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社会科学家的思考

　　新兴生物技术的治理已然成为一个国际化问题。与传统的生物伦理角度的研究相比，科学技术学（STS）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这种框架，开始了一种新的跨界社会科学家与生物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希望通过互动塑造科学知识，倡导负责任的创新。2016年4月13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了题为“生物技术风险与治理:从欧洲到中国”的国际研讨会，来自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ISSTI）、中山大学、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7位专家就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同时有50余名参会者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科技部等科研机构或部门。

　　来自爱丁堡大学的Jane Calvert博士认为，STS研究尝试从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与文化等维度来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所展现出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复杂互动的，它不希望简单地讨论技术应用的风险或伦理问题，而更愿意去回答哪些动力促成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哪些价值影响了人们对技术的伦理认知，哪些制度与设计成为了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在合成生物学项目中，与科学家早期的沟通与互动，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尽早认识到自己研究的社会意义，阐述其政策图景，更能够从多角度塑造科学研究的路径，促进科学讨论的深入。

　　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主任Robin Williams教授为大家介绍了欧盟的“负责任创新与研究”理念的发展。Robin指出该理念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再将伦理与社会问题作为新技术发展的约束，而是更多分析技术发展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个人与社会希望从技术的发展中获得怎样的收益，同时又该如何影响和参与这种积极的研究行为。因此，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是一个透明互动的过程，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彼此相互反馈，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及其市场产品的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取性（desirability），让科技发展适当地嵌入我们的社会中。同时，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是一种新的路径，它对于研究和创新的潜在意涵和社会期望进行预期和评估，以帮助设计包容和可持续的研究与创新。

　　爱丁堡大学沈小白博士的跨文化背景使得她成为STS比较研究的专家，她以中国的转基因发展为例探讨“我们能否照搬或模仿其他国家的管理制度？”她认为中国在转基因技术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与转基因有关的争论也迁徙来到了中国。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受到本国的争议及西方政策的影响，导致在转基因政策与法规问题上进入两难境地。借用法国学者塔尔德的模仿定律的理论，她认为政府通过模仿西方的管理制度考虑转基因技术的进步与安全，科学家在研究上的模仿与追赶，公众对于技术的态度也受到西方与媒体的影响，这些复杂的行动者都在影响着中国转基因技术的推广。然而，管理制度的简单模仿无法解决中国社会中的复杂问题。转基因争议折射出来的是公信力的降低、政府与专家关系的危机，也许通过打造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能力、重塑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才是解决之道。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刘益东与大家分享了他对科技风险与可持续发展长达18年的研究成果。他指出爆炸以来科技带来的问题和困惑越来越多，对科技的投入也与日俱增，高科技在争议中快速发展。刘益东提出“致毁知识”概念，明确 “尖端科技知识正负效应不可抵消、科技知识增长不可逆、知识与应用具有连锁效应”这三个前提，提出“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这一重要问题。他的结论是在现行的主流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下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是不可逆、不可抵消，同时也是无法阻止的，这种不可逆增长的危险累进方式，使得毁灭性灾难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直到爆发。这一发现为科技风险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在现有的社会框架下与理论框架下，不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无法避免。刘益东进一步提出“科技的总体安全观”，强调科技从实验室产品用户社会环境的全程安全、总体安全。它包括底线安全、集体安全、可持续安全。底线安全就是即使恶意应用和军事应用也能避免或也能承受的科技才是可以接受的科技。

　　中山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周殷华作了“干细胞创新的市场与专业冲突”的报告。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干细胞疗法的对比，周殷华指出干细胞治疗的时机与质量由不同的创新模式决定科学创新模式与医药创新模式，不同的模式则是以不同的专业群体、伦理与管理制度为基础的。他总结了四种创新模式，发现了不同群体间对于干细胞治疗存在着专业冲突。应该通过管理体系的革新促进不同职业群体冲突的消解。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方芗从医学社会学的角度与大家讨论了医学技术创新带来的一些问题。外科手术的进步延续了癌症病人的生命，但是患者所需要承担的代价、痛苦、身体与社会关系的断裂却很少有人关注。通过对于结肠造口术病人的访谈，方芗发现完成造口术的病人无法正常融入社会。医学可以取得生理意义上的成功，但不能免除患者的心理困扰。从医学而言，身体功能依旧，在患者内心，“造口”手术却意味着缺陷和失败。“病人总要在活着，还是完成造口术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其实没有选择，缺少选择。”方芗用“裸命”“不洁”“身体规训”这三个概念分析了医学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对于患者，如何处理与自己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需要社会科学家给予关注的问题。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高璐通过对阿西络马会议与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的比较分析讨论了新兴生物技术治理的问题。阿西络马会议（1975年）与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2015年）是科学家通过自我规制实现提前预警，来应对生物技术风险的两个典型案例，虽然相隔四十年，却存在着逻辑连贯性。阿西络马会议的目标是评价重组DNA技术的风险，会议使重组DNA技术的应用暂停了16个月，直到相关政策发布后研究才继续，它标志着科学和公众参与科学政策讨论的新时代的来临。华盛顿峰会应对的问题是以CRISPR技术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伦理与社会问题，大会最终以声明的形式呼吁科学家不要以生殖为目的修改人类基因。对比两次大会，其发起人都是顶尖科学家，而后者的参与者更加多元与国际化，中国科学院也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同时更多的社会科学家、伦理学家与法学家参加讨论。我们可以将这种科学家主导的新兴技术预警与讨论模式称之为阿西络马模式，它能够帮助科学家赢得公众的信任，但是缺乏对技术的深层思考，忽视了技术在实验室与工业生产及市场中的差异。因此，这种科学家主导的风险治理方式并不能解决主要问题，华盛顿峰会可以看作是阿西络马模式的继续，但遗憾的是它没有作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