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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硕士，裸考过专业八级，40岁失业校长，英语素质硬核高能突破专家与开摩的这些字眼，出现在杜杨的短视频账号杜涛涛老师简介里。

两个月前，长沙的杜杨还是一名英语培训机构的老板兼老师，十一假期前后，因为失业后去开摩的，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在杜杨拍摄的短视频中，他骑着电动摩托车，深蓝色的汗衫，黑色七分裤，一个光头再加上一双凉拖，接地气的打扮与摩的司机毫不违和。但他站在江边，一口流利的英文朗诵，还有账号简介里的学历介绍，与摩的司机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网友的讨论将他送上热搜。

对于炒作质疑，10月14日杜杨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他的心态是比较平和的，人生总要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我只是行走在低谷。杜杨表示，开摩的只是为了体验生活，以后还是想深耕教育行业，在成人英语教育、国际汉语教育等方面继续发展。

杜杨在培训机构给学生授课。受访者供图

因为调剂选择了英语专业

新京报：你是如何与英语结缘的？

杜杨：上大学前，我并没有对英语产生很高的兴趣，当时大学志愿想选择经济或者历史类的专业，但因为分数不够，又考虑到就业的因素，2003年，我选择调剂到湖南文理学院英语专业。刚开始学英语，我拿着厚厚的单词本背单词，背了一周第二周全都忘记了。后来我去学校的外文阅读室，看到许多外文的杂志书籍，书里有许多图片帮助理解。书里介绍很多乐队，图片丰富有趣，我认真弄懂图片下的英文，因此喜欢上英语。

我把不会的单词都抄在白纸上，后来慢慢积攒成了厚厚一沓单词册。我也不死记硬背单词，而是多看外文书，在文章里熟记单词。靠着自己摸索出来的英语学习技巧，我大一就过了6级，后来裸考过专业8级。而且我的雅思和托福也不错，雅思8分，托福110多分。

新京报：你的职业规划一直都与英语有关吗？

杜杨：我性格比较外向，喜欢从事跟演讲、口才相关的工作。从大学开始，我就希望做一名国际律师，也找过相关工作的实习。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了中山大学法律硕士。

读研时我了解到律师的工作主要是大量的文书、案头工作，法庭辩护的工作少，而且国际律师与经济纠纷类案子关联性大，这并不是我擅长的。

于是研究生毕业后，我通过校招进入湖南一家出版社工作，工作内容是版权贸易，用英文写邮件，购买国外的书籍版权。这是一份非常清闲的工作，每天悠哉悠哉，很舒适。

新京报：怎么做起了英语老师？

杜杨：我不安于现状，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还投简历到教育机构，兼职做了英语老师。先开始做出国听力和口语培训，后来做中高考学生英语培训。

慢慢地，周六日培训的收入是出版社工作收入的好几倍。我当时认为英语培训机构前景好，能赚钱，2014年辞去出版社工作，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英语培训公司。

2017年，我开始单独开公司做培训班，大部分时间就我一个老师，忙的时候找两个助教，做一些出国英语培训，中小学英语培训等等。

2020年疫情开始，我的培训机构就关停了，一直到当年暑假才复课。2021年暑假，长沙疫情反弹，又关门二十多天，7月底刚复课，双减政策就颁布了。到了8月，我就彻底失业了。

杜杨在橘子洲头朗诵英文版《沁园春•长沙》。视频截图

失业后陷入中年危机

新京报：失业之后有没有再找其他出路？

杜杨：我今年已经38岁了，这个年龄在职场上非常尴尬，很难找工作。失业后我通过招聘网站面试了4家成人培训机构，没有谈成一家。

现在各种培训机构都在裁员，被裁的人都涌向成人、出国培训机构，所以培训机构的选择很多。

我的工作经验确实很丰富，但与同行业内毕业不久、学历高的年轻人相比，培训机构选择我的成本会更高，为了控制成本，培训机构只会给我兼职的工作。

面试官对我也不太感兴趣，只是说知道我经历丰富，希望有全职老师搞不定难题的情况下，让我去救场。也不会签合同，具体每周的课时、授课内容，全都不确定。而且每节课时只能给到我过去课时费用的四分之一。

从以前当老师选学生，到现在被培训机构选择，我很不适应，有种受挫心理。面试受到的屈辱，跟开摩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一个坐在办公室里，一个是在外面骑摩托。

新京报：失业以后生活有哪些变化？

杜杨：从关停培训机构以来，我陷入了中年危机，很迷茫，不知道以后自己该做些什么。和我一样教培行业下岗的人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选择去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比我富有的人跑去各地旅游放松，比我经济条件差的人转行，或者合伙筹备开餐馆。但我一直没找到自己想做的。

虽然之前的收入可观，但我没有存钱的习惯，现在的存款只能够维持一年到两年的生活。又没有能力和勇气去做投资，而且年龄越往40岁走，越没有公司要，确实让我很焦虑。

杜杨骑着摩的在橘子洲头景区。受访者供图

开摩的就是想体验生活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开摩的？

杜杨：之前一直很忙，孩子平时都放在托管班，失业后我就每天接送小孩。9月23日那天在学校门口等小孩放学时，靠在路边一辆电动摩托车上。天气很热，我穿着拖鞋，还留着光头，突然一个人过来问我，师傅，走不走？

我当时觉得很蒙，哭笑不得，对方竟然把我当成了摩的司机。我解释说不是摩的，人家就走了。但这也让我有了开摩的想法。

9月27日我花500元月租了一辆电动摩托车，方便接送小孩的同时，正好在家闲着，就想趁机尝试一下摩的司机的生活。

当晚，我之前英语培训机构的桌椅全部搬空，看着自己曾经干得风生水起的事业如此收场，心里很感慨，培训的时代要结束了。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氢能产业发展，氢能已成为加快能源转型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战略选择。

我调侃地发了一条短视频说，失业的英语老师开摩的，生活总是起起落落，昨天我还是一个英语老师，今天就成了个摩的师傅。

没想到短视频引来了许多人的关注和点赞，我很惊讶，制作得如此粗糙，还能引来这么多关注。

广义上的太阳能是地球上许多能量的来源，如风能，化学能，水的势能等由太阳能导致或转化成的能量形式。

新京报：开摩的经历如何？

杜杨：那几天我早7点准时出车，过完早高峰开始休息，到晚高峰时再来接单。第一次拉到人是早上7点，谈好价格我就直接把他送到目的地，开出第一单还挺顺利。

生意好时一天能有几十块，差时就几块钱，几天下来一共赚了200多元，连租车的成本都不够。赚钱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我开了5天摩的，短视频底下有网友@长沙交警，我也不敢再开了。

新京报：家人朋友对你开摩的有什么看法？

杜杨：我父母都是体制内工作，视频火了以后，有老同事去问他们，他们觉得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妈妈比较担心我的安全，说可以暂时帮忙，不要再出去跑摩的了。

我的儿子有天也突然说，让我不要再开摩的。有天孩子晚上看到我上电视，他觉得是个蛮光荣的事情，嘻嘻哈哈这件事就过去了。

以前教培行业的同行看到新闻，说我豁得出去，他们蛮敬佩的。我自己对于同行的看法是无所谓的态度，他们跟我一样，并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路径。

新京报：有网友说高学历去开摩的是浪费，你是怎么看的？

杜杨：如果我刚毕业，工作一年就被炒鱿鱼，然后去跑摩的，我会觉得挺亏。

但是我已经工作很多年，经历了很多，了解事情都是有衰落的风险存在，一个行业衰落但并不代表那些人不行。

毕竟，我刚毕业也校招进了大家很羡慕的稳定国企单位。只是自己当时要折腾，做选择就要面对风险。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跳出舒适圈，因为在当时的预估下，英语培训的形势一片大好。

现在事业受阻，也不证明我能力不行，很多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只是行走在低谷。

新京报：打算长期开摩的吗？

杜杨：其实我目前没有很大的经济压力，跑摩的不是长期打算，就是想体验生活。

网友也是觉得好玩，热闹一阵子而已，过几天大家该干吗就干吗去了，毕竟又有新的热点，新的事件。

网友说我的英语很好，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或业余者的角度。真正让我满意的岗位，有很多比我更好的人才，所以我做英语的教育和普及，可能用处更大。

杜杨在同学老家常德农村，帮忙挑着扁担收橘子。受访者供图

想继续深耕教育行业

新京报：如何想到在橘子洲头景区朗诵英文的？

杜杨：国庆节当天，我送一个顾客到橘子洲头景区，那里风景确实好，我就想感慨一下，朗诵英文版《沁园春·长沙》。

我花了很长时间，先是找了几个名家翻译的版本，读了几遍发现不是很顺口，因为名家要翻译出文学性。我干脆就自己翻译一个口语化的版本朗诵，可能外国人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我感觉自己翻译得挺好的，朗诵效果也很好，现在点赞数量将近7万。

新京报：对自己的走红感到意外吗？

杜杨：我有预料到英文版《沁园春·长沙》的朗诵视频点赞应该会上千，正好是国庆节，这个视频还蛮应景的，但是几万的点赞是真没有预料到。

受到如此多关注，我认为是开摩的的身份与硕士学历反差有关系，就像以前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差不多，有一种强烈的身份反差。我的视频火了之后，我赶紧把短视频账号简介改了，写上我的高学历，突出反差。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炒作的质疑？

杜杨：我自己的心态是比较平和的，人生总要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像身家千百万的老板投资失败，开着宝马去租电动摩托车送外卖也听说过，很多这类事只是没被报道。

当然不是指高学历的人做低门槛工作是常态，但也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么稀有。我大学时流传一个段子，哈佛大学一名新生很兴奋，坐着的士到了哈佛，对的士司机说我是哈佛新生，司机淡定地说，欢迎你校友，我也是前几届的学生，然后新生很惊讶，怎么哈佛毕业的会开的士？

新京报：走红以后，有教育机构来谈合作吗？以后有什么规划？

杜杨：有贸易公司、MCN机构、带货之类的找我，教育机构还真没有。以后还是想在教育方面发展，毕竟自己干这个事情很久了，在这行业生存下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事业路径。

比如英语成人教育，大学生口语基础素质教育，甚至有机会想做国际汉语教育，教老外锻炼口才。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在各行各业都会有更多的可能。

外国人到中国生活和工作，从经济、文化层面深入交流，需要掌握更加深层次的汉语语言。有深度的中文交流，利于和国际之间沟通，不要总是我们学英语学得很高深，外国人也应该把中文学得深刻一点，这样沟通才更有效。

新京报记者 乔迟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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