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能瓶颈待打破 专家提议纳入国家能源战略

　　2014年我国水电装机1000千瓦时，在全部发电量占近18%，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超过9%。而近几年发展比较快的风电、核能占比却微乎其微，风力发电在全部发电量中只占2%，太阳能发电只占0.6%，核电和生物质能源更少。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石油安全，其他能源包括电力、煤炭都好办。去年我国进口原油将近3亿吨，能源依存度达到60%，现在如果能够用生物质生产燃油，对国家能源安全将有很大的贡献。

　　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我国有丰富的生物自然资源和可利用资源。除种植物和野生植物外，尚有大量废弃资源。据统计，我国农林业生产废弃物每年达12亿吨，其中仅秸秆就有7亿吨；禽畜养殖业有机物排放33亿吨。但大都没有利用，造成大气和水源污染，每年仅田间焚烧秸秆就达1.5亿吨。如何合理利用变废为宝，目前有发电、成型代煤、饲料肥料等方式。总的看综合利用效率较好的还是生物发酵制沼气、非粮作物制液体燃料及废油回收制成品油。至于用种植物生产航空煤油正在攻关之中。

　　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介绍，关于生物质能源的利用问题，早些年在东北三省和河南、安徽开展了利用玉米生产酒精的尝试，在广西开展20万吨的木薯生产酒精，在东北开展100万吨的秸秆生产乙醇，以及后来的种植麻风果生产航空煤油等项目，均遭遇了种种困难，未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现大多已基本停产。

　　生物质能源的实现了农林业废弃物的利用，可消除其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其能源生产过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可纳入自然界碳循环，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可缓解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充分体现“绿色”和“循环”的特点；此外，种植能源植物还可增加国土绿化面积，改善和修复生态环境。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开发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但当下仍然面临资源利用率低、重视程度不够、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和相关配套政策不到位等问题。

　　全国代表、阳光凯迪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龙指出，当前我国生物质能的发展遭遇瓶颈，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生物质资源利用率低。我国可作为能源利用的生物质资源总量每年约为4.6亿吨标准煤，但作为能源工业原料，平均每年只利用了约2200万吨标准煤，不足总量的5%。

　　其次，我国未将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层面引起重视。新能源领域，国家对风能、太阳能的支持力度却远大于生物质能源，生物质能源被错误地“边缘化”，错失了两个“五年规划”。

　　后，融资、投资机制有待完善。国家的投入还缺乏稳定的、可持续增长的保障；民间资本基于利益考虑，也对投资生物质能源相当谨慎。如何促进社会投资、形成良好的融资条件，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王天戈表示，加强以秸秆为代表的生物质能源转化必须从强化顶层设计入手，确定发展模式、明确应用方向，将生物质天然气纳入国家能源战略中，将以秸秆为代表的生物质资源通过厌氧发酵获得沼气并提纯成天然气，确定为国家引导生物质资源应用的主推模式。通过财税政策引导生物质天然气的产业化布局、规模化经营、标准化技术、专业化管理、多元化投资和适度化补贴，推动清洁能源基地上规模、上水平。

　　针对我国发展生物工业沼气的问题和差距，中国石油大学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建议尽快制定工业沼气“前补变后补”的经济政策，即从目前的补贴设备改为补贴沼气产量，改变目前因此而发生的重建设、轻运行，各利益方仅以分享国家补贴为动力的不良状况。二是建立工业沼气技术支持服务平台，提供技术开发、诊断服务和人才培训。三是抓好正在建设或拟建的示范工程。四是建议制定并实施生物天然气规划。专家估算经过努力到2030年全国生物天然气生产有可能达到1000亿立方米，约占届时全国天然气需求的1/5。

　　上一篇：从零起步到市场蜂拥 我国页岩气故事难掩尴尬下一篇：六十年奋进圆梦中国制造 核电开启造船出海时代

　　2022年8月3日，中国能建、董事长宋海良一行拜访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大唐党组、董事长邹磊会谈，就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交流，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浙江君华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于浙江，以工业基础雄厚的江苏省、山东省、环京津冀以及西北区域为主抓手，多年来一直坚持把提升锅炉产品的节能性能、环保性能、使用性能作为公司技术研发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