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三难处境”如何破解？

　　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的能源政策，依靠技术进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扩大了破解能源三元悖论难题的空间，绝大多数国家的整体表现有所改善，但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每个方面的持续、同步改善。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三难处境”——既要保障能源安全，又要消除能源贫困、实现公平可及，还要保护生态环境。在国际上，这一现象被称为能源政策的“安全、公平、生态”三元悖论现象。

　　当前形势下，这一“三难处境”显得更加突出。能源发展如何才能得享“三全法”？为了向破解这一难题的未来靠近，各国政府不得不在政策选择中不断地摸索、尝试。

　　自2010年以来，世界能源理事会陆续发布《世界能源三元悖论指数》（World Energy Trilemma Index）报告，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安全、能源公平、能源生态（或环境可持续性）政策平衡效果进行评价，以帮助各国家、地区认清阶段性问题，调整能源转型的方向。

　　其中，能源安全主要衡量能源供需的可靠性、稳定性，核心是能源供应保障能力；能源公平主要评价能源的可及性、普惠性、便利性、经济性或可负担性，核心是消除“能源贫困”的努力程度与效果；能源生态主要考察能源的低碳、清洁化程度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核心是推动能源转型、碳减排、污染防控的政策力度与成效。

　　在2020年和2021年涵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能源三元悖论指数排名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主要来自欧洲地区。

　　中国2021年在综合排名中居第51位（2020年和2019年分列第55位和第72位），被评为能源三元悖论指数改善特别是环境可持续性改善前10名的国家。世界能源理事会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安吉拉·威尔金森表示，中国排名的进步说明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坚持绿色发展及采取治理污染、减少排放、保护环境等的政策措施。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吕建中表示，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的能源政策，依靠技术进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扩大了破解能源三元悖论难题的空间，绝大多数国家的整体表现有所改善，但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每个方面的持续、同步改善。普遍的做法是实施动态优化的平衡政策，即根据不同发展时期或阶段的实际需要，明确能源政策的着力点和优先级。

　　吕建中说，在“十四五”及今后更长一段时期，中国能源转型发展的三元悖论矛盾都将进一步显露，能源规划和政策都必须统筹处理好能源安全、能源公平、能源生态的优化平衡问题。

　　3月3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与“不友好国家”以卢布进行天然气贸易结算的总统令。普京表示，要购买俄天然气，“不友好国家”须在俄银行开设卢布账户，新规定自4月1日生效。如果拒绝该支付方式，俄方将认为这是买方违约，一切后果应由买方承担。

　　4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部门负责人艾尔弗雷德·卡默在出席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失去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在头6个月，欧洲可以通过替代供应和现有储备来应对，但如果天然气断供持续到冬季或更长时间，将对欧洲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当天也表示，欧洲国家难以承受禁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后果。

　　事实上，欧洲是否要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一直是事关欧洲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教授级高级经济师、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原执行副总裁陈卫东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何应对能源转型风险和战争造成的社会成本增加，是欧洲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能源转型正在重塑世界，俄罗斯的卢布结算令加快了这个进程，而不是减缓了这个进程。”陈卫东说，“能源转型的核心是从以石油为中心的能源体系转向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体系。所有以石油为中心的资源、产业、行业、设施、技术都会随着石油逐渐退出中心地位，其地位也会随之下降或融入其他产业区块。而以电力为中心的产业区块将会水涨船高。这就是中国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值会超过世界500强的中石油、中石化，美国特斯拉的市值会超过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和英国石油这三家石油巨头的总和，以及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把埃克森美孚移出的原因。所有这些反映在资本市场上的现象，都与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相关。”

　　陈卫东表示，减少煤炭消费是中国减少碳排放的必然选择。天然气是配合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过渡能源，因此，天然气发电的比重将会增加。

　　“2017年，中国实施‘煤改气’，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大幅增加，拉动了LNG现货和长协价格上涨。与原油价格挂钩的LNG长协指数斜率普遍高于15%并一度接近20%（市场越火爆，斜率数值越高。气价=斜率×油价+常数）。2018年中国进口减缓，2019年LNG价格下跌，长协指数斜率下跌至11%左右，造成多个LNG项目的最终投资决策被推迟。目前LNG的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有富余，但预计2025年后LNG将出现供给不足。”

　　陈卫东表示，“不排除未来美国等国家的LNG也会成为紧俏货。再加上LNG供给从天然气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液化、接收到运输能力投资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仅LNG运输船的建造就需要30～50个月的周期，对于已是全球最大LNG进口国的中国而言，天然气供给短缺、价格高涨的冲击会比石油的影响更甚。随着未来天然气发电占比提升，这轮冲击的影响更不容轻视。”

　　“人才以及技术创新尤其是从0到1的突破，是最丰富的资源。”谈到能源转型的驱动力时，陈卫东得出上述结论。

　　“美国的资源禀赋并不好，其探明的石油储量只占全球的4.5%，但它生产了全球17%的油气，是最大的油气生产国。美国凭的就是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以及把不同资源整合起来实现突破的能力。对于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而言，资源禀赋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哪里都有风、有光，而且风能和太阳能的技术链条并不长，只是技术还没有成熟，也受某些资源制约，比如相应的金属材料及商业模式。”

　　陈卫东说：“在《世界能源三元悖论指数》（2020年）报告中，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部分是，首次提出了全球能源转型不同时期的主要驱动力。”

　　上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能源转型最重要的驱动力是2D。第一个D是Diversify supply，即扩张能源供给范围，于是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油田勘探和大开发；第二个D是Development of better technologies，即用更好的技术来提高能源开发效率。

　　二战后整个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的驱动力是3D，即去碳（Decarbonis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和数字化（Digitalisation）。陈卫东说，“这三个D表示，在进一步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关注碳排放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去中心化’才能带动资本和人的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有了‘数字化’，才有标准化，进而才能实现全球化。”

　　“现在人类已进入到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能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行业进入了4D阶段。所谓4D，就是在第二个阶段3D基础上再加上最后一个D——中断常态化（Disruption-as-usual），即能源供给中断的常态化。它如何成为驱动力之一呢？是因为人们必须解决‘中断常态化’这个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能源供给中断会常态化？陈卫东说：“因为我们从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再向无碳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并没有完成，但我们又必须把道德层面的责任因素考虑进去，这势必增加成本。过去我们从煤炭到石油、从石油到天然气的转型都是在降低成本，都能赚钱，所以市场投资也非常活跃，现在要实现低碳转型、解决碳排放问题，就要增加成本，为历史遗留问题‘买单’，这时候谁来‘买单’就成为一个问题。”

　　陈卫东表示，正因为每个历史阶段的能源发展转型驱动力不同，能源转型的目标、组织架构、组织形式、理念等也就不同。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矛盾来破解能源三元悖论。

　　在陈卫东看来，能源安全不等于能源完全独立自主。“2021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负责能源立法与监督的委员会召开听证会，研究如何应对飞涨的能源价格及其引起的物价指数上涨这一问题。此次听证会展示给世界的一个现实是，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全球资源生产超级大国，在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危机中也难以独善其身。”

　　国际能源署（IEA）首席经济学家在那次听证会上也明确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现代能源系统有着深度互联特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是能源孤岛。

　　吕建中也表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谋划破解中国能源三元悖论，需要围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立足于国内开发与加强国际合作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扩大对外开放中促进能源安全、能源公平、能源生态的协同发展。

　　对于具体如何破解能源三元悖论，吕建中认为，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十四五”时期应当以应急安全保障为主，坚持底线思维，继续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继续扩大石油、天然气储备能力；多措并举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推广先进燃煤发电技术；发展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开发富油煤的热解技术；适度发展煤制油、煤制烯烃产业等。

　　2025～2035年间，应以战略安全保障为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全面推进能源转型以及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替代，加快构建本土化、区域化的可再生能源供应体系。同时，强化节能提效政策落实及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双控”目标约束。

　　在促进能源公平方面，由于目前部分地区能源供应的普及性、可负担性基础还比较脆弱，需进一步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防止出现“能源返贫”。靠市场开放和竞争，增强能源供应的多样性、灵活性，降低社会用能价格和成本。加强能源需求侧管理，建立完善紧急情况下民生用能保障机制和需求压减机制。

　　2025～2035年间，立足于扩大优质能源的普及程度，推进城乡新能源新生活建设。实施“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工程，形成多能互补、深度协同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用能的便利性、可负担性、可持续性，增强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民生福祉。

　　在改善能源生态方面，可从能源消费增量结构优化入手，提高可再生能源增量占比。在继续大力发展陆上风能和太阳能的同时，加大海上风电、地热能、城市垃圾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将限制碳排放纳入发展规划，明确碳排放上限，为实现2030年气候目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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