德语的繁复和法语的微妙都没有英语的简单明了更便于传播和交流。固然不能说“新批评”这种批评方法是配合了英语国际化(另一种说法是英语的文化霸权)才产生影响，但“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无疑使英语文学的语言魅力得到了极大释放。

　　既然文学作品的语言如此重要，那么，也就意味着文学作品具有本体性质，在语言的事实中就可以解释作品的一切。作者的支配权也就变得无足轻重，因为“误读”本身也能释放作品的更多内涵。“文本”这种观念就更加明确地确认了作品本体的自主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作品到文本”的观念被视为文学理论批评中最富有挑战性的变革，法国理论家罗朗·巴特认为，文本这一概念不仅与言语中心主义对立，也与传统的作品观对立。传统上的作品是指相互分离的装订在书皮之间的实体，并被编入图书馆的书目。新的文本则被看作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领域；亦即一个文本总是和其他文本关联，总是互为文本，文本之间可以构成语词的和修辞的游戏。在这种文本观念下，罗朗·巴特和米歇尔·福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作者之死”，其实就是把文本提到自主的地步，让文学批评回到文本，以语言细读分析为依据，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文学世界。

　　罗朗·巴特是一个文本批评的大师。“新批评”的理论家们还是在诗歌里讨生活，诗的语言精致、凝练，可以经得起细读，其中的隐喻、换喻、转喻之类的修辞关系就足以把字词的文学魅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小说这类叙事文本来说，如何分析则显出了难度。巴特硬是就巴尔扎克的一篇短篇小说《萨拉辛那》写了一本书《S/Z》，这就显示出细读的功夫。显然，巴尔扎克还是现实主义作家，并非在语言和表现手法方面挖空心思的先锋派作家，但对于这些文本批评大师来说，仅仅依凭文本的语言机制就可以读出无穷无尽的思想，可以连接起其他文本的内容。美国“耶鲁四君子”的领头人保罗·德曼在分析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时，也极尽细读分析的才能，从描写、叙述，到语言的通感和换喻，以及寓言性的意义，德曼的批评无比繁复玄奥，但也正是他把普鲁斯特的一部小说的开头段落分析得如此丰富奇妙而且出人意料，着实是显现出新的理论批评的巨大的魅力。

　　故而70年代是美国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那是以保罗·德曼、希尔斯·米勒、杰夫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为先锋的后现代理论批评。他们的批评其实是新批评传统与解构主义观念、结构主义叙事学、文本的修辞性细读、语词的智性游戏的综合运用，开启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批评场域。但所有观念的、方法的展开，都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它们把文本细读发挥到极致境地，仿佛所有的观念、方法以及细读本身都是文本自主地迸发出来的。米勒曾经说过，对德里达、德曼、布鲁姆、哈特曼这些同事最钦佩的不是他们的理论构想，而是他们对文学作品或对哲学著作具有穿透力与原创力解读的巨大才能。米勒等耶鲁其他几位理论家，都是从文本中去发掘新的要素，打破现有的文学理论的束缚。他们对文本的每一次读解，都是一次理论的新的阐发，而不是去证明现成的结论，更不是拿着现成的结论去套用或压制文本。

　　今天中国的文学批评不可能去重复欧美文学批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批评”走过的老路，同样也不可能把欧美七八十年代的理论批评作为样板接受过来，即使在欧美，这样一种所谓文本批评建立起来的路数，也已经完全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而怪诞的“文化研究”——尽管它在方法论上与文本批评相去未远，但它的主旨却是文化政治和历史批判。

　　在《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一书中，我认为重提或者说补上文本细读这一课，目的在于使中国的文学批评也能深入到作品文本内部去讨论问题，把作品文本作为一个活的对象，尤其是善于发现真正有创新性的作品，能对这些优秀作品进行细读分析，去发掘汉语文学的博大宽广和丰富精微，这当然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代汉语文学有足够的优秀之作。就像特里林所说的，“我只谈论最优秀的作品”。如果精品匮乏，或者看不到“佳作”，理论批评陷入“酷评”和“恶骂”的焦虑，也不可能投入热情去细读作品文本。

　　当然，理论批评本身要有能力，同时保持对创作的尊重，才能发现这个时代的优秀之作。如果一味拿着现成的标准框框去套新出现的作品，那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发现。理论批评只有与优秀之作博弈，真正激发和释放作品的创新性潜质，才能完成自身的更新，这一定是理论批评与作品文本在细读中达到一种理解、感悟，并且相互激发与创造。中国文学批评或许也能从这里开掘出一条路径。

　　《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第二版)：陈晓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