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的忧虑
傅北宸/文 各类学问中，最枯燥的莫过于法学。
这甚至称不上是一门学问。人们除了看到一堆几乎无穷无尽的法条，干瘪、枯燥、机械、冰冷……除了偶尔的凌厉，就没有其他什么别的了。一句话，它就是个木乃伊——观瞻上不适，触摸上不适，吃起来……谁会吃木乃伊呢。
所谓世界之大，所谓人上一百，这样的人还是有的，而且仔细看来还不少。这些人当中，目前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罗翔。他在B站讲刑法的视频火遍全网，他的一个表情包就能让小年轻玩一整天，他讲课中的一个代称让“张三”都成了快递小哥脱口而出的段子。
法条法律和数学一样，不属于又好看又好吃那类的。缺少变化就缺少吸引，而人们的习惯认知就是只要表面看起来不行，那里面怎么行都不行，所以大数学家陈省身说的“数学妩媚”就基本获得不了什么共情——没有娇波流慧顾盼生姿，谁去管你心灵美不美。在人们的第一认知中，数学过于抽象，而法律则过于琐碎。民法无非家长里短，刑法无非是杀人越货，有什么可说的、可听和可关注的？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把里面的妩媚呈现出来，诱导你不得不看到，且一旦看到又不得不关注。
所以，尽管罗翔谦虚的说自己不敢当法治之光的称号，充其量也就是一根法治蜡烛，但我更愿意把他看成是一个杰出的教唆犯——因为，他成功了，他蛊惑了太多的人们穿过法条的干瘪，进入内部的丰腴厚味而不能自拔。
每一个法条的前面，都站无数被可能被歪曲的涉案人，因为法律有先天的不完美；每一次法条的修正和每一个司法解释的后面，都摞着无数不同以往的判决书，因而法律才可能越来越趋于公正；每一个被罗翔讲到的案例，都从木乃伊变成了散步买菜的少妇，她在空气中、阳光下、活生生的，可以唠几句家常。
如果从宏观上打量，你会发现，罗翔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在于它的养成逻辑是基础或曰顶层设计，这赋予了罗翔内容的海量凝聚和迅速扩散的属性。这个顶层设计具体的说，一是回归学术谦卑的初心，一是秉持公平和正义。
刑法学讲义
作者: 罗翔
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果麦文化
出版世界: 2020-8-1
一
智者善譬。
“李诞给杨幂讲段子，杨幂没有笑——这属于搞笑未遂；但如果李诞讲之前杨幂跑了，就是紧急避险；李诞又要讲给张雨绮，张把李诞打了一顿，这属于正当防卫；随后李诞撺掇王建国去给张雨绮讲谐音梗，这属于教唆搞笑；王建国去自首并检举李诞，此案中他俩是共犯，这案子应该怎么判？凭借你们朴素的情感，哪个应该判得更重？肯定是李诞！——因为他是主犯而且看起来就很坏……”脱口秀大会上，这个洁本的罗翔语录显得从善如流，在整体的搞笑氛围如水银泻地，法律术语在笑声种被所有人会心会意。
罗翔的主场秀似乎是在B站，一个讲司法考试刑法部分的讲师在几天内就有了超千万的粉丝。但罗翔真正的主场是中国政法大学，他是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刑法学、刑法哲学、经济刑法、性犯罪。这四大类中，刑法哲学对人们而言是相对陌生的，它是刑法学的基础理论，简言之，就是把刑法所蕴涵的法理提升到哲学高度进行研究。刑法针对的是刑事犯罪，刑法哲学则对刑罚做逐一对应的观照，基本包括犯罪本体论、刑罚本体论和罪刑关系论。这门学科使刑法学有了生气，罗翔讲刑法的哲理蕴味和发人深省的内涵也都据此而来。
一切的表述或描述都是基于语言，由于语言的用途而分类为普通和专用。既然法学由于学科语言的专用而使普通民众产生疏离，那反之，用日常用语即可得到解决。当下流行的那句影视台词“说人话”，既反映了影视剧普遍存在的书面语和口头表达的剧实倒挂差异，又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内容亲切度的接受敏感，同样，法学传播在罗翔现象中的巨大效应，实质上就是形式转变，就是那句俗话“一样话百样说”。
口头表达和书面语念白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的最大化就是朗读，显然无论文字还是朗读，该不懂的还是不懂，该和实际有距离还是有距离，而口头表达则由于心理习惯会尽可能的接近日常。从这个角度而言，罗翔是一台出色的刑法学术语解释机。
既破解了术语之困，又兼以刑法哲学为底，所以罗翔的课就具备了独一无二的色彩而引人入胜。在新出版的《刑法罗盘》一书中，罗翔引用了洛克的一句话，“政府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其功能仅在于维护一个公道的秩序……”这种话虽然是引用，但这种表述使大众耳目一新，不以为忤而私心大快——原因就在于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法律是暴力公器，而这种表述是在一般读物和言论中见不到的，相当于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开了一扇窗，有雪夜围炉读禁书的快感。禁书是小众的，是被禁止的，读禁书能满足人性中窥伺欲，而罗翔的刑法司考课是公开的，是堂堂正正的，又经常能尝到读禁书的滋味，何乐而不为？
当然，警句式的提点远不是全部。当前全球疫情兼经济下行，各类谣言及配套的“不信谣不传谣”蜂起，那何谓谣言呢？罗翔征引了古今中外的论点，“谣言之“谣”字，本意是歌谣。《韩诗》解释‘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谣言‘的另一种解释是民间流传的针砭时弊的歌谣和谚语……事实上，有些谣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事实的真相，诚如法国学者勒莫所言：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
法律是人制定的法律，人的有限性也决定了法律的有限性
二
在《刑法学讲义》一书的序言中，罗翔引用了三个锦囊的故事，作为自己和读者的明志共勉：
有人曾经问智者，智慧是什么？智者给了他三个锦囊，说这里有三种智慧，涵盖了人生中一切智慧的精华。第一个锦囊中写着谦卑。第二个锦囊中写着谦卑。第三个锦囊中还写着谦卑。
这是对知识极度渴求的态度。林则徐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即使凭我们朴素的情感，也知道这个海的大，来源于二：一是容积大，二是地势低，缺一不可。知识于人正是如此，保持谦卑故能成其低，百川乃得汇入，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知识容积有大小，但只要保持谦卑，就是一个能学习的人、一个有学习智慧的人、一个配有知识的人。一个杯子，不满可以注水，满了注水也留不住。
从常识而言，人的知识如同一个小球，它的边界就是认识的边界，通过学习知识积累，小球从乒乓球变成足球，乃至月球、地球，根据上述假设，它的边界即未知领域越来越大，乒乓球的时候以为世界不过如此，而变成地球的时候，对世界的认知就几乎绝望……怎么会有尽头呢？这就是知识谦卑原理。而罗翔很敏锐的注意到，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学者很容易变得傲慢以致忽略自己内心的邪恶与有限，于是他在授课和著述中，始终保持着这种敏锐和警惕——从对知识力和学术权力的警惕，扩展到了对权力的警惕，而对权力的警惕正是法治的要义之一。
由于传统普法口号的漫灌，人们习惯了把“知法学法守法”、“做守法的好公民”挂在嘴边，而罗翔用案例告诉人们，法律是对人最低道德的要求，虽然法律的导向必须是道德所提倡的，但“一个绝对守法的人也很可能是个人渣”。
法律是人制定的法律，人的有限性也决定了法律的有限性，即法律是有缝隙或漏洞的，而利用法律漏洞而导致一些恶行合法，这是法律无能为力的遗憾。知道是恶行为什么不能严惩甚至连惩罚都做不到呢？因为没有犯法。具体而言，就是没有触犯相关法条的具体规定，达不到惩罚的标准或干脆是不被惩罚的。
在讲座和著述中，我们会发现，凡是罗翔特别强调的，都有两个特点：一则都是法制的最基础科普；二则都是那些大街普法不曾顾及的，比如“对公权力而言，凡是没有允许的，都是不可为的；对私权力而言，凡是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后者既是法学界大名鼎鼎的“法无禁止即为合法”，而这正是起码的法治观念、法治的基本原理，也是法治的精神。
法治保护和捍卫的是人民的利益，对于绝大多数人民而言，最关乎他们利益的不是空洞的“守法”——人民只需自然而然便是，不会去浏览乃至通读浩如烟海不断变化的法条——而是法律离他们有多远。这个抽象出来又明确无比的口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必须要复述的是“结石宝宝”父亲郭利案，因为它能最典型地说明上述。
郭利，一名同声传译的自由职业者，38岁那年迎来了他的宝贝女儿。2006年9月，经过慎重的选择，他将“美国××婴幼儿奶粉”作为女儿唯一的奶粉食品。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曝光后，2008年9月23日，郭利带着两岁半的女儿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孩子的肾脏功能已受损。2009年4月，郭利将女儿吃剩的奶粉送检，发现其中部分奶粉的三聚氰胺含量严重超标。郭利后向××公司提出索赔，索赔金额为300万人民币。2009年7月，郭利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广东省潮安县警方刑拘。2010年1月8日，潮安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郭利构成敲诈勒索罪，处有期徒刑5年。二审法院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即维持原判。郭利拘捕认罪，羁押及服刑期间始终上诉不止。2017年4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郭利无罪，2014年7月22日，郭利刑满出狱——刑期一天不落的服完了。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索赔有错吗？法益受损，索赔没错。那错在哪里，以至成罪？法院认为，索赔必须严格根据法律规定来确定数额，肾脏受损，按医疗单据赔偿；且《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赔偿极限为食品价格的10倍。如超出则没有法律依据，强行索赔就有可能以敲诈勒索罪论处。换言之，索赔过度则犯罪——相当于说索赔有罪。连韦小宝都知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是协商，法院就认为是犯了敲诈勒索罪呢？
依照“人人平等“的结果上溯，有一个很巧妙的类词根解释：君权神授和天赋人权。这个人权就是私人权利，它是生来就有，从来不是法律所赋予的，所以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就都是人民的权利。截然相反的是，公共权力才是法律所赋予的——所以，只要法律没有授权的，公共权力的所有行为都视为妄动。而郭利堂堂正正索赔，为什么要按法律规定数额赔付？为什么超出规定额度就是犯罪？须知那是对法院的判决授权而不是对当事人的，当事人自行无碍。但理想和现实永远是有差距的，现实中不少执法者完全是猴儿吃麻花——满拧。这就是上述案例屡屡被罗翔提及的原因。
罗翔强调，是比领导指示意义大得多得多的技术密钥。人民的每一员，都极其有必要知道。
三
老生常谈从来都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老生常谈常被忽略，而忽略常常意味着致命。
具体举一个例子。
比如“法律是一把双刃剑”，这个说法就是典型的老生常谈，它之所以被忽略，是在于通常解释的混淆视听。通常的解释是“既伤别人也能伤自己”，这个说法的谬误之处并非在于它说得正确与否，而在于混淆或碰磁了它的法理解释——“天上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原配，但你不能说“天上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就不合理，它只是碰瓷儿——如你所知，法理解释才是法律自己亲生的。
罗翔给出的法理解释是，“法律是一把双刃剑”，一刃针对犯罪，一刃针对国家权力。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刑法“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的工具，藉此保证社会的秩序即公平和正义，这也是立法的初衷。
在立法公正的前提下，司法则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培根说，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污染了水源。就上面的郭利案，起码就让人们思考很多问题：法院判决有罪就真的有罪吗？它的出现令多少受害索赔者闻风丧胆呢？原先的判决是否就污染了水源呢？……
公权力不受限制，即传说中的洪水猛兽，有时会成为人类浩劫。南宋岳飞案的“莫须有”三字天下皆知，一千多年来的人们都知道是冤案，但当时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宋高宗和秦桧的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皇帝和宰相眼里的坏人，是不是就该死呢？
常识告诉我们未必。
历史上，纳粹德国就把严厉处置犹太人写入法条，导致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执行该法条的集大成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由毒气室、焚尸炉构成的批量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入口，高悬着一句标语：“ARBEITMACHTFREI（劳动使人自由）”
必须时刻保持对公权力的警惕，特别是和平年代健康国度中的法治日常，所以无论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正义和伦理的要求都是让人尊敬的。王勃在《滕王阁诗并序》中愤愤地说“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这种愤怒来自于对政治清明时代中不公正个案的腹诽，而这种类似的隐忧也同样出现在罗翔对立法的思考中。“口袋罪”中的“其他”条款让人们感到极度的危险，如体内一个长成但尚未定性的瘤肿，谁能判定它将来是良性还是恶性呢？
站在刑法学的角度，罗翔不断地重复着古人关于刑法的那句话“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法条应该是明确的，惟其如此，才能让人民能清晰地看到边界，惟其如此才能知法，知了法，才谈得上懂法守法。
顺着罗翔的指引，我们或许应该多一丝警惕，明了那最可怕之处就在于不明确和明确：囊括被惩罚的行为是不明确的，比如“其他行为”，同时刑罚标准又极其明确——这使得司法机关随意解释这种“不明确”成为合法可能，使即使无罪陷入彀中的当事人脱罪成为合法的不可能，那这就是传说中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罗翔的忧虑，应该成为人民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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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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