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全球化与大自然的反击：从4本书中理解瘟疫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最早出现于2019年12月，但直到2020年1月初，大众对此仍不知情，缺乏防护和隔离的概念，甚至在1月19日这天，武汉还举办了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圆饭的百步亭万人宴。直到27日，武汉市长承认信息披露不及时。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对传染病的隐瞒乃至谎言早已不是什么新出现的“凶手”——《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就揭示了一战时期在最为富裕、本土未遭到战火肆虐的美国，由于信息披露不及时，大流感是如何借助大型聚会大肆横行的。

　　在疫情不断发展时，网络上出现了一种声音，称病毒是美国的阴谋，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艾滋病现身的冷战时期——各国之间推诿责任，不同群体相互猜疑，各种形式的阴谋论甚嚣尘上。《逼近的瘟疫》一书指出，人类所处的环境在迅速全球化，这要求这个星球上任何地方的居民都要放开眼光，不能仅仅盯着本村本县、本市本省、本国本区，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全部生态范围，因为人类已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一书进一步指出，在微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当很多人以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时候，新型的感染源就会出现。而这不仅仅是捕食野生动物者本人的问题，也是当今全球化加剧全球风险的大背景之下所有人面临的问题。预防人和野生哺乳动物的密切接触，是预防下一场流行病爆发的重点。

　　或许，瘟疫正是人对自然索取和自身无限扩张招致的报应？所有的活物都会携带病毒，活物密集的地方就会成为病毒储备池。当人类不断侵蚀大自然的空间，逼迫病毒走出一个生态系统，病毒往往会在人类群体中波浪式传播，“仿佛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声”。《血疫：埃博拉的故事》警醒今天的读者：也许，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

　　借由这四本书，与武汉肺炎相呼应，我们希望在谎言与公共卫生政策、全球化对21世纪传染病的意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面向上展开讨论。因为，在人类必须面对的下一次疫情来临之前，教育与理性才是最好的疫苗。

　　一百多年以前的人类也面临着传染病的腾腾杀气：一场大流感在1918-1919年期间席卷世界，导致5000万到1亿人死亡，超过历年来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普通流感的受害者是老人和儿童，而这次流感中近一半的死者是正值人生顶峰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流感来势汹汹，带着诡异色彩：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有人正在指路，话没有讲完，问路的人先倒下了；在南非的开普敦，有人坐在公交车上，亲眼看见一路6个人相继死去，包括售票员和司机。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这本书讲的主要是，在美国人们是如何被流感袭击，又是怎样应对流感爆发的。本书不仅为我们呈现了巨大压力之下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态度，同时也写出了与疾病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已经向德国宣战，200万美军开赴法国，还需至少增援200万。国家的每一分子都面临着被征召参战的命运，对整个行政部门而言，控制信息是至关重要的，稳定民心是政府的要务，他们担心采取任何会引起恐慌的行动。

　　当时的费城公共卫生主管克鲁森就对大流感袭击军营置若罔闻，他否认流感会给城市造成任何威胁。他没有安排任何应急措施，没有储备供给，也没有列编应付紧急事件的医务人员名单。《费城晚报》也向其读者保证，流感不会引发危险。克鲁森还说，那些死于流感的水手，不过是死于“旧式的流行冒或普通感冒”。他们甚至准备在流感肆虐的情况下举办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场已筹备了几个星期，目的是销售几百万美元战争公债，会有几千人参加，旁观人数会达到几十万。

　　一些医生、公共卫生专家和传染病专家力劝克鲁森取消这场，因为流感是一种会在人群中传播的疾病，“大量现成的易燃物会引发一场熊熊大火”。克鲁森也感受到了人们要求取消的强大压力，可是他也听到了好消息，关于引发流感病原体的鉴定似乎有所进展，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研制血清和疫苗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报纸用头版头条刊载了这条好消息，却没有提及科学家对这一发现其实并无十足的把握。克鲁森向的人们保证，不会有任何危险，就这样，几十万人参与的费城自由公债如期展开了……

　　在之前，流感主要在军营和水手中流传；结束后的72小时内，全城31家医院的病床全部爆满，并且有患者死亡。在没有医生和指令的情况下，医院开始拒收病人，然而人们还是排着长队等待入院。仅仅10天之内，流行病就从每天几百个平民患病、仅一两例死亡，发展成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患病、几百人死亡。人们每一天都会发现，一周甚至一天之前还好好的邻居朋友已不在人世了。即便是在这种时候，费城当局和报纸还在对危险遮遮掩掩，不仅将病势报道最小化，还不断声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去了”“不要受夸大报道的影响而恐惧害怕”，可是无论是报纸的承诺和克鲁森的保证，都不能再让人们安心了。

　　《大流感》一书作者约翰﹒M.巴里看到，在这场大流感中，我们已经无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谎言造成的。当那些权威人士信誓旦旦称这只是流感，和普通的感冒并没有什么不同时，至少有一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并因此把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他指出，当权者害怕对流感的恐惧会动摇军心，可是实际上，恐惧来源于未知，来源于无法看见、无从知晓、孤立无援。在恐怖电影当中，一旦怪兽显出原形，害怕虽然还会存在，但是因未知而产生的极端恐惧就会烟消云散。在1918年，美国官方和出版物的谎言让恐惧不能够具体化，公众无法相信任何人或事，他们因此也就一无所知。是恐惧，而非疾病本身，几乎让社会粉碎。作者指出，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对官员来说，正途就是不歪曲，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无论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新型冠状病毒愈演愈烈，社交网络上也产生了很多关于病毒的谣言，比如有人认为该病毒是美国故意传播的，还有人借此打捞出一篇名为《细思极恐，当年中国非典，是美帝对我们的生物战》的旧文。这些带有阴谋论色彩的奇谈怪论其实并不新鲜，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艾滋病病毒肆虐之时，关于艾滋病源头的争论中也有着相似的声音。

　　当时正值冷战，来自洛杉矶的罗伯特·斯特雷克博士提出的理论赢得了大批追随者，他声称，是中央情报局制造了艾滋病病毒。同性恋者报纸《纽约土著》跟着鼓吹，艾滋病是中央情报局制造出来的，意图是施放非洲猪瘟病毒，以摧毁古巴的农业经济。1986年朝鲜政府提出，艾滋病病毒是由韩国实验室制造的，背后主谋是中央情报局，目的是消灭全体朝鲜人。

　　马里兰大学研究人员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针对黑色人种的种族灭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病毒专家彼得·杜斯伯格说，艾滋病一直存在，只是因为注射毒品、吸食亚硝酸盐、服用安非他命等“自我毁灭性的同性恋生活方式”才导致发病，很多人因此将骂名推到致命性疾病患者发身上，全怪他们“生活不检点”，惹上疾病。人们不断彼此推诿责任，不同群体之间也互相指责。

　　《逼近的瘟疫》一书作者劳里 · 加勒特看到，在艾滋病病情肆虐的过程当中，虽然人类的行为是关键，但主要责任与医疗条件匮乏有关——她把责任主要归咎于非洲广泛使用未经消毒的注射器：注射器因医疗目的引入非洲，但是补充供应却无法跟上，导致成百上千人重复使用同一个针头。其实，在《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一书当中，埃博拉的疯狂传播也与非洲医院医疗条件极差、注射器经过反复未消毒使用有关。

　　加勒特发现，新疾病的出现和第三世界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柏林墙推倒后，每年有1780亿美元（90年代数据）以还债的名义从最穷的国家流向最富有的国家，可是以和外援名义从富国流向穷国的却只有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在穷国，被感染的注射器和其他器材、未经处理的污水、没有消毒的饮用水、助长蚊虫生长的无盖蓄水设备、城市免疫接种计划开展不利、住房拥挤、无家可归……这一切都会影响到微生物的传播。由于微生物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如果富国不向阿塞拜疆、孟加拉等国家的百姓提供同样的健康保证，就无法保证北美和西欧的民众无病无灾。微生物及其媒介是不会看到人类划分的边界的，它们接受的是大自然设置的限制——温度、环境、紫外线、体弱的宿主、流动性媒介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那些尚未发现艾滋病的国家，政府往往沾沾自喜，结果艾滋病却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逐步传开，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发现迅速传播的“理想”条件。“最终说来，人类若想避开或熬过下一次瘟疫的劫难，就要改变看法，明确自己在地球生态环境中的位置。”作者呼吁，人类社会正在迅速全球化，这就要求这个星球上任何地方的居民都要放开眼光，不能仅仅盯着本村本县、本市本省、本国本区，认为这就是自己全部的生态范围。因为人类，已经是命运共同体。

　　曾带领团队寻找到SARS源头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说：“大家会发现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越来越频繁，除了SARS以及亨德拉、尼帕病毒以外，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新发传染病都有一个特点，它们都和动物有关。研究人员做过统计，有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

　　《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一书作者、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专业客座教授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e）从物种进化的角度出发，整体观测和分析了人与病毒的关系，尤其是病毒在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他看到，动物死亡事件常常能够成为一次人类疫情的预兆。南美发生的黄热病就是如此，经常是森林里的猴子们相继死亡之后，附近人类居住区才被传染上致命的病毒。沃尔夫创立了独立研究机构Global Viral，致力于流行病的早期检测和控制，他们想要在人类和动物群落当中检测疫情和记录微生物，结合前沿信息和传播技术，以监控下一场流行病的信号。

　　沃尔夫看到，新流行病出现的最大风险之一是人和动物的密切接触，尤其是和野生哺乳动物的密切接触。作者曾经在中非工作，常常向猎人们描述猎杀野生动物的相关风险，而他们总是说，自己一家人打猎已经很多年了，猎食野生动物的致死风险没有那么高。对于这些猎人来说，染上新型致命性疾病的风险，低于不打猎的营养缺乏和其他损失带来的风险。可是，在微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很多人以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时候，新型的感染源就会出现，而这不仅仅是猎人的问题，也是所有人面临的问题。

　　和一些富有而猎奇的中国野味爱好者不同，绝大多数狩猎野生动物的人是因为贫穷而不得不以此为食。沃尔夫认为，流行病预防机构应该和发展组织和食品组织一起合作，真正解决农村人口的生计问题。这样，不仅可以满足世界富人群体遏制疫情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也能够帮助世界上的赤贫群体过上像样的生活。

　　在《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一书中，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看到，在“人定胜天”等豪言壮语的蛊惑之下，人类不断侵蚀着大自然的空间，艾滋病毒就是从热带雨林当中顺着人类建造的公路蔓延开来的，接着，埃博拉也从沉睡中苏醒，以狰狞的面庞扑向人类。

　　病情初期，埃博拉病毒让人发狂、精神错乱、人格解体，出现类似僵尸的行为；而后感染者因多器官衰竭、出血不止或者是休克死亡，在病床上化作血水，尸体瓦解，渗漏的液体充斥着病毒粒子，传染给其他人。号称“生命黑板擦”的埃博拉病毒可以“有效地”成比例削减人口：从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九十都可以实现，它的每次爆发都毫无征兆，结束也往往悄无声息。

　　埃博拉病毒拥有高致病性、高致命性且无药可救，它可以跨物种传播，可以在无宿主的情况下在水里存活三天以上并传染。它可以空气传播，生物防护等级高达4级（艾滋病为3级，SARS为3级）。科学家曾经在乌干达运来的非洲绿猴、从菲律宾进口的食蟹猴、非洲的蝙蝠等动物身上检测到埃博拉病毒存在的证据。《血疫》作者认为，艾滋病、埃博拉和其他雨林病原体的显现，是热带生物圈遭到破坏的结果。热带雨林是世界最深的物种储备池，包含了地球上的大多数动植物，但同时，因为所有的活物都会携带病毒，雨林也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病毒储备池。病毒走出一个生态系统之后，往往会在人类群体中波浪式传播，“仿佛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声”。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也许生物圈并不‘喜欢’容纳五十亿人类。”

　　理查德认为，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人们会发现，在把其他物种推向灭绝的过程中，人类也在忙着锯断自己栖息的那根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