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幽灵

切尔诺贝利的幽灵吉田直 王子琛 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队在切尔诺贝利交火，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则认为切尔诺贝利地区的核辐射水平可能不再稳定的时候，整个欧洲都紧张地深吸了一口气。在数十年安全的原子

王子琛

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队在切尔诺贝利交火，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则认为切尔诺贝利地区的核辐射水平可能不再稳定的时候，整个欧洲都紧张地深吸了一口气。在数十年安全的原子能发展之后，切尔诺贝利似乎已经是属于上一个世纪、应当被烙刻在历史之中的名词。只有当诸如福岛核电站事故这样的浩劫发生之时，人们才会重新想起那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如今的切尔诺贝利被封印在由混凝土制成的保护壳——“石棺”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密切地监视着切尔诺贝利的情形，以避免这个已经休眠的核火山有朝一日又发生不可预测的后果。在俄乌冲突重新将这个名字带回到人们的视线之前，历史的阴霾似乎已经被摆脱了。围绕着原子能应用的争论不再只是关涉于安全，而增添了有关环保的色彩。一部分国家放弃这种只能通过掩埋方式处理废料的不环保能源，另一部分国家则认为最现实的、降低碳排放和维持低能源成本的方式仍然属于原子能的应用。

但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而言，切尔诺贝利并不仅仅意味着围绕原子能的使用与安全而展开争论。某种程度上，切尔诺贝利也正是俄乌作为“阋墙兄弟”复杂关系的一个交汇点，一个俄乌恩怨历史的缩影。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曾经的红色帝国，也可以看到新生民族国家的伏笔与线索。历史的黑色幽默使这个名字在一场规模宏大的俄乌军事冲突中，将我们的视线重新带回到这座曾经是苏联骄傲的核电站之中。

切尔诺贝利的建设曾经是整个苏维埃的高层都寄予厚望的工程。苏联的政治合法性不仅来源于经济水平的增长和政治稳定，作为一个负有意识形态抱负的政权，苏联必须通过种种项目证明苏联式社会主义拥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地位的平等上，还体现在苏联的经济社会模式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宣布“我们会埋葬你们”的时候，他所说的埋葬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或帝国竞争中的“埋葬”，更是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上的“埋葬”。

虽然勃列日涅夫时代这种自信正在逐渐退色，苏共的高层却仍然坚信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了人类计划经济历史上的巅峰，超过5万名数学家精密地计算着物资的生产、调配和销售。然而，贪污腐化、劳动纪律的松弛和官僚主义从根基上腐蚀着这样一种经济运作系统。更致命的是，苏联无法承认在其经济生产体制的根源中存在这般问题：如果计划经济并不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更有纪律、也更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那么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便无从谈起。

更大规模的工程和项目因此不仅具有经济需求，同时还带来了政治需要。切尔诺贝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建成的。所有考察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学者和著作都不会只将1986年4月26日那个决定无数人生命的凌晨当做一场灾难的起点，亚当·希金博特姆那本获得了安德鲁·卡内基奖的非虚构著作《切尔诺贝利的午夜》也是如此。这本讲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前因后果的著作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切尔诺贝利并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核电站，也并不只是苏联为了解决能源问题而兴建的设施。除了为苏联居民提供廉价的电力之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本身是苏维埃能够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一个体现。当他们冷战的竞争对手宣称将核能用于和平而非战争的时候，苏联必须证明他们能够在这一方面做得更好。对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厂长维克托·布留哈诺夫而言，一个事实是相当清楚的：他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建设工程，更是一种政治任务，一个体现苏维埃制度优越性的宏伟计划。

为了证明这种制度优越性，苏联的领导层已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1950年代苏联开始兴建核电站开始，苏联的高层致力于掩盖核电站中出现的一切安全事故。直到1986年的时候，苏联的普通民众仍然相信，苏联的原子能计划是高度安全的——零事故的历史已经可以说明一切。当美国人为三里岛核电站事故而掀起对核能安全性狂风暴雨般的疑虑时，苏联所有的原子能事故都已经被克格勃的保密协议所完美隐藏。因此，没有人有必要担心庞大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计划可能会出现问题，正如没有人有必要一个庞大的帝国竟有可能解体一般。

如果了解到俄乌之间的历史渊源，那么切尔诺贝利项目的目标很可能并不仅在于表现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上。这座规模空前的核电站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兴起，正因为此布留哈诺夫不仅要对他在苏联能源部的直属上级负责，也同时要对乌克兰当地的党委负责。这给布留哈诺夫带来了许多困扰：很多当地的党政领导会提出同核电站的建设和效率格格不入的要求，而预算开支等问题似乎从来不在领导们考虑的范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乌克兰当地的领导人要求布留哈诺夫在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而修筑的城市：普里皮季亚中，修筑一个规模庞大的露天泳池。这样规模的泳池只有在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城市中才会修建，而普里皮季亚只是为了安置核电站的职工家属而修筑的城市，人口充其量不超过5万人。然而，官僚主义和科层化的等级制度使得布留哈诺夫没有选择的余地：他最终不得不执行了上级的指示，通过虚报经费和预算的方式挤出资金满足了领导的要求。

无论是来自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期待，还是来自乌克兰当地党委和地方政府的意愿，布留哈诺夫都成功实现了他们的要求。在漫长的工期之中，效率考量压倒了安全要求。不合格的配件和设计方式在修筑中不断暴露，而又不断通过权宜之计被弥补。充满热情、关注技术问题的青年布留哈诺夫也逐渐成为一个被苏联官僚体制所同化的管理者。然而，普里皮季亚似乎确实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城市：无数苏联各地的人都希望能在核电站工作、在普里皮季亚生活，因为这座城市宜人、舒适、条件富足，似乎满足了苏维埃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期许。

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修筑一个如此伟大的项目，背后显然存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兄弟民族”之间关系的考量。从俄罗斯帝国时代开始，乌克兰就是“大俄罗斯”最重要的土地之一。基辅罗斯的辉煌是俄罗斯人仍然诉诸的文明，他们同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流至今仍未自诩“第三罗马”的俄罗斯津津乐道。哥萨克曾经是沙皇军队最锐利的刀锋，而在19世纪晚期，从乌克兰出口的粮食成为了俄罗斯工业化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谢尔盖·维特伯爵的工业化雄心如果缺少了乌克兰农业的支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直到苏联时代，乌克兰的粮食仍然对维持苏联城市中的工人配给至关重要。在同纳粹德国的殊死较量中，又是乌克兰的人力对苏联的最终胜利做出关键性的贡献：在攻往第聂伯河以西之前，苏联的人力几乎已经枯竭，在同纳粹德国的消耗中，这个占据了上风的国家开始展现出疲惫。然而，第聂伯河战役之后，乌克兰的人力资源弥补了苏联红军的消耗。一年半后，镰刀斧头旗插在了德国辉煌的国会大厦上，成为哪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仍会念兹在兹的骄傲。对于这样一个同俄罗斯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民族，尼基塔·赫鲁晓夫赠送克里米亚以纪念俄乌合并三百周年的举动就显得并不那么荒谬了。

但这只是故事的其中一面。长期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都被视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可矛盾的火花却不时闪耀。在19世纪末期，随着民族主义的思潮在欧罗巴大陆遍地开花，乌克兰也不可能免俗。哈布斯堡君主国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利用少数民族互相制衡的模式使得在其内莱塔尼亚领地最东方的伦贝格（即今日的乌克兰利沃夫市）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摇篮。一部分乌克兰人开始质疑乌克兰和俄罗斯属于同一民族的论证是否具有正当性。当俄罗斯帝国在一战的火焰中崩塌时，乌克兰人也分裂到俄国内战的无数阵营之中。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乌克兰苏维埃，彼得留拉却试图建立一个乌克兰民族的独立国家。除此之外，还有马赫诺试图建立一个农民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在没有明确民族和历史边界的时代中，乌克兰各势力的合纵连横同样暧昧不清。彼得留拉曾经同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毕苏斯基合作，又在对方似乎对西乌克兰怀有领土野心的时候满怀疑虑。马赫诺同红军合作击败了弗兰格尔的黑军，又随即和红军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乌克兰的民族认同似乎无处不在，又似乎溶解在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争端中。

乌克兰最终作为一个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受到的压制，也确实有许多乌克兰人认为他们和俄罗斯仍是同一个民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和同一个国家中。然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仍然存在——现在他们活跃在波兰，因为毕苏斯基成功将波兰的边境推进到“寇松线”以东，而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纳入了版图。与此同时，苏联在1930年代初期遇到的经济困难在乌克兰酿成了饥荒。由于出身波兰的联共（布）乌克兰第一书记科西奥尔严酷的压制性政策，苏联在乌克兰农民中大量征收粮食。莫斯科将反对征粮的乌克兰人都视为反对集体化政策的地主和富农，而将隐藏口粮视为对抗农业集体化的行动。结果制造了规模数百万的非正常死亡，而这一现实在乌克兰农民和苏联当局之间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当纳粹德国入侵的时候，原本在西乌克兰致力于独立建立乌克兰国家的民族主义领袖选择了以机会主义的心态同纳粹共谋，而纳粹随后在乌克兰也针对犹太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制造血案。当苏联军队被赶出乌克兰的时候，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为他们迎来了解放。而当瓦图京和赫鲁晓夫的军队重新回基辅时，他们却又被许多幸存的乌克兰人视为拯救者和解放者。当瓦图京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袭击身亡的时候，赫鲁晓夫坚持在基辅修筑这位杰出将领的纪念碑，并将其称之为“乌克兰人民的英雄”。显然，这绝非为了羞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是苏联当局所希望看到的一种叙事：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之间有过历史的矛盾，在这些决定民族历史的重大时刻中，这两个民族却并肩作战，从而巩固了他们历久弥新的友谊。

乌克兰对苏联如此重要，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文化与历史联系又是如此紧密，这使得莫斯科强化他们和乌克兰的联系是有必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叙事必须被抛弃，乌克兰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在苏维埃大家庭中“平等的一份子”。在苏联政党上层的结构中，这一点似乎尤其得到印证：在苏联漫长的停滞期中，一批乌克兰人掌握了苏联的最高权力。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河帮”支配苏共政治局长达二十年之久，在这些苏共的高级官员中，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区分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一部分第聂伯河帮的核心成员甚至主张，安德罗波夫系统的上位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计划——这位掌舵苏联十八年的领袖心目中的接班人是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已经执掌乌克兰超过十三年的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从苏维埃国家大厦的外墙上来看，乌克兰和俄罗斯显然已经在苏联的框架里密不可分。如此一来，将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程建设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将普里皮季亚建设成一个样板式的苏维埃城市，都在强化乌克兰与苏联不可分割的联系上具有象征性的政治意义。“切尔诺贝利的午夜”却成为了终结这一切美好设想的开端。事故的爆发可以称得上是偶然中的必然。为了将军用原子能设施中的经验尽快运用在民用核电站上，苏联的专家团队选择了水-石墨的堆芯结构，而非水同时作为中子慢化剂和冷却剂的堆芯结构。然而，当水成为水蒸气，从而降低了冷却效率的时候，石墨却仍然可以正常作为慢化剂推动链式核反应。这种“正空泡效应”成为苏联所有大型核电站挥之不去的梦魔，并增加了进行操作的难度。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施工存在许多不合标准的疏漏，而为了在上级要求的时间中完成项目，许多必要的测试被取消或推迟。为了节省成本，核电站并没有设计整体的防护罩，而是设置了1600根压力管，而设计师们为事故存留的冗余仅仅是考虑这1600根压力管中的2根同时破裂的情况——也就是说，一旦同时破裂的数量超过3根，核电站的安全防备措施都可能束手无策。

核电站中盛行的官僚主义和“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也为灾难的最终发生推波助澜。指挥四号反应堆进行断电停堆测试的佳特洛夫强行要求将功率降低到只有200兆瓦，远远低于操作手册中要求的标准。当反应堆意外停堆的时候，一系列不符合操作流程的命令被颁布，而没有专业人员敢于违抗行政主管的指令，于是规模空前的灾难就此爆发。

这同1983年切尔诺贝利被掩盖的燃料泄漏事故无法相提并论。在那一次事件中，事故责任人被调往保加利亚，克格勃则确保了所有的知情者都不会泄露秘密。然而，四号反应堆的爆炸规模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任何的隐瞒都不可能延续。即便如此，苏联的高级官员仍然试图将其损失降低到最小：能源部副部长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恢复反应堆的计划，而当核辐射已经严重威胁到基辅的时候，谢尔比茨基仍然坚持举行五一劳动节的大游行，甚至亲自出现在游行现场。承认错误是只有戈尔巴乔夫才能做出的决断，所有人都试图掩盖这场灾难，直到其后果变得越发不可掩盖。

切尔诺贝利事故灾难性的政治后果逐步蔓延了出来。苏联最终依靠英雄的军队和人民避免了核电站的爆炸成为更大的灾难，然而牺牲的根源却是官僚系统的僵化和无能。被精心打造的“核安全”被证明不过是一个谎言，踌躇满志希望改革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迫憔悴地向这个世界解释切尔诺贝利究竟发生了什么。

信心正在坍塌。在1980年代中期因为石油价格的变化和入侵阿富汗造成的后果而给苏联的经济体制造成沉重打击的同时，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标志意义发生了逆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不再是苏联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不再是乌克兰作为俄罗斯民族的同胞兄弟和苏联不可动摇的组成部分的团结象征。就如同正在褪色的意识形态理想一般，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成为了一系列小挫折的表征。这些小挫折根植于民生领域，也许是物资的短缺、商品的匮乏、经济水平的停滞。在被精美描绘的计划经济大厦背后，无数道裂痕都被切尔诺贝利的符号所放大。

希金博特姆的《切尔诺贝利的午夜》是以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责任人审判为终结的，但苏联、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石棺”的建成而告终。1987年，受困于经济改革的停滞、保守派集团对自身权利的阻遏，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思维”的改革进程。戈尔巴乔夫寄希望于通过政治改革强化他的个人权力，同时得以打破苏联的既得利益团体和官僚主义，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直接导致苏联的总书记认为有必要通过更大幅度的变革来改变既有的苏维埃，但切尔诺贝利的悲剧显然动摇了勃列日涅夫所打造的停滞体制，而使得大部分苏联国民都认为旧有的模式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合法性和优势。因此直到二十年后，苏联最后的总书记和唯一的总统仍然对切尔诺贝利的事故怀恨在心、念念不忘：他坚信并不是自己的改革摧毁了苏联，而是切尔诺贝利事件摧毁了这一切。

1989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的苏共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在戈尔巴乔夫的强迫下宣告辞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被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表占据，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为追究苏联、抑或者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统治中犯下的罪行和责任的一个例证。在被迫要向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为切尔诺贝利事件发言作证的前几天，谢尔比茨基因为疾病逝世——有很多人相信，谢尔比茨基是选择了自杀。象征着乌克兰人在苏联政治体系中优势地位的第聂伯河帮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的战友，最终倒在了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分道扬镳的前夜。一年后，叶利钦开始在俄罗斯境内发起针对戈尔巴乔夫的选举运动，而戈尔巴乔夫被夹在希望进一步改革的雅科夫列夫派和保守的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派之间，苏联的大厦摇摇欲坠。1991年8月19日，苏联军队绝望地发起了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而政变在人心尽失的背景下全面失败。指挥苏联军队进入切尔诺贝利地区抢险的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绝望自杀。三个月后，叶利钦、克拉夫丘克与舒什科维奇在别洛韦日森林签署协议，为苏联做出了最后的死刑判决。

大俄罗斯帝国的斯拉夫民族叙事没有将乌克兰化为与俄罗斯共同的民族。伊里奇·列宁的理想没有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塑造出超越民族的共同体。即便乌克兰人曾经成为这个庞大国家的统治者，乌克兰却最终没有在苏维埃联盟中找到自己的民族认同。一百年前伦贝格民族主义者们留下的言说，最终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宣称自己独立国家的种子。

切尔诺贝利的阴霾被掩藏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曾经是人们心心念念的伟大事业，因为在冷战和全面核战争的阴影下，用这种可以毁灭世界的力量造福人类，曾经是表示着希望和未来的一种期许。美国和苏联都希望通过核电站来证明，他们掌握的力量并不仅可以用于征服对手、毁灭世界，而更可以为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不同的动力。随着冷战的终结，核电站失去了这一层意义。而随着别洛韦日森林的“和平分手”，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恩怨也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新古典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运动在后冷战时代的全面胜利将切尔诺贝利这个格格不入的冷战记忆淹没了。俄罗斯曾经寻求加入欧洲，同巴黎和柏林组成在这片大陆上举足轻重的三角关系。乌克兰在亲欧和亲俄的立场中也拉扯不断，2004年尤申科上台打断了乌克兰亲俄派的统治，然而这位总统的不得人心在2010年将总统大位拱手交还给了曾经是库奇马亲信的亚努科维奇。直到2013年，亚努科维奇仍然宣称，乌克兰将不会在欧盟和俄罗斯之中选边站队，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和加入欧盟、融入欧洲经济的考量对乌克兰而言同样重要。那是一个国际主义、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仍然可以保持开放与多元的时代，那是九年之前。

然而，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最终重归地缘政治与势力范围的诅咒。当切尔诺贝利的炮火惊醒了世人的时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溪二号管道项目的终止。通过漫长的海底管道，将西伯利亚的天然气送往欧洲大陆，这是冷战中和解精神的体现，是用经济的纽带联系两个被分割阵营的例证。在今天，输气管道项目被双方所放弃，而重新响起隆隆炮声的，却是本应沉寂在石棺中的切尔诺贝利废墟。

如果不是切尔诺贝利事件对核安全造成的怀疑，欧洲的绿党运动未必会如此反对核电。如若德国大规模接纳核电，那么他们对俄罗斯的制裁就可能更加严厉，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也更加轻微。在毁灭三十五年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核电站仍然以颇有讽刺意味的方式守护着俄罗斯的野心——虽然伊里奇曾经的理想已经在俄罗斯现任总统的演讲中被贬损地一文不值。当俄罗斯族的士兵再次来到切尔诺贝利的时候，乌克兰人会想起的，是他们并肩作战的历史，还是曾经的仇恨与矛盾呢？

我们以为切尔诺贝利的噩梦已经永远过去，但也许，欧洲仍笼罩在切尔诺贝利的午夜之中，那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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