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碳金融：碳中和的发展转型

零碳金融：碳中和的发展转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王广宇/文 实现碳中和的远大目标，必须靠政策、技术和市场三者合力完成：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营商环境，科研部门提供前沿突破的技术，企业家提供商业创新和规模应用——而金融部门及其零碳

王广宇/文 实现碳中和的远大目标，必须靠政策、技术和市场三者合力完成：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营商环境，科研部门提供前沿突破的技术，企业家提供商业创新和规模应用——而金融部门及其零碳转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如何“化碳为零”，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绿色发展中值得深入思考。

零碳金融：支持绿色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行动中，应探讨金融的脱碳和“净零”策略，以及金融如何支持实体产业绿色转型的路径。结合当前业务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实现“零碳”主要有三个作用域：绿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转型金融——这三者的尝试、调整、积累和发力，构成“零碳金融”的主要研究范畴。

绿色金融的核心是金融机构借助成熟的金融工具，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推动力，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品种。多年来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多项制度安排，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很迅速，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质量收益评估不清晰。比如实务中如何界定绿色产业和绿色客户（绿不绿）？绿色评级有何差别（有多绿）？绿色企业是否一样绿持续绿（绿多久）？此外，绿色金融的收益和成本估算还比较模糊粗浅，没有准确的匡算方法。二是总体规模仍然受限。截至2020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但只占到中国银行贷款总额的5%左右。绿色债券的比重也很低，2020年中国共有153个主体发行了218只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2221.61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11.9%，但只占同期我国债券余额的极低比例。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市场业务。当前各界对碳金融问题比较重视，碳权、碳汇、碳配额等专业讨论热火朝天。中国在多年试点基础上设计和推出明确的碳金融市场体系，出台了相关的制度安排。《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推出后，确定了交易模式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的模式，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时鸣锣，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重点排放单位2000余家，年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除排放权交易之外，在可以预见期间，碳金融衍生品、碳期货、碳质押融资中都可能会涌现一系列新金融工具。

转型金融则是“碳中和”目标确定后金融业界面对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当前业界对何谓“转型金融”还未达成一致，总的说，转型金融就是为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支持清洁高效的能源科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金融市场应对做出的主体业务调整。换言之，为实现“碳中和”，并非只有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的“绿色金融”“碳金融”才独有价值，金融业面对的整体挑战是，社会广泛存在的大量的传统型、非清洁、非绿色、中高碳，但正在转向脱碳和可持续的产业，金融机构该做什么？除了扩大绿色金融份额之外，面对灰色或棕色（非绿）产业，金融业务和服务部门应不应转变，该如何调整？答案其实非常清楚。

相比绿色金融和碳金融，转型金融面临的挑战众多、规模宏大、压力巨大。本质上，转型金融是金融市场主体，针对气候变化提供的所有能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动调整性的主营业务行为，主要体现为直接融资部门的绿色权益导向的零碳投资行为，和间接融资部门的有减碳脱碳导向的可持续金融服务（可持续信贷及其他金融工具）。转型金融的覆盖面广、作用周期长、实施难度大，也正因如此才凸显其重要。2020年全球排放约510亿吨准二氧化碳，工业（钢铁、水泥、塑料等）占31%，电力占27%，农业占19%，交通占16%，居住（温度调节）占7%，绝大多数是传统型非绿色产业的排放，如何对其提供零碳投资和可持续信贷，促进灰色和棕色产业“洗绿”“漂绿”“染绿”，最终扩大绿色经济的份额——金融市场、机构和投资者对转型金融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零碳金融

作者: 王广宇

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副标题: 碳中和的发展转型

出版时间: 2021-9

降低绿色溢价、重视数字化减排

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短期内零碳能源成本大幅度降低的可能不大，传统能源提高成本的空间也不大——正因如此，转型金融才真正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权益导向的“零碳投资”与转型导向的“可持续信贷”，两者前景都很广阔。绿色溢价的降低，不仅是因为零碳投资（包括风险投资和权益资本）把更多的资金投在低碳科技、创新零碳技术，同时投在能源、制造等转型主体上，有效减少碳排放，而且因为可持续信贷等对传统实体的调节和影响，改变传统能源成本定价，推动兼并整合，提高能源综合效率。零碳投资和可持续信贷可以围绕几个重点领域发力：驱动能源的清洁化可再生，助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及减排，促进农业科技化和现代化。

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减排。数字化除去支持金融部门构建碳市场促进碳交易外，数字化减排体现为降低数字相关产业自身碳排放的直接效益，以及推动其他产业减少碳排放提高效率的间接效益。数字和电子信息产业本身对减排和污染防治较为重视，在中国数字经济将长期扮演最具潜力的产业地位。下一步如何发展更低能耗的数字产业，更好规划、建设、运行数字孪生城市，如何依靠人工智能（AI）提高社会能耗管理水平，都是转型金融未来关注的投资方向。在间接效益方面，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能源消费效率提升机遇众多。帮助构建能源互联网和物联网，价值在于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生产者可以更快速、更灵活地开展能源生产和储存；能源网络（电网）可以降本增容，在传输领域通过智能化、网络化模式优化输送；在能源消费和服务方面，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围绕消费端的精准数据及万物互联（IOT），可以实现能源生产消费全链条的绿色转型。

有为政府：组合应对碳边境调整

碳中和目标不仅关系到发展模式的转变，更紧密关联到国家战略和政策选择。面对活跃的国际气候合作，为提高国际市竞争力，同时也为了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碳合作，即包括碳金融、碳市场的合作，也包括在碳边境调整和防范碳泄露方面的合作。

无疑，政策组合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碳排放控制效果。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刚刚起步，政府因此也应积极有为，为市场发展保驾护航，构建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和营商环境。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外部性存在也经常导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就需要政府来进行有效的监管，“有形之手”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在碳交易市场建设中，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产权并保障产权。此外，政府还拥有税收和补贴两大手段，通过征收碳税或污染税提高重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成本，间接使其改变生产经营方式；另一方面，为新兴低耗能高效率企业提供补贴，减轻企业研发投入压力，进而促进相关产业的升级和改造。

为推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完善，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实现碳中和的政策选择，必须是各种作为的有效组合。首先，要调整导向，完善法制。在依法治国前提下，节能减排和环境问题最大的症结在于收益内部化、成本外部化，为此政府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收益与成本同向并且均衡。加速将碳市场各方面内容法制化，在相关法律的框架下对市场交易活动进行合规监管，依照法定程序对政策目标和实施标准适时微调，以适应环境变化。

其次，要完善市场机制，消除非市场壁垒。建立完善碳交易市场，在确立的框架下对碳排放交易不断规范，包括交易主体、交易场所、交易产品的资格审核（备案），建立稳定碳价的平准机制（包括配额的储备、拍卖和回购政策，以及碳排放配额的抵消机制等安排）。进一步清晰确定排放总量等目标和分配标准，如管制对象的范围、配额分配方法，建立可测量、可报告与可核证的统计、监测与考核体系（MRV）。

再次要依法监管，包容创新。碳市场主体多元化，交易环节多，碳产品多样且技术性强，依法监管，有利于衡量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绩效，保证碳排放权总量的限额不被突破，杜绝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操纵和垄断现象。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对创新的业态和行为应当适度包容。应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和多样化的市场形态，允许碳排放交易等环境权益市场开展适度的金融创新，完善市场生态。

另外，要完善配套支持，优化营商环境。推出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时应统筹考虑更高层面的协同。财税补贴等行政手段也是推动碳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一种外在激励。英国的经验显示，碳税（气候变化税）和碳交易其实也是可以互补的，前者所形成的约束力量，可以成为推动后者建立的外在激励手段。积极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措施，严禁和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并通过税收减免、贷款担保及其他绿色政策工具，打造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低碳技术推向市场的良好环境。

最后要主动参与碳边境调整和国际合作。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碳边境调整将对中国带来哪些挑战，如何应对不可回避。我们要坚持本国发展和利益诉求，也要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增加合作而非对立。发达国家对于碳边境调整措施的提起，与碳边境调整和碳关税所有的功能是分不开的。大多观点认为，碳边境调整措施具有防止国内产业竞争力因碳减排而降低，以及防止碳泄漏的功能——这将严重影响碳减排措施的实际效果，也将导致相关经济损失。在多边环境体制下，主要经济体采用边境调整措施，将激励其他国家未来参与气候协议，“搭便车”现象也有机会得以解决。

点绿成金，催生碳中和技术

零碳投资包括了风险投资、并购投资、权益资本等，以绿色创新发展为纲，是权益金融的主要载体，指是投资者把更多的资金投在低碳科技，突破零碳和负碳技术，从而使零碳排放成本大幅度下降。碳减排技术是要降低能源消耗的技术，需要大量的风险资金以及众多的技术人员长期投入，更需要企业持之以恒地进行商业化规模化使用。零碳技术的潜力更大，如在能源转型方面氢能的前景看好。氢比电动车中使用的锂电池，储能密度更高，但氢能技术还欠成熟，绿氢生产、液化、储存、燃料电池及安全都还有众多问题待解决。多长时间内氢能作为交通主要能源，我们能否用上氢能汽车、氢能轮船和飞机，还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创新企业前赴后继。

零碳金融是支持绿色经济转型的关键。除风险投资外，股权和并购等金融资本也会关注低碳企业的整合兼并，限制传统能源技术应用，为优秀企业提供更多金融动力。即使对单纯的金融市场投资者而言，气候变化关系到长期投资保值，气候变化使投资者不能通过简单的分散投资，或者撤销投资来规避风险。投资机构需要尽快主动制定转型战略，通过积极的ESG和负责任投资管理，确定净零目标，把握转型机遇，有机会实现整体投资价值的长期提升。

权益金融“化碳为零、化绿为金”，是支持绿色经济转型的关键。除风险投资外，股权和并购等金融资本也会关注低碳转型企业的整合和兼并，限制传统能源技术的应用，为优秀的绿色企业提供更多金融动力。即使对单纯的金融市场投资者而言，气候变化事实上关系到长期投资的保值——气候变化的广泛影响，使投资者不能通过简单的分散投资，或者撤销减量投资来规避风险。为此投资机构需要通过积极的ESG策略，实施负责任投资管理，确定自身及被投资企业的净零目标，推动零碳转型，才有机会实现整体投资价值的长期提升。

中国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是人类气候合作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金融投资机构应该深入思考如何实现碳中和的发展转型。只有更多的企业家躬身入局、更多零碳金融的举措涌现、更多创新颠覆技术突破，更多绿色可持续企业才能得到发展，高质量经济发展才能够更好地实现。

（作者系华软资本集团董事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本文节选自《零碳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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