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奥运效应”的迷雾：从“赛事经济”到“信心经济”

穿越“奥运效应”的迷雾：从“赛事经济”到“信心经济”啃组词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魏翔/文 近日，股市掀起了“冰墩墩”等冬奥概念涨停潮。于是，一个老问题被再度提起：奥运经济真的存在吗？奥运经济到底有多丰厚？ 与这一老问题对应的是，在国际经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魏翔/文 近日，股市掀起了“冰墩墩”等冬奥概念涨停潮。于是，一个老问题被再度提起：奥运经济真的存在吗？奥运经济到底有多丰厚？

与这一老问题对应的是，在国际经济学界，很少能有一项分析能像奥运经济评估一样充满迷雾：各国举办奥运之前都会涌现不少奥运经济效应的分析和预测，但这些经济分析在事后几乎一致性地全被打脸：赛后证明，实际的赛事经济影响要么接近于零，要么只是事前预测的一小部分（Baade and Matheson，2016）。例如，赛前预估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将带来107亿美元的新增产出和244000个工作岗位（InterVISTAS Consulting，2002），而实际收益不到20亿美元。美国犹他州政府预测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将带来48亿美元的收益和3.5万个新增工作岗位，而事后研究发现，在随后的8年中，就业岗位只增加了4-7千个，仅为事前预测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Baumann, Engelhardtand Matheson，2012）。被打脸的预测名单很长，随手拈来如Giesecke and Madden (2011)、Porter and Fletcher (2008)等，这些文章被刊登在领域内的著名期刊，如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上，甚至还登上整个学界的一流期刊上，如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尽管如此，类似的分析和预测每届奥运会前都会不约而来，乃至外界嘲讽奥运经济的预测和估算是在遵循一条诡异的定律：如果你想知道奥运会的经济效应，就把赛前预测数字的小数点左移一位。

现实是，不论你怎么预测，绝大多数奥运会毫无经济效益可言，其在事后不论短期经济效益还是长期经济效应都微乎其微（Baade and Matheson，2016）。甚至，做为重大事件的奥运和股市的关联也极不确定，历史经验来看，奥运会召开的当年，有的股市会大幅上涨，如1984年的美国和1988年的韩国，但更多的时候是下跌或者持平，比如1992年的西班牙和2000年的澳大利亚。发现这些令人沮丧的结果并不难，研究人员很容易收集各种现成的地区经济数据，如就业、GDP、就业、税收、旅游人次等，然后分析奥运会前、期间和之后的数据，并控制住奥运前中后各时期的各种变化，最后将事后的目标变量和奥运会事前做出的预测进行比较。因此，各地政府和城市对这些结果不可能不有所耳闻。但进一步的诡异是，奥运会从来不缺申办城市，甚至在很多时候竞争激烈。

是这些申办城市有出乎经济目的之外的其他诉求，还是传统的经济分析存在重大缺陷？我们有必要拨开迷雾，透视诡异现象后奥运经济的真实面目。

一、成本巨兽：奥运经济背后的阴影

公众瞩目的奥运经济来自于奥运会带动大中小型体育设施建设、带动交通、邮电、旅游、商业、饮食娱乐服务业的发展，直接的电视转播权、门票、体育彩票、邮票、纪念币以及各类广告收入也会蜂拥而来。但是，巨大的成本投入屡屡成为奥运经济失色的主攻手。并且，历届奥运会的成本预算常常被突破也被认为是事前预测失灵的一个主要原因。

也曾有过主办方提出要精简成本，举办“节约奥运”，然而，经验表明，大部分巨额成本无论如何绕不过去。一是刚性的体育基础设施，除了为运动员提供的交通和住房需要较高条件，特定体育基础设施也是必备项。二是复杂的运营成本，奥运赛事管理的涉及面极为广泛，基本上属于全城动员，除了开闭幕式的固定投入，安保和反恐费用的提高尤为显著，2001年之后的时代，安保费用迅速增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安保费用即为2.5亿美元，4年后，雅典奥运会的安保费用就翻番为悉尼的6倍半(16亿美元)（Matheson，2013）。三是机会成本，奥运会打乱了城市的日常步伐，会带来貌似微小实则巨大的菜单成本和调整成本。在这些成本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由于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问题，常常会支付超额的成本（Baade and Matheson，2016）。

成本吞噬利润，打翻成本效益分析的天平。2010年温哥华夏奥会，收益15.78亿美元，成本75.56亿美元，血本无归；2012年伦敦夏奥会，收益颇丰，32.7亿美元，但成本高达114.01亿美元，再次血本无归（ICO国际奥委会官网）。成本巨兽对冬奥会的红利吞噬比夏奥会要更为残酷。例如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政府直接花费11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额外花费3.42亿美元进行就业促进，从而使奥运期间创造新增岗位的成本高达30万美元/个，这相当于当年一名服务人员6-8年的总收入。

除了直接成本，公众看不到的隐形成本进一步打开了成本巨兽的胃口。奥运会的机会成本就是第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形成本，并带来日后的一系列赛后问题。例如，很多赛前经济评估只考虑奥运门票的出售量，却不考虑奥运举办期间所丢失的旅游景点、博物馆、音乐会、电影和商场等接待场所的收入。另一项隐形成本来自于“拥挤效应”：奥运期间的城市拥挤和游览限制还会使计划或经常到访的游客或商务旅行者放弃访问该地区。

尽管如此，即便在经济上，人们依然对奥运会满怀期待，他们说，不能算小帐，要算大帐，奥运对城市即有长期经济价值又有丰富的社会价值，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

二、收益诱惑：奥运经济嘴边的奶酪

不言而喻，在直接经济效益朴素迷离、一言难尽的背景下，城市依然奔向奥运的原因在于对收益的更深理解。无论是西方城市还是东方城市，申办奥运时对经济收益的预期已经越来越从近景拉向远景，申办方看重的是奥运散发出的金色光芒，期待它能久照大地。

奥运经济确实存在长期利益。首先，奥运会留下的体育场馆可以后续利用甚至永续利用，蕴含了无数体育经济的可能。其次，奥运盛会提高了本地的硬件和软件，增强了本地的宜居性，有利于城市未来吸引更多的人才。第三，围绕奥运会的媒体关注具有很强的广告效应，，促进该地区成为未来的旅游热点目的地。最后，对一些外向型城市，奥运会还可能促进FDI（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奥运会能提高本地的营商环境和投资便利度。

奥运的社会收益亦不容小觑，并最终将能转化为经济收益。例如，通过同时举办夏奥会和冬奥会，中国大大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国民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正是因为体育赛事所带来的社会关注度，才会在奥运会等体育赛事上出现似乎有悖于经济学常理的现象：明知注定亏本还是要申办，而且不惜高成本申办（江小娟，2018）。当然，社会收益是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很难界定其具体的经济价值。为此，研究人员尝试用条件估值方法来量化奥运会的社会收益。例如，有学者利用这种方法对伦敦夏奥会的社会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显示，伦敦奥运会的社会价值约为34亿美元（Atkinson et al.，2008）。

奥运会的拉动效应也是令申办者期待的重要收益。一般认为，做为大型赛事，奥运会能拉动旅游、休闲、文化、建筑、金融、运输等一系列行业的产出。这些产出将在经济中循环，从而产生“乘数效应”。

然而，研究者剥丝抽茧的进一步研究显示，这些有形或无形的收益更像是“虚幻的诱惑”（Fool’s Gold）（Baade, Robert and Victor Matheson，2002）。

首先，即便算上社会收益，通常也很难抵消成本巨兽的吞噬。例如，伦敦奥运会的直接收益在历届奥运会中算是佼佼者，但即便再加上34亿美元的社会收益，仍然覆盖不住114亿美元的巨额成本。

第二，奥运会的拉动效应要基于如何确定产业带动乘数，而对乘数的测定则疑点重重。

奥运经济学家们由此估计出的乘数大约为2，即为奥运会每支出1元能带来2元的综合收益。但是，这种估算忽视了奥运会期间的内生经济变动，例如，奥运会导致举办地酒店房价和餐厅菜肴的价格上涨，但是相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并不会相应上涨，于是本地人的相对消费力下降。不考虑上述因素，就会高估本地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高估奥运产出乘数。实际上，大量研究显示，奥运会的产出拉动效应总是被有意或无意地高估（Matheson，2009)。甚至，在使用了更为完备的估计方法（如将投入产出估计转变为一般均衡估计）后，乘数效应竟发生了方向性逆转，例如，在考虑了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后，对澳大利亚奥运会产出乘数的估计就从正数变成了负数（Giesecke and Madden，2011）。

第三，“后奥运经济”被明显夸大了。尽管各国在申办奥运前都对如何在奥运会后可持续利用奥运场馆做足了准备，并极力鼓吹“后奥运经济”的吸引力和可行性。但到目前截止，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不支持“后奥运经济”（Baade andMatheson，2016）。尤其，与体育场馆和场所设施后期利用相关的“后奥运经济”非常小或根本没有(Coatesand Humphreys，2008)。此外,除了高昂的初始建设成本，主办城市还面临沉重的后期维护费用。奥运场馆的后期利用听起来是个通过集思广益就能点石成金的好生意，但各国在这方面几乎都泛善可陈，从雅典到盐湖城、从亚特兰大到东京，几乎所有的后奥运利用创新都碰上了的天花板。伦敦的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被“创造性地”转化为当地足球俱乐部的主场，以期发挥其衍生品经济，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办方政府为此花费了2.7亿美元的改造费，最终卖个俱乐部只收回1500万美元。

最后，奥运会的城市广告效应“来去匆匆”（Easy ComeEasy Go）。赛事带来的城市形象效应有如节日焰火，在它闪耀的刹那引来惊叹无数，却也特别容易在过后转瞬即逝。这对冬奥会举办地尤为如此，因为冬奥会广告效应的冲击力更小。1994年举办冬奥会的挪威小城利勒哈默尔（Lillehammer）在世界上籍籍无名，在举办冬奥会当年外国游客取得了额外增加8%的不俗战绩，但增长量在次年便销声匿迹了(Tiegland 1999)。同样，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Calgary）冬奥会使这座小城当年甚嚣尘上，但由于缺乏后续的目的地持续性建设，城市吸引力迅速褪色（Richie and Smith,1991）。

既然奥运经济的长期价值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那么为什么城市们依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尤其，很多发展中国家对申报奥运仍然抱持着不灭的热情。除了政治抱负、国家形象，是还有什么隐藏的经济效应在呼唤他们吗？

当我们把视线拉长、把视角调高，将奥运经济置放于人类更长的经济周期框架，很可能将帮助我们拨开诡异的迷雾，透视到奥运经济身后真正的光芒。

三、复苏跳板：奥运经济身后的光芒

在探寻奥运经济身后光芒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个颇为典型的范例。

1929年的经济危机摧枯拉朽地冲刷了每个美国人的口袋，随后的6年，美国都饱受经济危机的摧残。为了应对危机，美国推出了彪炳史册的“罗斯福新政”。值得玩味的是，罗斯福新政除了推出巨量经济复苏项目外，还在捉襟见肘、银根骤紧之际不惜耗费重金成立“国民维护团”、推出“联邦一号计划”。1933年4月，美国成立“国民维护团”（CivilianConservation Corps），招募17-28岁的青年修建乡村公园与桥梁等旅游基础设施，1935-1943 年间，美国共修缮了3,980 个历史旅游建筑，新建了9300个音乐厅、2302个大型露天体育场、52个游乐园或竞技场、1686个公园、3085个游戏场地，3026个体育健身场、805个游泳池、10070个网球场、138个户外剧场、254个高尔夫球场和 65个跳台滑雪场。同期，罗斯福新政成立了 “联邦1号”（Federal ProjectNumber One）文化艺术促进项目，包括五个部分：“联邦作家计划”（Federal Writers‘ Project）、“汗青调查计划”（HistoricalRecords Survey）、“联邦剧院计划”（Federal Theatre Project）、“联邦音乐计划”（Federal Music Project）、“联邦艺术计划”（Federal ArtProject），这些计划大力资助大萧条中的文化作家以创造出更多鼓舞人心的作品、保存和美国的古老历史文献以增强民族自尊感、为剧院和现场艺术表演提供资金以为受困家庭创造更多的娱乐享受。

为什么要在经济极度困难时投资于明显见不到回报的项目？这是不是和诡异的奥运经济热情似曾相识？

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鼻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动物精神是解释经济周期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概念。凯恩斯认为企业家并不靠计算未来收益来做投资决策，而是靠对未来经济形势的直觉判断来做决策，这种直觉被他称为“动物精神”。由于“动物精神”，企业的投资总是受到对未来信心的支配：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时，经济就会走出萧条、走向复苏；大家对未来都感到迷惘时，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信心来自于哪里？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来自眼见的现实或证据，而是来自于对某些积极信号的感知，这就是动物精神。宏观经济学家们坚信，良好预期、积极信心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复苏的极端重要性。即便是最具原教旨主义的“理性预期学派”也承认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可以“超越理性”，影响经济周期的复苏进程。现实中，当每个人都对投资前景有信心时，投资额就会上升。同样的逻辑，当信心减弱、预期凄迷时，投资潮水便会迅速退去。这在房地产投资、股市投资和各类工程项目投资中屡见不鲜。不仅如此，信心也有“乘数效应”，信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产生放大效果，加速萧条经济的复苏和反弹，这在罗斯福新政中得到了验证，也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得到了验证。

显然，罗斯福新政中的文化旅游艺术项目投资，就是为了建立并传递光明未来的信号、焕发企业和企业家积极的动物精神。

在现代社会，很难找到一个更为完美的活动或事件，能像奥运会这样向企业和消费者传递有关未来经济状况的积极信号（Baade and Matheson，2016）。通过观测奥运会主办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发现，在申办国被确认申办成功之日起，该国的经济信心指标就会开始上扬，而如果该国正处于衰退期中，奥运会确实很有可能加速其复苏时刻的提前到来，比如，西班牙就因1992年举办奥运会而经历了更快的经济复苏（Brückner and Pappa，2015)。无论是直接经济收益还是长期社会回报，都不如奥运会带来的信心经济对更具有经济价值。

当前，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都深处下行通道，正在通过各种措施竞相复苏。在这个阶段，“信心比黄金还珍贵”。我们明显感到，北京冬奥会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热闹和喜悦，更多的是在这个冬季，拼搏精神和汗水结晶给全民族带来的积极热情和乐观情绪。北京冬奥会使人民感受到国家的力量、经济的韧性，感受到胜利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以说，一场体育盛会的效果不亚于一系列罗斯福新政的文化艺术计划。

奥运会塑造信心经济的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对每个国家却有具体的路径。对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大国，奥运会在经济下行中逆势举办首先带来的是“理念信心”。众所周知，北京冬奥会召开前的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在这样的情境下，北京市政府成功举办奥运会传达出极强的政策创新和模式创新信号。体育之所以受到各国政府重视，不仅在于体育强身健体，更在于体育的深刻意义在于激发创新。2016 年美国 Fast Company 杂志评选全球 50 家最具创新力公司， 前三名是 Apple、Facebook 和 Google，而NFL(美式橄榄球联盟) 位列第 15 位（江小娟，2018）。

在强调内循环的基调下，中国政府排除万难、全力办好冬奥会的决心还传达出“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奥运会是唯一的全球综合运动盛会，重在参与的精神是国际经济和贸易自由化的明灯。奥运会在很大程度上传达出主办方心怀全球、平等交流的治理信号。通过分析1950年至2006年间196个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出口贸易，研究者们揭示，在此期间主办奥运会的国家当年或第二年的出口获得了近20%的超强增长（Rose and Spiegel，2011）。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不但会转化为国际贸易增长，还有利于主办国的消费、投资和产出得到循环促进（Brückner and Pappa，2015）。

众所周知，奥运会做为现代服务业的典型代表，带动最大的是现代服务业，新增就业岗位里有相当部分是在现代服务部门，如金融、通信、邮政、物流、快递。因此，有能力举办奥运会显然是向世界发出了“产业升级”的积极信号。

最后，国际研究还指出，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而在最近几十年，人力资本的来源除了正规教育，越来越依赖于健身、休闲、文化等非正式教育领域。各国均看到并认同了这种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并展开激烈竞争。显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国家重视“健康资本”、发力新型人力资本的典型信号。这表明，举办国对人力资本的理念发生了结果性变化，正在迈向新型人力资本强国。与之相应，美国体育产业年产值超过石化、航运、林木加工等工业部门；英国的体育休闲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当于英国整个化工、人造纤维业的就业人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体育产值占GDP比重约在 2% —4% 之间，我国的占比仅为0. 9%（江小娟，2018）。可见，奥运会后通过体育经济加速人力资本升级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对中国而言存在光明的前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大学研究员、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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