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大鹏：新片记录了姥姥去世，常剪不下去，这对我挺残酷的

专访大鹏：新片记录了姥姥去世，常剪不下去，这对我挺残酷的人b里面长蛆视频 搜狐娱乐专稿 （三丁/文 远辉/视频）大鹏执导的新片的《吉祥如意》入围了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日前，搜狐娱乐与大鹏在上海进行了一场对谈，他首次讲述了《吉祥如意》与短片《吉祥

搜狐娱乐专稿 （三丁/文 远辉/视频）大鹏执导的新片的《吉祥如意》入围了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日前，搜狐娱乐与大鹏在上海进行了一场对谈，他首次讲述了《吉祥如意》与短片《吉祥》的关联，回忆起拍摄时姥姥突然去世，大鹏坦言这对他是件挺残酷的事，在做后期制作时要一遍遍面对素材，常常剪不下去，需要时间缓一缓。

此外，大鹏也非常感谢上影节对《吉祥如意》的肯定。从《煎饼侠》、《缝纫机乐队》到《吉祥如意》，他的三部导演作品都与上影节结下缘分，大鹏坦言《煎饼侠》是他票房的最高点，别的导演是走票房的上坡路，而他后来的作品票房都没有那么厉害了。《吉祥如意》更是，作为一个非常作者且实验性强的作品，大鹏在票房方面看得很开，现阶段他更注重的是，拍的东西是不是真正想表达的。

《吉祥如意》与《吉祥》的关联：

原本想拍姥姥如何过春节，一场意外改变了原定拍摄计划

搜狐娱乐：你的新片《吉祥如意》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怎么样？

大鹏：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自己是很激动的，因为《吉祥如意》这部电影它有一点特别，它跟大家看到我之前导演的作品或者说我参演的那些电影都不太一样，甚至有可能跟大家以前看过的电影都不太一样，因为它的结构很特殊，有些挑战观众既定的观影习惯。但是这样一个很实验的内容被上海国际电影节认可，我自己非常非常激动，很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因为他们很包容很勇敢。

同时我跟上影节有很奇妙的缘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的工作履历，以前在搜狐我也是从事电影报道的，曾经很多届的上影节，我都是来参与报道。后来没想到自己可以有机会拍电影，《煎饼侠》就是2015年的时候上影节，当时是传媒大奖单元被大家看到的，拿了两个奖，从这里出发。《缝纫机乐队》又入围了上影节的亚新奖，今年到了金爵奖，所以我觉得我的每一部电影创作的过程都被上影节所见证着，我自己还是很激动的。但是此时此刻我就有一点紧张，因为今天我们对话的时候，下午就会有观众真正来检阅你的片子，他到底怎么看你的这一部电影作品，大家会从哪些角度去评价它，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搜狐娱乐：短片《吉祥》与长片《吉祥如意》有什么关联？

大鹏：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来探讨这个话题，在此之前，可能我从来没有对媒体真正揭秘过这部电影，甚至可能大家在有限的资料里面看到的就是《吉祥》跟《如意》，《吉祥如意》是有关联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没有说得很清楚。

在2016年我们开始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事实上跟所有的工作人员签署了保密协议，大家不允许对外讲我们现在拍的是一部什么电影，因为在一开始筹备的时候，就确定了这部长篇电影《吉祥如意》，它的结构是《吉祥》加《如意》。那么它首先要把《吉祥》制作完毕，而《吉祥》去参与电影节，拿到金马奖，进行展映，被观众所讨论，其实都是我们在拍摄的一部分。

《如意》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透露这个消息的，如果透露的话，可能会让所有事情的走向变得不太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讲了，因为《吉祥如意》已经制作完毕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吉祥》是《吉祥如意》的一部分，《吉祥如意》由《吉祥》和《如意》组成，《吉祥》负责在这部电影当中提出问题。

当你看到《吉祥》的时候，你会有若干个问题萦绕在脑海当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里面有哪些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所有的这些问题在《如意》的部分你都会得到答案，你会知道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前面我说它的创作很实验性，它的结构有一些特别，甚至可能在《吉祥》和《如意》的某一个交界点，从《吉祥》过渡到《如意》的那个交界点的时候，观众可能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会很恍惚，因为你会看到自己坐在电影院里看你刚才看的那个内容，会很恍惚，所以这个电影对我来讲是一次实验的创作。

搜狐娱乐：要做一个实验性作品的想法是怎么诞生的？

大鹏：其实它起源于一个念头，就是2017年我推出了一部电影叫《缝纫机乐队》，事实上你看到《吉祥如意》是我作品当中第三部面世的我导演的作品，但事实上它的拍摄是在《缝纫机乐队》之前。

《缝纫机乐队》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道具就是那把大吉他，那个雕塑要建半年，所以在《缝纫机乐队》开机之前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去筹备。在我回到家乡的过程当中，我就想起一些童年往事，因为我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我小时候的记忆，她都是在全国各个地方求医问药，在长春、天津、北京住院一段时间，所以我都是跟我姥姥长大的。

回到老家之后，我就去看望了姥姥，我看到墙上有很多我们家庭以前的照片，让我想起很多之前的事情，我就动了一个念头，我想去拍摄我的姥姥，因为那个时候马上要春节了，所以我们的方向是拍摄姥姥怎么过年这件事，这个是《吉祥如意》这部电影的起点。但是只是拍摄这件事，可能对于创作者的我来讲，又是不甘心的吧，我希望能够在我的电影当中打破一些阅读习惯，所以在我确定了要去拍姥姥怎么过年的时候，我同时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召集了另外一个剧组拍我怎么拍姥姥过年。

所以我的规划当中，姥姥如何度过这个春节，以及我怎么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组成了完整的这部电影。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到了农村，投入拍摄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可能那个意外的陡峭程度，比如说我们计划拍摄一部电影，我们肯定需要写剧本，有的时候编剧在想说，哪有戏剧冲突，哪出现了反转和意外，我们都想象不到当时会发生接下来的一系列的事，而接下来一系列的事就是大家最后看到的《吉祥如意》。所以我跟所有剧组的人说，我们不要去干涉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要去期待会捕捉到什么，我们就去拍一场天意，天意展现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用眼睛给它捕捉下来就好了。

关于“离开”：

《吉祥如意》记录了姥姥去世，剪辑经常进行不下去，“挺残酷的”。

搜狐娱乐：到了一定年纪，会发现身边不断有人离开，2020年就更加明显。有没有哪一场离开对你的触动特别大？

大鹏：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叫《团聚》，但事实上它由《吉祥》和《如意》两部分组成，你会看到有两次团聚，你会看到一个大家庭在有一个核心的亲人，也就是我姥姥的组织之下，是多么有凝聚力，你也会看到因为姥姥突然的意外，就是在我们进行拍摄的过程当中，她因病去世了，这个突然的意外让这个家庭面临着怎么样情绪的冲击。

所以对我来讲，这部电影它既是一部电影，也是我的一段经历，甚至于我们对话的此时此刻，它蔓延于电影之外，也是那个影像的组成部分，所以《吉祥如意》这个电影我2016年底到2017年春节的时候开始拍摄，一直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四个春节，这四个春节对于我来讲，你觉得很漫长，对我来讲其实挺快的，因为我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当时拍摄的素材，我都会回到那个时间点的我，面对家里突然的各种情况，我就很被迫的又重新体验了一下那会的情绪，所以你知道这些年，我在拍戏的时候，比如《受益人》《第八个嫌疑人》《大赢家》，有的时候在剧组收工的时候，我回去会自己制作《吉祥如意》，当我拿起电脑看到素材，我经常会进行不下去，我就要缓一段时间。

但是今年因为有疫情的影响，很多事情不得不停止，获得了与自己独处的大量的时间，我几乎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一个阶段终于把这部戏的后期做完了，这对我来讲其实挺残酷的。我也会有这种感慨，因为我们对话的时候，我最近也听到了很多消息，都是我自己认识的人，我自己身边的人，他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我觉得这些不好的消息，好像在这个年纪变得多了起来，我并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到了这个时候就会面临这么多的坏消息，还是因为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气场。

但是今天坐在这里对话的时候，我面前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Logo，我在想，终于又能面对观众分享我的又一个创作，有这么多的观众还在期待着电影，我就觉得我们是挺幸福的一件事。

我一直以来合作的编剧叫苏彪，他跟我合作过《煎饼侠》《缝纫机乐队》，这几天我们在创作下一个电影的剧本，我们总在讨论我们下一个议题是什么，会不会跟得上时代的思考。后来我们发现，还是做自己最想要表达的这些事，因为这样的机会你要去珍惜它，电影的制作周期实在太漫长了，如果你不是完全投入以及完全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发达，你不可能跟它相处这么长的时间。

《煎饼侠》之后的五年：

别的导演是走票房的上坡路，而“《煎饼侠》是我最高点”。

搜狐娱乐：有人评价说，看你的导演履历表是一个“爆米花”进化史，逐渐进入到现实主义的题材。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大鹏：我觉得我自己虽然已经38岁了，说实话，我会常常面临我自己的变化无法接受，比如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白头发特别多，染黑之后过一段时间又变白了，看到的时候我会有一点伤感的。但是在电影从业人员当中我是年轻的，我觉得我刚刚开始，这是我第三部电影，所以未来我可能会有很多的可能。

昨天我遇到了徐峥导演，因为我们之前一起参加过真人秀，就有过共同的一段合作的经历，我一直视他为我的榜样和方向。我在想，徐峥导演这么优秀的一个电影人，我希望10年以后的我可以像他一样，不只是头发，我只是说可以像他一样变得那么优秀。所以我觉得我还有时间的，如果是爆米花的话，我希望我还有进步的空间。

搜狐娱乐：从《煎饼侠》到现在刚好五年了，这五年期间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大鹏：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了解电影了，越来越了解电影是怎么拍的，也越来越胆小，《煎饼侠》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但是真的很勇敢，现在知道规则了，反而另外一部分好像在离你远去，但还好，我可能跟很多同时期成长的导演有一个重大不同，大家都是走上坡路的，他们的一部一部作品都是票房要上台阶的，我自己好像《煎饼侠》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

我今天看上海电影节的场刊，我发现上面写的履历让我很自豪，他说大鹏是中国第一个80后成为十亿的导演，我一想真的是，《煎饼侠》那个时候好像我是全中国第五个人票房突破十亿的，但是我是最年轻的，我原来这么厉害的吗？但事实上那是我最高点，后来《缝纫机乐队》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吉祥如意》它是一个非常作者的电影，这个电影不会有高的票房，它肯定还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如果我是这样的话，至少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不会背负上太多的票房压力，如果我下一部再走的话我可以很轻盈，因为无论怎么样，你不用去想着一定要收获什么，这样的话相对在创作上可能更自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