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院士把科研当乐趣“做中国人自己的生物材料”

　　王迎军庆幸自己的选择，“当看到研究成果能让那么多老人、病人获益，过上健康的生活，这比发多少篇高水平的论文都更有意义。”

　　她说：“科学研究就是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没有创新精神就做不出创新的成果。创新不是浮躁，不是走捷径，更不能急功近利。你必须沉下心来坐得住冷板凳，不能想着今天出一篇文章，明天评一个职称，后天拿个奖，大后天要去当院士。科学的工作，必须科学地去做。”

　　王迎军的办公室，书架上摆满了关于生物材料、骨组织修复等类的书籍，但一些荣誉证书却被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新世纪巾帼发明家创新奖……

　　王迎军是生物材料研究与工程化专家，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院终身荣誉会员。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人和一间十几平方米实验室，到现在2万多平方米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00余人的研发团队，王迎军喜欢做的还是深耕在生物材料、医疗器械领域，践行“要做中国人自己的生物材料”的初心。

　　40年来，她在骨、齿和血液净化材料等研究方面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提出了骨再生修复材料类骨仿生构建创新理念、建立生物适配理论，发明了骨再生修复材料仿生构建系列技术，并实现了工程化。她发明的个性化精准修复成套技术应用于临床，降低了手术难度，提高了修复精准度，使很多复杂病症得到治疗。

　　王迎军在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而她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曾担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7年间，她带领这所具有理工特色的全国重点大学创建了医学院、开办了拥有10多个学科交叉融合学院的国际校区，极大提升了学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如今，花甲之年的她又带领团队承接了国家四部委生物材料创新合作平台唯一的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新型生物材料与高端医疗器械广东研究院的建设，致力于高端医疗器械、装备的成果转化，推动我国形成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让中国人用上自己研发的高端医疗器械，并占领国际市场。

　　王迎军的科研成果丰富，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她说，其实很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准了后来从事的研究方向。她进入这个领域也是偶然在图书馆读了一篇有关生物活性材料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中国做生物活性材料研究的学者非常少。王迎军跟着导师申请到一个生物活性材料的国家基金项目，导师退休后她继续完成剩下的研究工作。

　　当时的实验条件很简陋，更没有团队。王迎军经常一进实验室就忘记出来，一天只吃一顿饭更是常态，有时实验做不完就在实验室凑合一晚上，做科研成了一种乐趣和习惯。那时生活条件差，广州夏天热，宿舍没有风扇，王迎军甚至把水泼在凉席上睡觉，每天仍是兴致勃勃地去图书馆抢座位、查资料。

　　“一旦进入这个领域就完全不能自拔，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去克服困难，去全身心奉献，搞科研应该要有这样一种精神。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一代更比一代强，但上一辈人的奋斗精神、信仰和理念，是需要传承下去的，这对国家和个人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王迎军说。

　　从事生物材料研究与工程化工作40多年的王迎军，和团队在骨、齿和血液净化材料，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材料等前沿研究领域取得一些原创性成果，很多都转化为产品。

　　基础理论方面，她和团队建立了生物适配理论，对新型生物材料研究、设计和产业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作用，并在理论指导下研发成功大缺损骨再生修复体的临床转化应用，解决了承重骨大缺损再生修复的国际难题，避免了截肢、减少了伤残。她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和欧盟400多家医院、30余万病人临床应用，让很多患者不但保住生命，而且保住肢体，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同时，王迎军和团队发明的个性化精准修复成套技术，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3D打印等先进技术，应用于临床，降低手术难度，提高修复精准度，使很多复杂难治病症得到治疗，提高了病患的生活质量。她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到临床上，造福人类，这是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最高兴的事。

　　“生物材料涉及的内涵和领域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初做生物材料研究时，每有一个突破，都会觉得很了不起，感觉自己掌握的东西愈来愈多。但真正到了被人认可的时候，反而觉得不懂的东西越来越多。”王迎军说。

　　她表示，生物材料科学的发展与人工智能、大数据、3D打印、生物学、生命科学等学科技术互为支撑。最难的是坚持创新，每天都要向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进军。

　　“做科研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困难和问题。有些关键的决定，很多是在一念之间，反映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王迎军说。

　　上世纪80年代初，王迎军的生活条件还不是很好，住房只有十几平方米，家人来了都发愁。那时，广东正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她的学生毕业出去后的待遇，比在学校当老师要好得多。老师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而学生毕业后每月已经能挣到上千元，住房也是一百多平方米，反差非常大。

　　“当时外面的很大，不少企业动员我去任职。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更愿意做科学研究工作。既然选择了科研，我没有后悔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愿意去坚持。”王迎军说。

　　她很庆幸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虽然做研究难，产业化更难，但它有着太多想让人不断去探索的。当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让那么多老人、病人获益，过上健康的生活，这比发多少篇高水平的论文都更有意义。”

　　疫情期间，生物材料和多种医疗器械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王迎军说：“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刻不容缓的要求，我们别无选择。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人用上我们自己的、世界领先的生物材料产品。”

　　对于科学家精神，王迎军的理解是科学严谨、实事求是，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学术作假。在这个基础上，重要的是求真创新的精神。“科学研究就是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没有创新精神就做不出创新的成果。但是创新不是浮躁，不是走捷径，更不能急功近利。”

　　她说：“你选择了科学研究，就必须沉下心来坐得住冷板凳。科学家精神就是要戒浮躁、耐得住寂寞。在一个领域真正把它做好，不能想着我今天出一篇文章，明天评一个职称，后天拿个奖，大后天要去当院士。科学的工作，必须科学地去做。”

　　谈到女性科研工作者，王迎军觉得，女性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她身边的女同事工作细心、踏实，会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

　　“作为女性，除了承担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我们也有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她说，“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是女性就放松要求。只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坚持努力，就能做最好、最成功的自己。”

　　2018年10月卸下校长职务后，王迎军大大松了一口气，觉得可以全力以赴搞科研了。“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发挥院士力量，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意见，为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全力以赴。”

　　科普同样是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她说，做科普不容易，可能比做研究还难。因为科学家知道如何跟同行沟通、跟自己的研究生沟通。但跟中小学生讲就不一样了。

　　尽管要花费很多精力，但她也慢慢发现，科普意义非凡。“在中小学生人生关键节点的选择上，你说的一句话、给出的一个中肯建议，可能会对他们一生都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