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贵在行动

　　全球物种加速灭绝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生态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更加重视保护生物多样性。2020年9月30日联合国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峰会上，习总站在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揭示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动力、活力、合力和行动力所在，阐明了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理念、进展和目标。习总的重要讲话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行动纲领。

　　生物多样性的富贫事关文明的兴衰。物种丰富是生态系统总体稳定平衡的基础，生态平衡是人类文明兴旺发达、持续健康发展的自然前提。反之全球物种贫乏，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则人类文明发展将受阻，甚至中断。“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食物、药物、建筑和工业原材料等来自多种多样的生物。良好的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物种能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减少疾病传播，昆虫、鸟类、蝙蝠等授粉行为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质量。同时，多样的生物能为人类进行科学研究、艺术创作和欣赏等提供对象。然而，生物多样性正在遭受人类空前的毁坏。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202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自1970年以来，由于人类将地球的生命维持系统推向了边缘，动物的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68%。生态系统被破坏大大增加了动物将疾病传给人的风险，艾滋病、埃博拉等致命疾病就是后果之一。因此，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在生态正义的基础上形成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合力。联合国1992年颁布《生物多样性公约》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逐渐成为世人的共识，但是并未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的趋势。除了自然因素外，由于世界人口爆炸式增长，对土地、能源和水等的需求大增，客观上带来人类活动范围的急剧扩张，对自然过度开发，大大缩小和恶化了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同时，由于各国的自然条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政府的治理能力参差不齐等，对物种的保护存在极大差异。更重要的是国际上在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下，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规则、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更多地享受生态权利，而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承担生态义务；一些国家富人污染和穷人埋单的现象也很普遍。生态正义的缺失导致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群全面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能力和积极性不足。对此习总倡导“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通过“公平公正惠益分享”的多边合作，建设繁荣、美丽、清洁的世界。

　　推进绿色发展，夯实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直接侵害生物多样性的机制包括污染、物种的引进与过度开发等。这实质上是人片面追求短期和局部利益，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开发超出了生态环境的自净、自我更新或者自我调节能力，导致越来越多的物种消失、变得脆弱或者稀少等。消除生物多样性危机之策在于人类要进行一场自我。首先，人要合理地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其次，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观念；最后，要“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具体而言，“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只有真正做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才能遏制全球物种数量锐减的势头。

　　中国负重前行，为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坚韧努力。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贵在行动。虽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还面临着促进更平衡更充分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艰巨任务，但中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将保护生物多样性融入战略规划和法律法规中；给予充裕的资金支持；对于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督、检查和惩处；在湿地、森林、河流、荒漠等领域实施多项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且成效显著；统筹推进社会公平与生态公平；全国上下广泛参与。中国不仅切实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而且深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深化南南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2021年还将在昆明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自觉地扛起了对人类负责的重任，做到了言而有信，表里如一，知行合一，充分彰显了大国的大担当。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