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公共空间：欧洲古典文化的“下移”

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作，顺应了二十世纪社会科学视角下潜，从传统上着墨最多的统治阶级转向最广大的底层社会的学术潮流。本书研究内容顾名思义，即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其中所谓近代早期，指的是15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这一时间段，也就是从宗教改革到民族主义将兴未兴。而所谓文化，作者的定义是“一个由共享的意义、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表达或体现它们的符号形式（表演、作品等）所组成的体系”。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但又不等于生活方式。至于大众文化，则为非正式的文化，即非精英的文化。

从源头上来说，大众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最原始的部落里，所有人享有同一种文化，直到出现阶级分化，少数识字的精英形成自成一体封闭的文化，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才有意义。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指出，这样的社会存在两种文化传统，一种是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在学校或教堂培植起来的“大传统”，一种是属于其他人，自生自长，并在文盲充斥的乡村共同体的生活里保持自身存续的“小传统”。对近代早期的欧洲来说，大传统包括古典世界的遗产、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近代的科学、思想革命，小传统则是民歌和民间故事、神像和雕饰嫁妆柜、神秘剧和滑稽戏、宽幅书和小歌谣集，其中最重要的还有节日，如圣诞节、狂欢节、五朔节和仲夏日。

不过，本书的作者强调，这个区分一方面失之太窄，虽然近代早期的欧洲，大传统是对底层民众封闭的，但上层阶级，至少一开始，也有参与和分享小传统，富人与穷人一起过狂欢节，望弥撒，欣赏民歌，在丹麦和瑞典，16世纪和17世纪的民谣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就是因为男女贵族把它写在自己的手抄本上。他们是两栖性、双重文化的，也是双语的。人民中的大多数使用本地的方言，上层则使用拉丁语或者本国的一种书面形式的语言说话和写字，并使用方言作为第二、第三语言。另一方面，又失之过宽，大众文化内部，又可以分为农村、城镇、流浪者等，彼此内部又存在颇具差异的小团体，并存在宗教差异和地区差异。任何试图概括的行为都会是简单粗暴的，但是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又不得不为之。

简而言之，在刚迈入近代早期的欧洲，所谓的大众文化因为高昂的文盲率，不得不以口述文化为主，并因为保留了大量的异教色彩，不够“纯洁”，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比较世俗化，同时贵族阶级并没有自外于大众文化，特别是女性贵族，由于相比男性受教育程度更低，更多地承担了引介大众文化至上层的中介人身份。

但1500年至1800年这一时间段是欧洲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三百年，大众文化亦不可能独善其身。随着欧洲迈进19世纪，与近代早期挥手作别，人们回首往事，发现对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来说，有三个重要变革：

一、活字印刷术的推广，从长远来看破坏了，或者说改变了传统的口述文化，但又把大量的口述文化记载了下来，使本书得以从印刷厂发行第一批宽幅书籍和小册子的时候开始讨论。而城镇的扩展、道路的改善和识字率的上升则进一步破坏/改变传统文化。

二、宗教改革在新教与天主教世界不同程度地刺激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不同教派的改革者向古代犹太人的神权共和国回归，发誓清除一切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异教风俗与节庆，并用严格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大众文化取代之。

三、集权国家的涌现伴随着贵族阶级的相对衰落，曾经普遍目不识丁的上层阶级为了与平民区别，选择了优雅的行为举止和高雅教育背景的演化道路，这导致贵族阶级一步步退出大众文化，到了巴洛克、洛可可时期，上流社会的文化变得精致的同时矫揉造作，与粗俗但生机勃勃的底层文化判然有别，直到民族主义兴起，上层社会方重新拥抱大众文化。

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攻讦天主教的罪状之一，便是天主教疏于对信徒灵魂的启迪和教化，这一抨击是事实，但并不完全公正：中世纪的天主教会通常更乐于承担社会慈善和救济的职能，对信徒能否阅读《圣经》并理解其教义就显得不那么关心，事实上在活字印刷术普及以前，以手抄本为主的《圣经》是平民难以负担的对象。作为替代，教会发展出精美的彩色玻璃艺术，通过教堂玻璃窗上的圣徒事迹的绘画，潜移默化影响信徒。当信徒身处幽深阴暗的哥特教堂，通过特意的采光设计使之在高洁嘹亮的圣歌环绕里，打量四周，觉得其肉身与灵魂与教堂图案上的诸圣相通时，听不听得懂讲坛上神甫的拉丁语布道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对教堂图像艺术的迫切需要，成为罗马教会热切赞助文艺复兴艺术的重要原因。

而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即使贵族阶级也概莫例外，由于政治破碎，战乱频仍，没有成熟的官僚体系，欧洲的上层向马背王公，而不是文化官僚的角度演化。于是，不得不发展出了发达的口述文化传统，毕竟吟游诗人是不识字的宫廷与底层打发闲暇时间的必需品，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欧洲史诗艺术会如此旺盛，汉地却毫无此概念的原因。

宗教改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路德与加尔文认为只有《圣经》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因此信徒必须阅读和理解《圣经》的文本，因为《圣经》是神明的话语，而阅读《圣经》是直接与神明对话。这一教义，刺激了新教改革家对教育的重视，使其使用大众的母语而不是拉丁语布道，用母语《圣经》而不是拉丁语《圣经》。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又适逢其会，给改革者的理念提供了物质基础。大航海以后，欧洲经济普遍的腾飞，也为消灭文盲做出了贡献，在天主教的法国，男子识字率从有据可查的1690年的29%，提高到1790年的47%，新教的英格兰男子识字率从1642年的30%，提高到18世纪后半段的60%，而更为成功的苏格兰则达到了惊人的70%～80%。

而在论及识字率变化对口述文化的影响前，我们先来回顾歌手、说书人、演员是怎样在口述文化中创造他们的作品。他们学习的方法是聆听老一辈的说唱并尽力去模仿，他们学到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文本，而是各种各样的格式或主题以及将它们组合起来的规则，歌手们还学会如何去“扩展”或“装饰”基本结构。因此口述文化存在大量重复的格式与修辞，以方便吟诵者记忆，它所涉及的主题其形象总是固定的，或者相似，以方便听众理解。比如说，故事经常以“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开头，以“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结尾，同时在民间故事里巫婆、后母总是恶毒的，骑士总是英勇的，教士则总是脑满肠肥的。

阅读文化的兴起，则打破了这一创作上的桎梏，使作者能创造更丰满的个性化角色。另一方面，识字率的普及与史诗的衰落在西欧是同时发生的，但在西西里、波斯尼亚与俄国，文盲和史诗却并存地保留下来。同时，书籍的增多虽然使歌手、说书人有了更多表演的曲目，但也使得购买脚本者不必要去看他们的演出。由于脚本在印刷品中固定了下来，也限制了表演者即兴创作的自由。最后印刷品，也可能推动了表演者与作者之间的分工。

宗教改革对大众文化的另一影响，便是原教旨主义者对异教文化的剔除。天主教的传教方式普遍比较灵活，允许传教地区的文化保留下来，放到今天，天主教对中国信徒祭拜祖先的态度就要比新教宽松许多。另一方面，识字率低下造成普通民众对是否符合教义呈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迈出中世纪，进入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充满了大量的异教残余，以至于某种程度上显得很“世俗化”。基督教内部的原教旨主义者对此非常不满，特别是罗马教会对文艺复兴的踊跃支持，被北欧的保守派视为希腊罗马的异教遗产正腐蚀纯洁的基督教会，路德裂教后，南北欧分道扬镳，欧洲步入了充满宗教战争与猎巫运动的狂热年代。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只有新教主张改革，为了反宗教改革，天主教内部也涌现了大量有组织的改革者以应对新教徒的挑战，时代氛围也促使他们去清除教会内部被视为“迷信”、“淫秽”和“卑劣”的事物。问题在于，天主教内的改革者要在两条不同的阵线作战：一方面反对试图进行过分改革的新教徒，另一方面又要反对不道德的行为和迷信。这导致他们经常出现左右为难，两面不是人的情况。

另一方面，改革派针对的不只是大众文化，事实上他们反对的是所有的不合正统的文化，只是大众文化不可避免的首当其冲。对大众文化的攻击，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神学的观点，许多大众习俗比如五朔节的花柱、狂欢节的游行，遭到厌恶的原因如前所述是由于其乃异教的残余，在他们看来习俗这个词的原意就是“迷信”。许多新教徒甚至将天主教的正式习俗，比如圣母和圣徒崇拜，视作多神教崇拜的遗迹。而对巫术的攻击，使这一时期充满了狂热的猎巫运动，与大众印象相反，在中世纪这一行为反而很少见。

另有一些大众文化被攻击，是因为它们亵渎神圣，非礼不敬，对上帝态度不够严肃，这包括以滑稽剧的形式布道，在愚人节那天选举一个男孩为主教或修道院长，在工匠行会入会仪式上模仿洗礼，把水倒在新加入会员头上等等。改革者对戏剧的态度尤为嫌恶，或是认为戏剧充满不适宜的内容，或是认为道德败坏的戏剧演员不配扮演圣徒。

道德是大众文化被抨击的另一方面，戏剧和歌曲，特别是舞蹈，被谴责为燃起了危险的激情，引诱通奸。节日被视为纵容罪恶的场所，具体而言就是纵容酗酒、暴食、纵欲，鼓励性欲和恶魔。五朔节的花柱，被虔诚派指摘为阴茎的象征。

除了指责舞蹈、戏剧不够体面以外，人们还认为游戏和节日是暴力的场所，攻击球赛是谋杀性的比赛，谴责训熊与斗牛过于残忍，批评大众歌曲过多的将无法无天之徒当做英雄来颂扬。更有甚者认为娱乐毫无用处，人们只会浪费时间和金钱而使上帝不悦——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伦理，并非韦伯所说的新教专属，在天主教统治的白学堡、慕尼黑和米兰也能找到。

只是一般而言，天主教的改革意在改造大众文化，而新教的改革意在取消大众文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教都如此激进，路德对大众文化怀有一定的同情，但加尔文的态度就无比严苛了。他的门徒里有一支非常有名，那就是发誓清除英国国教中一切天主教残余，以古代犹太人为模板建立神权共和国的清教徒。1640年的英国革命又被称作清教革命，其失败之重要原因是，清教徒上台后的政策对大众娱乐之敌视，移风易俗之过于彻底和严酷，以至于人们忍不住怀念国王统治的日子。

当然虔诚派，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论述新教徒，知道如果不能提供大众娱乐的替代品，他们的改革是无法成功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国语《圣经》的出炉，对相关国家的语言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因为书籍的昂贵，并不是所有新教徒都能拥有《圣经》，但新教依旧创造了有别天主教图像文化的文字文化，诵读《圣经》是加尔文和路德教派礼拜仪式中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加尔文教派，他们的教堂墙壁被刷的雪白，只有少量的蕴含道德劝诫之意的形象标志。在既信奉路德又信奉加尔文的地方，教堂通常是用《圣经》的文字装饰。由于高识字率，新教地区有更多针对神学争议的阅读量，而在宗教热情退潮后，自然而然地转为针对世俗文化的阅读量。

其次是教理问答和赞美歌，教理问答是以问答的形式介绍宗教信条基础知识的册子，被称作平民百姓的《圣经》，有助于大众删繁就简理解教义。新教是布道文化，一次布道通常持续几个小时，牧师的布道在当时同时起到了政治评论、脱口秀和教理问答的功能。普通新教徒也许很喜欢听赞美歌，因为他们可以跟着唱和，在他们的生活中，赞美歌无所不至，包括战场、葬礼、婚礼、宴会甚至梦里。以至于在19世纪的法国采集民歌时，在塞文山区居然连一首民歌也找不到。在当地传统的胡格诺派文化里，赞美歌接替了民歌的功能，甚至把赞美歌当作摇篮曲来使用。

音乐在新教文化里也有一席之地，巴赫的宗教音乐就来自路德派的大众文化。有趣的是，路德的圣歌经常以民歌为模板，并借用民歌的曲调，而在此之前的民歌，也有以圣歌为模板并使用圣歌的曲调。仪式、戏剧、画像虽然曾经被拿来讽刺罗马教会，但随着功能的完成、人们识字率的提高，以及更严厉的改革者施加的压力，逐渐失去了作用。

随着欧洲宗教热情的退潮，虔诚派的改革算是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了预料之外的成果。用作者的话说，扩大了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分裂，改革者们并不想创建一个他们自己的、单独的和纯洁化了的文化。他们希望去接近民众，把每个人都团结在自己周围。然而事与愿违，这场改革比较迅速而彻底地影响到了受过教育的少数人，而对其他民众的影响却没有那么迅速和彻底，因而把少数人与大众传统越来越明显地撕裂开来。

在刚迈入近代早期的欧洲，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尚集体地参与大众文化：旧式的教区牧师在节日时会戴着面具在教堂跳舞，并在布道坛上开玩笑。一些由街头演员组织的社团则会有贵族的加入，在佛罗伦萨，像伟大的洛伦佐与马基雅维利都为狂欢节写作过歌曲与剧本，纳瓦尔的玛格丽特公主则是一部法国神秘剧的作者。

但宗教改革导致新式牧师接受更好的教育、社会提高的同时，与教众们开始有意识地拉开了距离，而文艺复兴文化则促使原本粗鄙无文的军事贵族采取了更优雅的礼仪，学习如何自我约束，摆出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培养品味，举止庄重，仿佛在跳一种正规的舞蹈。有关舞蹈的论著成倍增加，宫廷舞和乡村舞分道扬镳，贵族们不再和仆人一道在大厅进餐，而是退入单独的餐厅。伦巴第的贵族不再像过去那样经常与农民摔跤，西班牙的贵族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当众杀牛。贵族们开始学习如何按照正式的规则“正确地”说话和写字，不再使用工匠和农民使用的技术词汇和方言词汇。

随着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和贵族军事角色的衰落，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来证明手中特权的合理性：必须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贵族的文雅举止被那些冒充贵族的官员、律师和商人模仿，这些群体于是逐渐并彻底地从大众文化退了出来。到了18世纪上层阶级不再参与大众节日，并抛弃了大众的世界观，科学理性的时代氛围，使得他们不再认真看待预言和巫术的价值，曾经在前两个世纪狂热的猎巫运动，逐渐销声匿迹。

新的文学规范诞生，在法国，七星诗社的诗人抛弃了回旋体、三节联韵诗和两韵短诗等民间文学的形式，用更加接近古典规范的东西来取代。旧式的骑士故事过时了，只有下等人还在看，新型的贵族英雄不再那么感情冲动，却有更强的自我控制力。在英国，普腾汉的《英国诗歌艺术》明确地把“粗俗的诗歌”（从秘鲁的印第安人歌曲到传统的英国民谣的所有诗歌都包括在内）和“人造诗歌”区分开来。前者靠“天性”创作，而后者是受过教育的人创作的。他无疑热爱前者，因为“人造”一词在当时是褒义词。

英法的贵族和乡绅的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并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停留在巴黎、伦敦，以观察宫廷的举止。他们在大城市里的生活，使之逐步切断了与佃户的联系——法国贵族将在大革命时对之后悔莫及——在他们自己的庄园里，他们不再在大厅款待佃户，而这种大厅过去是吟游诗人和滑稽小丑们表演的传统场所。

至于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上层阶级从大众文化的退出看来比英法晚很多，越往东走，这一变化发生的越晚，俄国贵族可能是欧洲最后一批放弃大众传统的人，虽然他们以讲法语为荣，以说俄语为耻，相当西化，但贵族家庭里依然豢养着侏儒和小丑，贵族妇女依然和农民一样崇拜圣像，喜欢能像小丑一样表演的牧师。

虽然如此，贵族们退出大众文化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作者指出，正是因为两种文化的差距逐渐扩大了，受过教育的人才开始把大众歌谣、信仰和节日看作是异乎寻常的，离奇的和吸引人的东西，认为值得将它们收集和记录下来。于是18世纪后期，欧洲的文化界开始出现收集民间歌谣、艺术的运动，这一运动随着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士兵蹂躏各国，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更加壮大，各国的文人纷纷转而崇拜民间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和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对抗法兰西帝国的普世主义。民族国家就此登场，时间就此翻页，我们离开了近代早期，来到了当代的世界。

王治单 http://www.xinzhiliao.com/sj/qiuji/33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