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特殊年代的产物—

那时的年轻人，单纯、无，领导交办的事从无怨言，真是有令则行，一心想着把工作干好。粮票在那个年代弥足珍贵，要想偷一点、贪污一点是轻而一举的事。内部的“大粮票”经过周转有磨损就需要更换，将需要更换的数额报给领导，批准后用新的盖上章就行了。新粮票的启用要加盖三个章，团后勤处的公章、处长张启荣的名章和粮食股长的名章。领导相信我，三个章全放在我手里。每次更换都是由我将各单位的数字汇总后，批准后再由我盖章、发放，发了新的就将旧的。这要将旧的多报或将新的多盖章都是极其容易的事，多弄个千百斤粮票信手拈来，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可从来就没有过一点这方面的想法 倒是别人有困难了，总是千方百计的帮助解决。那时连队事务长到团部买粮，需要交回空面袋，买多少袋面粉交回多少个空袋，因为忙碌有时是面袋没带够，有时是粮票没带够，有时远道儿的连队都代够了正赶上团部有汽车去他们连，就想多带回去点，每遇这样的情况，我都非常的理解，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打个欠条，按意愿高兴而归。还别说，等下次来的时候，十有会将所欠粮票、面袋按数带回，还真没出什么差错。

“粮票”，这个在特定时代、特定、承载特殊重任的特种证券，在今天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将渐渐被人们遗忘，退出历史舞台。可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极被青睐的贵重物品，因为它是粮食的代名词。

“粮票”这个特殊年代的产物，让我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而它也像上山下乡一样深深融进知青们的生活中。

那时的年轻人真好，无论干什么都那么认真、那么有朝气、那么有干劲。当领导也好、当战士也罢，开汽车也好、开拖拉机也罢，都是干什么像什么，大家团结和睦、互帮互助、亲如兄弟姐妹。浓浓的和谐氛围，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难以让人忘怀 时时引起回忆回忆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哪里的人、哪里的事

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由师部统一划拨，要到师部领取，这一工作责无旁贷由我来完成。这是一个很辛苦的活儿，团部离师部大约有八百多里，那时交通不是很方便，往返一趟需要四天时间。第一天从团部乘车约五十公里到逊克县住一夜；第二天早六时左右乘客车大约二百多公里到龙镇或北安火车站，乘火车约一百多公里到赵光车站，下火车再行约四公里到达师部，办完手续取完粮票在师部住一夜；第三天粮票赶到龙镇火车站住下等待第二天早上五点半的班车，经近十个多小时的行程到逊克县已是下午五六点钟，或住县招待所或再行八里赶到东山一营营部住宿；（在这种时候我大都选择到营部，哪里有同学和战友，即舒适又安全）第四天早再乘班车赶到团部。春夏秋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用光了就得去取，只身一人背着一个能装五十斤面粉的大旅行袋往回运。上四天最辛苦的是取到粮票往回赶的上，要人不离袋，袋不离人，不出任何事故。记得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我装好几万斤粮票赶到龙镇。龙镇是一个铁终点站，很小，附近没有像样的建筑，清一色的泥房。旅店也是一栋矮矮的房子，房间很小很脏，我登记住下。晚上我背着旅行袋到了一个小饭店吃饭，那时的饭店不像现在，只要坐下就有服务员过来给你倒茶、为你点菜，过后将饭菜端上，而是自己去收款处买票，而后坐到位子上等待服务员喊号，喊到你的号得自己去端回来。我背着旅行袋到收款处开票后回到座位，等喊到我时就背着旅行袋去端菜再回到座位、再背着旅行袋去端饭，吃完饭背着旅行袋回旅店。上厕所更是麻烦事，那时都是室外简易厕所，一个坑搭上两块木板四周简单一围挡，脏的不得了。厕所狭小只容一人，旅行袋无处放，我只能抱着旅行袋进厕所，用一只胳膊夹着旅行袋，方便过后再抱着旅行袋回旅店。房间四处透风，没有暖气，四壁结冰，也没有床，以火炕代替取暖，被褥几近黑色且有异味 就是这样的。将旅行袋放在枕边和衣躺下，由于劳累在这样的下也很快睡着了。哪知时间不长即被一阵瘙痒弄醒，开灯一看被褥爬满臭虫，不得不进行灭虫大战，弄得满墙满炕一道道的子，令人恶心 ， 熬到天亮乘上赴逊克县的客车，别人的行李都是放到汽车顶棚的行李架上，我只能抱着旅行袋上车;中途在孙吴县打尖，别人都将东西放在车里，司机锁上门去吃饭，我还是照旧背着旅行袋下车、背着旅行袋买票、取菜、取饭，背着旅行袋再上车 到了逊克县已是五点多了，我顾不得一疲劳径直赶往东山营部战友处，抓紧一切时间换洗衣服，满身的红胞奇痒难忍，忙得同学四处找药为我擦拭。冬天有冬天的艰辛，夏天有夏天的难熬，春秋有春秋苦涩，你负责的工作就得尽一切力量去完成，并且要完成好，不出纰漏。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儿，单独作战，也就这么熬过来了。

导读:“粮票”，这个在特定时代、特定、承载特殊重任的特种证券，在今天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将渐渐被人们遗忘，退出历史舞台。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由师部统一划拨，要到师部领取，这一工作责无旁贷由我来完成。

知青们每年都要探家，就需要兑换本城市可用的粮票，哈市的青年兑换省的粮票，而、天津和上海的知青则要兑换全国粮票，我又要将内部粮票与之兑换，这一工作几乎天天都有，从不间断。在计划经济的那个年代，对粮票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各省市都有自己的地方粮票，设计的样式、额度、大小都不一。我在知青和出差的同志手中就看到过十几个省市的地方粮票，额度大小不齐，有10斤5斤1斤的，有5两4两的，小到1.5两和半两的；大小颜色也不一，没有标准的黄金尺寸，非常有意思。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随上山下乡的滚滚来到省逊克县即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两年的时间里先在连队，后到营部，干过农活、开过康拜因、当过保员。一九七二年调到团部后勤处的粮食股，负责粮食化验、粮票保管。那时的粮票分三种，一种是团部自行印制的只供团内流通的“内部”粮票，大家统称它为“大粮票”；一种是国家发行的全国流通的“全国粮票”和省发行的省内流通的“地方粮票”。内部粮票是用薄纸壳儿印制的，大的有1000斤一张的、中的有100斤至500斤一张的、小的有1斤、5斤、10斤到50斤一张的。额度不同卷面的大小也不一，1000斤约有1 5× 20厘米，小额度的只有 3× 8厘米左右，大小不一、参差不齐，携带不怎么方便。粮票的设计者是粮食股的股长孙柏生，一九六三年转业军人，文化水平不太高，说话有些结巴，但人很实在，人缘很好，大家都愿意和他开玩笑。由于粮票设计的不太科学，大家都管它叫“孙柏生大粮票”，他的战友、同事及与他同级别的领导见面更是一改过去“孙嗑巴”的外号而直呼“孙大粮票”，着实热闹了好一阵子。 全团近二十个连队三四千号人，全用这个粮票，那时每人每月定量为45斤，要印发十多万斤的粮票。知青们吃饭均在食堂，由司务长带领一个炊事班负责一天三餐的伙食，我的任务就是每月把内部粮票按照人数发到各连队事务长手中，事务长每月就用这内部“大粮票”到粮店买粮，粮店将收回的粮票再交到我这儿。为此，我有一个专门装粮票的绿色大铁箱子，每天收、付，开关不知多少次，周而复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粮食匮乏，物资短缺，生活极度困难。为人民的正常生活，粮、油、肉、糖，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全部实行计划供给，“粮票”随即产生。那个年代，粮食是按照成年未成年年龄段的划分、重体力轻体力工种不同的划分等等，分出若干段，最重的体力工作装卸工也只有四十几斤，一般的成年人也就是二十七斤至三十斤左右，作为的主食只是着半饥半饱。粮票就是粮食，有了粮票就是有了粮食，粮票多就吃得饱，粮票少就挨饿，没粮票就可能饿死，这是那个年代的现实。那时，要是送几斤粮票，等于救命，是了不得的大礼。今天写到粮票，不是随发感想，而是源于我的工作与粮票有缘，我曾负责过粮票的发放、回笼、取送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