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上海人

看不见的上海人巨蟹座的男人 丁文婷 4月15日，一则“上海32位盲人技师即将断粮”的求助信息在微博扩散。 盲人技师丛师傅在4月10日发出了上述求助信息，到15日受到广泛关注时，丛师傅的米只够给32口人提供

丁文婷 4月15日，一则“上海32位盲人技师即将断粮”的求助信息在微博扩散。

盲人技师丛师傅在4月10日发出了上述求助信息，到15日受到广泛关注时，丛师傅的米只够给32口人提供一餐白粥。为了节约口粮，他和盲人按摩店的31位同事已经连续一周实行每天一顿、每顿喝粥的省粮计划。

疫情期间，当线上抢菜、社区接龙团购几乎成为唯二途径时，许多盲人的食物保障存在现实困难。但是，他们很难自己发出有效的求助信息，需要志愿者、按摩店客户代为发出，同时，那些想要帮助残障人士的志愿者们，也无法有效找到他们。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臧熹提交上海无障碍设施建设相关提案时指出，“在上海的残疾人中，视障残疾人约有9万人，其中盲人约有3万人”，当前疫情下，众多看不见的上海人在信息孤岛中“失语”，他们的困境一度难以被外界知悉。

在求助信息于微博扩散当天，帮扶物资纷至沓来，丛师傅等32人面临的断粮危机终于解除。

盲抢

丛师傅是一家盲人按摩店的管理人员，也是一位盲人，但他肩负着给32个人抢菜的任务。对正常人来说，抢菜成功是需要拼眼力和手速的小概率事件，对盲人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丛师傅介绍，盲人群体的手机，常用功能是旁白和读屏软件，这能帮助他们通过语音指引来使用手机，但等语音读完“该货物仓储不足已下架，请重新选择”“网络异常”“前方拥挤请重试”等提示，哪怕调了最快的语速，购物App里早已经空空荡荡。

社区团购，对盲人群体也非常困难。迟师傅是静安区一家盲人按摩店的员工，目前，她和5名同事住在集体宿舍里，常常要花一上午的时间守在小区群里，一条条听群里的发言，等找到团购接龙、她好不容易编辑完信息，后面的群成员早就把她的接龙序号占了，“别人就会说我，你又接错龙了”。

对许多盲人来说，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即使有智能手机可以语音识别，他们仍然不会接龙，或者接错。迟师傅告诉，很多盲人不会写字，而语音识别是有错别字的，不会修改的话，发出去的内容也可能是乱七八糟的，人家根本看不懂。

由于买不到菜，她的同事曾经加了一个跑腿代买的微信，得知买齐所需物资要花300元配送费，且要等10天，“大家也只能作罢”。

“平时很少玩手机，没有加入小区群和团购群，和邻居也不熟悉，美团上很多商家都要100份以上起送，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买到食物。”一位盲人师傅表示，同事帮忙找到了跑腿，替他买到了一箱泡面，六七十块的面钱加上跑腿费一共花了160元，“一直叫跑腿买，经济上也难以支撑下去”。

专注于帮助残障人士解决疫情期间困难的“上海残健共融互助平台”创始人张菁琳告诉，当下盲人群体获取物资的能力实在太弱了，尤其是一些生活在按摩店里的盲人，属于“三不管”地带，既无法向居委会求助，也没有政府发放的物资，同时无法参与小区的社区团购，储备的物资也远不够十几天的生活。

断粮

由于一直没能抢到菜，4月6日时，丛师傅等32人的物资已经捉襟见肘。他告诉，3月28日浦东封控前，公司给宿舍送来了一些米、面、油，加上自己准备的食物，可以吃4、5天，刚好能维持到原本的封控期结束。但是4月1日之后，封控仍然持续，公司也无法采购和运输了。

眼见物资越来越少，丛师傅和同事们商量好，早晨和中午喝稀饭，晚上吃一顿米饭或面条。“菜完全没有了，有些员工有老干妈就泡着吃，没有就吃白粥”。

就这样又坚持了两三天，丛师傅开始向外求助，但是他们的所住地为酒店改造的宿舍，他找了居委会、街道和派出所，均未得到回应。丛师傅和同事们决定每天只吃一顿——喝粥。

4月10日，当剩余的米最多够喝两天粥时，丛师傅焦急地将求助信息发在朋友圈，同时向浦东新区残联求助。“残联及时送了一些物资给我们，但因为人数太多，也就能勉强维持个几天。”三间宿舍里的32人对食物的焦虑也在蔓延。丛师傅一面告诉自己不能慌，一边安慰同事们，食物问题会被解决的，“其实我自己心里都没底”。

同样面临断粮可能性的还有静安区的何师傅，他和7位盲人技师同事住在一间宿舍里，得知4月1日浦西即将封控时，何师傅也像很多市民一样冲出小区想去囤一些食物，但因为按摩店包吃住，何师傅在上海生活多年从没去菜场买过菜，这次到菜场排队囤菜，排到时，老板告诉他们，已经没有菜了，“只带回了一打鸡蛋”。

4月10日，在浦西封控10天后，何师傅和同事们开始一天吃一顿，米饭或面条。通常在下午3点或者4点，“早上故意睡晚一点起来，这样就可以只吃一餐”，如果早醒了就先喝水。何师傅说，居委会也送过来一些物资，比如挂面、馒头或者盒饭，但8个人不大够吃，“居委会确实也不可能送那么多，因为他们那边也没有了”，何师傅理解居委会的工作，同时，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向谁求助。

求助

张菁琳是一位无障碍行业的从业者。4月初，一位来自武汉的残障者找到张菁琳，问她能否发起一个在线表格，帮助疫情下的残障者们。“他经历过武汉疫情，知道疫情下残障者将面临的困难。”张菁琳和同事们立刻开始建立疫情残障群体互助表格。

互助表格从4月3日创建开始，短时间内就在微博被转发了上万次，志愿者人数也迅速增加至300多人，每天都有新的求助信息涌入，主要是食品和药物需求，如果是缺少食物，志愿者们通常会分组对接并通过联系当地居委、街道或是帮忙叫跑腿闪送等方式解决。

但从表格创建至今，来自盲人的求助信息只有四、五例。张菁琳介绍，残障人士向外求助的能力弱，我们的互助表格的求助量与普通居民的互助表格的求助量差了起码百倍，而这其中，来自盲人群体的求助更是少之又少。

“可以说，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很多，但是需要帮助的人很难被看见。”张菁琳说。

为此，张菁琳团队特地为在线求助表格做了一个专供盲人群体的“使用指南”，但效果并不好，张菁琳介绍，盲人群体对网络使用率低，大部分听听书和广播，很难把求救信息有效传递出去，也很难接收到救助信息。张菁琳很无奈，“目前我们帮助的大部分盲人朋友都是通过他人代为求助的”。

张菁琳团队也曾尝试通过上海广播电台将志愿组织的联系方式传递出去，但也只有一位半盲老人通过广播中留下的电话找到他们，这也是张菁琳团队接到的唯一一位主动求助者。

何师傅告诉：“盲人群体主要通过微信沟通，不太懂微博等社交媒体的操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和社会上的其他机构联系，不知道怎么向公益平台求助。”

在张菁琳看来，数字化不断发展，但是残障群体像是被留在了原地，疫情期间足不出户更加削弱了盲人群体获取信息的能力，作为“科技弃民”的残障群体也面临着失语的困境。

被看见

4月20日上午，一张写满300多位盲人求助信息的表格被发布在微博上，文档中密密麻麻的求助诉求主要是最基本的米、面、菜，“人数太多，物资跟不上，能解决温饱就行”，一位求助的盲人这样写道。

这是为盲人群体打造的网络社区“爱说笑”在平台内搜集的，短短两天内，平台开发公司心智互动就在社交软件内搜集到了分布于上海市43个地点的365个盲人的求助信息。

人数最多的一个点，有33人住在一起，吃饭是最大问题。

4月20日上午，这张表格被发布到微博上，当日下午，就有上海市残联、上海市人大等机构对需求人数和物资进行了紧急对接，21日，由苏宁易购、家乐福负责配送的几个聚居点，共计103人收到米、面、油、调味品等物资。

丛师傅、何师傅和迟师傅三位也在求助微博发出的两天内收到了来自残联、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等的物资。虽然丛师傅至今仍并不清楚他的求助是怎样、被谁、发到了哪个网上，但他清楚地记得，求助信息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当天，大量电话涌入，从下午接近2点接到晚上快8点，米面、鸡蛋、牛奶、水果、肉从四面八方运来。算好足够32个人吃一周的口粮后，丛师傅开始拒绝后续的捐赠物资，他给所有打来电话的人一一解释：我们这边暂时够了，希望把食物给到别的需要帮助的人。

心智互动工作人员蔷薇知道，盲人群体不擅于为自己发声，比较沉默，也很知足，“很多人一天都只吃一顿饭，能解决温饱就行”，也有盲人在接到她的电话时说自己还能坚持，让她先去帮助别人，“有些盲人按摩师总是和我说，等疫情过去，真的好想给周边的志愿者免费做按摩，让他们也放松放松，他们辛苦了。”蔷薇说。

迟师傅收到了家乡企业捐赠的大米、蔬菜和猪肉，还有一些矿泉水、面包、老干妈和榨菜。这是一个星期的物资，迟师傅和同事们将物资分成了四份，自己宿舍留一份，其他分给了附近宿舍里的同事，她还分了一些给帮助过她们的邻居阿姨和房东。“小区里面也有一户人家老爷爷老奶奶是盲人，也是拿着盲杖的，我们也给他们送过去了一些”。

（应受访者要求，丛师傅、何师傅、迟师傅、蔷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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