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复杂环境下的能源安全与高质量发展

　　据国家能源局资料显示，2018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37.7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产量36.8亿吨、原油产量1.9亿吨、天然气产量1600亿立方米、发电量71118亿千瓦时，煤电、水电、风电、发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核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三、在建规模世界第一，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40%左右；建设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通道，形成了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能源管网。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供给质量大幅提升，非化石能源发展迅猛，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7亿千瓦，核电在建在运装机达到5800万千瓦，有力提升能源供给质量，并且能源科技创新成果丰硕。5年来，我国累计退出煤炭落后产能8.1亿吨，淘汰关停落后煤电机组3000万千瓦以上。“华龙一号”等一大批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化重大工程建成投产，成为振奋国人士气的大国重器。智能电网、电动汽车充电、大规模储能、智慧用能与

　　不过，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仍将继续提升。根据《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2018—2019)》，2018年中国原油加工量(6.06亿吨)和石油表观消费量(6.48亿吨)双破6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逼近70%。此外，天然气(LNG)消费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进口天然气9038.5万吨，同比大幅增长31.9%，对外依存度升至45.3%。继2017年成为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后，2018年我国又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而按国家天然气“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要提升至8.3%至10%，城镇人口天然气气化率由2015年的42.8%提升至57%。

　　能源是的重中之重。推动现代化建设，保障能源供给是长期战略任务。关键是深化推进能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当前，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是能源战略制定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能源领域体制机制不协调和不顺畅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根本出路，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晰政府和市场在能源领域作用的边界。另一方面，培育能源新业态尤为重要，这需要实现不同行业与能源领域管理职能的有效协同或整合。以煤层气为例，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是我国自产天然气供应非常重要的一环，为实现我国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煤层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继续加大产业政策扶持力度，继续深化和提高对我国煤层气产业战略意义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诚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是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要“聚焦短板，推进能源重大工程建设”“加快能源开发利用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攻关”“放宽油气勘探开发和油气管网、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储气调峰设施投资建设以及配售电业务市场准入，鼓励各类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推动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等。

　　显然，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需要很长时间，依赖煤电、石油的能源结构在未来的10至20年内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在未来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地缘中，必须通盘考虑能源安全政策和全球能源投资策略。其中，确保能源安全，特别是顺畅的陆上能源供应通道就更加重要。出路在于加快能源结构转换，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次会议提出，要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促进增储上产，提高油气自给能力。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号：我国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可能“向内”调整，加大对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以提升油气供应的安全性。

　　近年来，我国油气勘探的力度在增加，比如，中石油明显加大了在川渝、新疆油气区的资源勘探，中海油也加大了石油以及煤层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8月初，西南油气田正式发布规划，2025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上产要达500亿立方米。在新疆地区，到2020年，塔里木油田油气产量当量预计将达3000万吨，基本建成现代化大油气田；到2025年油气产量当量预计将达3500万吨，将全面建成现代化大油气田。9月29日，中国石油公告了两项重大油气勘探成果：一是在鄂尔多斯盆地长7生油层内勘探发现了10亿吨级大油田——庆城大油田；二是在四川盆地的页岩气勘探获得重大进展，在长宁-威远和太阳区块累计探明10610.30亿立方米。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正在稳步推进。沿线国家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功建立，促进了重点领域合作全面深化，推动海外油气合作不断拓展。这也预示着能源国际合作全方位拓展的前景。倘能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国内能源供应作为保障能源安全主渠道，同时深化“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构建多元能源供应体系，实现复杂环境下的能源安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更大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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