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tech的新十年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一场浩浩荡荡的抗疫中留下注脚。回首过去的十年，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如火如荼，资本、政策、人才的合力使得创新药企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春天。

　　在2010年前后创立的创新药Biotech公司中，目前已经有8家公司实现IPO上市，包括康宁杰瑞（2008年）、开拓药业（2009年）、百济神州（2010年）、复宏汉霖（2010年）、亚盛医药（2010年）、信达生物（2011年）、君实生物（2012年）以及康方生物（2012年）。

　　对于第一批登陆资本市场的Biotech公司，过去近10年中做出的哪些决策是生死攸关或力挽狂澜的？面对全球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爆发，这些企业及掌门人又有哪些感悟？在下一个5~10年里，行业将面临哪些瓶颈和挑战，他们准备好了吗？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回头看几乎同一时期创立并实现资本市场上市的这8家Biotech公司，市值表现上百济神州以1800亿位居榜首，信达生物和君实生物不分伯仲均超过700亿。产品开发上，百济神州、信达生物、君实生物及复宏汉霖这4家公司达成了至少1款产品上市的KPI，与业内“平均10年时间研发成功一款新药”的常识也基本吻合。

　　百济神州无疑是这批公司中的佼佼者，也是公众和投资者关注度最高的一家。在2016年成为首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本土生物技术公司之后，百济神州如今已经逐渐成长为一家具备研产销全链条能力的综合型生物制药企业。

　　要问百济神州过去成功靠什么？除了大规模布局研发和临床团队外，显然也离不开创始人欧雷强的商务拓展（BD）能力、王晓东博士的最强大脑参谋能力，以及梁恒带领下的财务团队在资本市场的运作能力。在各大企业为了PD-1市场拼的“你死我活”之前，百济神州凭借其强大BD能力和对全球医药企业分分合合的预判能力，吸收了新基在中国的商业运作。百济神州与安进的股权交换，也开启了国内Biotech公司和跨国药企联姻的新潮流，最近基石药业与辉瑞的交易也属于项目合作+股权投资的合作模式。

　　信达生物的成功也是有其独有的风采。与其他初创企业求稳的心态有所不同，信达在关键时刻的决断也充满了破釜沉舟式的勇气。比如其在联手礼来之后选择将彼时已取得临床批件的利妥昔单抗类似药项目IBI301先搁置而去全力推进PD-1项目，而且在2012年就赌上全部身家提前“拿地”设计厂房规划产能。甚至PD-1产品上市后的医保谈判中，信达的操作在外人看来也是有些孤注一掷的感觉。但从商业创新的角度，显然也需要这种冒险主义精神。

　　BD能力也是信达生物成功的核心要素，无论是早在2013年与Adimab的试水，还是与礼来之间的多次联姻，信达将BD的重要性展示得淋漓尽致。创始人俞德超博士早年更是将“CEO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BDer”演绎的无比到位。

　　君实生物早期的创始人在公司诞生三年后便选择离开，其背后的实控人熊俊家族也非业内专业人士，但该公司在成立不到六年时间，就实现了第一个产品的商业化，而且是首个PD-1国产药物，君实生物还实现了港交所和科创板的两地IPO上市，这些结果多少有点超出外界预期。除了感叹“有钱能使鬼推磨”，还必须承认这家公司董事会超强的“识人、用人”的能力以及果断的行事决策风格。

　　大多数受访者将港交所开启的18A新政和药监局一系列改革列举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大事件之一。他们一致认为，临床核查和加速审评审批显著促进中国新药研发形成产业，也使得生物医药对资本产生吸引力；而香港18A板块为无收入未盈利的处于研发阶段生物技术公司提供了上市通道，并间接推动了科创版的设立，这或将成为中国创新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生物医药是受政策性导向极强的产业，它既是市场行为，又受到政策层面的诸多影响。本土创新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恰恰得益于2015年以来国家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为中国创新的崛起培育了沃土。

　　在同样的政策环境下，商务拓展、快速推进产品上市以及资本运作能力使得百济神州、信达生物和君实生物成功荣膺创新药企业顶流。它们的成功，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公司开始复制这种模式，一桩桩跨境交易、国际合作让人眼花缭乱，企业互抢临床开发团队、首席医学官的供不应求，资本组局的创新Biotech组团IPO……行业处处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真正的好企业，应该是能穿越牛熊，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质疑。在接受采访时，也有不少企业家道出了创业的本质。创业本应该是“身心合一”的纯粹行为，持续高效地创造创新，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才是企业存在发展的根本要义。

　　与其他企业就事论事的回复有所不同，亚盛医药和康方生物的创始人一致认为，其公司能有今天的模样，坚持初心最重要。亚盛医药创始人杨大俊博士在大学时代就创办了多本杂志并且在30多年前就能做到每年营收几千万，其商业天赋显然是远超过同龄人的。

　　亚盛医药是杨大俊的第三次创业。历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杨大俊，旁观了不少“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的案例。在借力资本时，他的态度相对更为谨慎。他甚至笑言，若不是创业早期宁可少拿点资本的钱，也要坚持创始人控股的原则，可能他早已不在亚盛了，更别提守住做原创新药的初心。

　　康方生物创始人兼CEO夏瑜博士、康宁杰瑞创始人徐霆博士在谈及疫情对企业管理者带来的思考时，皆提到了最大的启示和触动便是认识到人类（个体生命）的脆弱性。

　　首先于个人而言，正因为时光易逝，才需要不负韶华、拼搏创新，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于企业而言，在技术快速迭代发展、产业急速跃升、人民需求快速提升和变化的过程中，企业运营必须进行相应甚至前瞻性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调整；于行业而言，一个很简单的冠状病毒就可以让我们的医疗体系束手无策，对医疗健康生物技术的投入再多也是应该的。

　　虽说“人比人，气死人”，将公司进行比较也不是件讨喜的行为。但站在大众的角度，无论是投资、求职还是合作，还是会忍不住思考，同一时期创立的企业，为什么有些能够后来者居上？

　　以同处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康宁杰瑞和信达生物为例。相比于晚3年成立的信达生物而言，有人认为康宁杰瑞更像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然而康宁杰瑞在创业伊始便通过生物类似药的开发建立了先进高效生物大分子CMC平台，并且通过生物类似药项目转让合作不仅推动了国内生物类似药的百花齐放，另一方面因其自我造血能力较强，这家公司创立10年鲜少融资。直到2018年年底，康宁杰瑞为了符合登陆资本市场要求才做了重组融资。

　　没有第一时间拥抱资本，让康宁杰瑞在产品开发进度上相比同行略显滞后。由于尚未有产品获批，康宁杰瑞目前在二级市场的股价表现亦不尽人意。如今身处同样处境的还有康方生物、亚盛医药、开拓药业等以及本文未列举的已经在港交所IPO的近20家企业。

　　如前所述判断一家公司的潜力，不应该只着眼于过去和现在，更应该关注其未来。笔者认为，如果投资者愿意给与他们时间和信任，不少公司还是有潜力拼一把，比如亚盛医药的三代“格列卫”HQP1351已经向CDE递交新药上市申请（NDA）且获得优先审评，康宁杰瑞手握即将NDA的全球首个皮下注射PD-L1以及all in 双特异性抗体的举措，开拓药业的普克鲁胺多个适应症正处于临床试验后期阶段收获渐近……

　　但如果回到十年前，当我们国家无论是创新药还是疫苗都没有发展起来且是在大幅落后的情况下，跟投资者谈信念和信心很可能是“天方夜谭”。如今，发展好本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加强中国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将成为疫情后全社会的一个重要共识。

　　往事不可谏、来者不可追。最近几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国家层面推动经济转型，政府重视和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药品审评审批为代表的监管体系全面接轨国际以及其他的产权保护、人才培养等等企业发展的必备要素是推动Biotech公司壮大不可或缺的因素。

　　本次受访的企业中，或多或少皆谈到了人才瓶颈。正如我们此前在《医药大佬的下一程》中提到，一家企业的关键成败还是在于人。“别看行业一堆CXO的头衔游走于各大会议论坛，但真正愿意放开职业经理人的架子，以创业者的心态带领企业走向另一个高度的人才还是很稀缺。”一位受访者直言不讳。

　　复宏汉霖的创始人兼CEO刘世高刚刚卸任，信达生物也迎来了刘勇军博士的加盟。有多少企业能够像君实生物那样在创始人离开后平稳过渡成一个完全由董事会驱动的公司？君实生物前不久开启了“全民式”的股权激励，员工总数2189人，激励对象2004人，而且高管只拿小头，大部分都分给普通员工。这或是该公司董事会正努力调动全员的工作热情，重塑公司创新创业氛围的一种措施。

　　如果从看产品管线的后续迭代，信达生物如今已有4个单抗获批上市，后面CTLA4、PCSK9、CD47、FGFR、IL-23也都是比较稳健的高价值产品，运营得当，或可流水线产出单抗，是不太需要担心的企业。不过也有投资者对其抱有担忧，信达生物过去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俞德超的果断、远见甚至是偏执的个人魅力，该公司未来最大的挑战很可能是能否再造一个“俞德超”式的传奇人物？

　　由董事会驱动的药企在国外并不罕见，只是在这些Biotech还尚未成为参天大树时，有时候企业的盛衰可能就发生在一念之间。像百济神州、信达生物、君实生物通过快速扩张，如今都有几千名的员工。打江山容易，守江山困难。公司任何层面的波动（包括高管频繁流动、办公室导致的内耗等）都是关系其日后发展的重要因素。

　　医药行业过去的十年，更像把握了政策红利的商业模式创新。未来的十年，这些公司将从哪些方面着力？是像跨国药企一样，与商业保险结合？还是采取更接地气的商业创新模式，慢慢由一家家药品公司衍生为提供疾病解决方案的公司？

　　徐霆笑言，未来10年，很难想象公司会演变成什么样。他认为公司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市值2000亿应该是可预期的。说起瓶颈，他认为应该是他们这批创始人和管理层是否能打破自我的瓶颈，为公司实现从100到10000的跳跃做好准备；而最大的挑战则是如何应对欧美日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直接竞争以及如何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的竞争。

　　夏瑜也认为，企业未来的瓶颈和挑战始终来自于如何持续提升在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能力。“这种瓶颈和挑战，主要是来自于内部如何持续的保持自我突破的决心和机制。”夏瑜谈到。

　　接受采访的8家公司在总结过去十年发展成功的原因时，鲜有将技术作为其致胜的根本原因，也很少有企业将高科技比如人工智能、脑机结合列为公司未来的挑战之一。这一方面说明医药产业是综合性行业，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光靠技术很难为一家企业打造真正的护城河。你能做我也能做，只要钱到位，人到位，说不定后进者还能做的更好更快；另一方面也让人担忧，Biotech的创新含量或者技术壁垒究竟有多高？

　　十年磨一剑，十年的风雨铸就了十年的成就。对于一个行业来讲，十年也意味着翻天覆地，甚至是颠覆性的。我们医药人在埋头做事产品竞技的同时，也应该多看看其他行业包括历史的更迭兴衰。以互联网为例，字节跳动、拼多多的后浪在短短时间内便对BAT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作为医药行业的后浪，我们有希望见证并带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走出去，不仅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患者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的医疗解决方案。十年之后，又有哪些公司将取代今日的明星，成为新的英雄呢？乘风破浪，未来可期，我们翘首以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