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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一位“斜杠青年”决定去创业

知名报人/教育家/爱国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中国船王”“北碚之父”“民族英雄”……这位民国时期的“斜杠青年”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

1921年3月初,28岁的卢作孚辞去《川报》的工作,携妻儿从成都南下泸州。晚上六点抵达泸县,地方长官杨森亲派卫兵迎接。卢作孚一家在得胜街下的皂角巷内安顿下来,这里成了卢作孚推行新教育实验的基地。他从这里跨出了一位书生“从说到做”的第一步,由今天回溯,这也是影响中国历史的一步。

卢作孚(1893-1952)

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1921年初,四川军阀杨森在永宁道尹公署驻地泸州提出“建设新川南”,他邀请知名报人卢作孚前来主持。卢作孚早在1910年就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投身“保路运动”;1914年他担任合川中学教师时依然积极奔走策动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已是知名报人,他笔锋犀利,呼吁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他拒绝成都军阀和省议会的高薪官职,却乐意去小城泸州。他说:

“在1920年以前,我还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如做教师,只能在讲堂上说,而且照着教科书向着学生说。当新闻,还是说,而且只能在报纸上去说,(永宁道尹公署)第一次给我做的机会。”

01

“热血书生”的教育救国梦

他一上任就着手两件事,一是开展民众教育,创办通俗教育会,建立图书馆、阅览室、定期办时事讲座和辩论会,邀请茅盾等名流前来演讲,推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精神落地;二是以整顿川南师范学堂为中心,移风易俗,进行新教育的试验。他大力宣传妇女放脚、剪短发,实行男女同校读书,开展卫生运动,提倡讲卫生爱清洁,为中小学生普种牛痘,举办学生和军人联合参加的体育运动会。小城泸州风气一新。

卢作孚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建设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

1921年上学期结束,卢作孚暑假专程到重庆拜访陈愚生。陈早年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共创“少年中国学会”,他十分支持卢作孚的事业。他推荐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后担任黄埔四期政治教官的恽代英出任川南师范学堂教务主任。恽代英上任首先进行教材改革,将国文课改为语体文,选进步文章作教材、图书馆增加进步书籍;开展讨论式教学,教员学生互动,激发学习兴趣。他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组织演讲团巡回讲演,开展植树节、运动会、文艺演出会、读书活动等一批进步活动。这期间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刘慧庵等一批共产党员成立通俗讲习所,为平民普及文化知识。卢作孚还成立《新川南日刊》,成为推行“新川南”社会改革试验、传播新文化的舆论工具和思想阵地。一时间,泸州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前沿阵地。

1922年夏,军阀混战中杨森败北,退出泸州。张挺生取代杨森,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永宁道道尹,封建势力卷土重来,对“新川南”建设进行大肆清算。张挺生免去卢作孚教育科长职务,封杀进步报刊。心血付诸东流,卢作孚惆怅失落,黯然离开。

“成都通俗教育馆”所在地成都少城公园(现成都人民公园)

从小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卢作孚认为要根本上变革中国,必须改变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关系,建设新生活。从泸州返回成都,他开始了第一个社会改革实践,1924年他在成都创办了通俗教育馆,把一个跑江湖买药耍猴戏的城市区域变革成一个现代化的公共文化场所。新的“成都通俗教育馆”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公共运动场、音乐演奏厅、动物园和游艺场,人们在这里增长社会见闻和自然科学知识,享受现代市民生活。这里后来改为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为成都播下了进步火种。

02

“航运大王”的“东方敦刻尔克”

教育和社会改革在军阀混战的环境里难以为继,卢作孚便有了兴办实业的设想。早在1914年,21岁的卢作孚乘“蜀通”轮顺长江东去上海时,他目睹中国内河上外国轮船横行,便抱定志愿。这成了1925年他创立民生公司的初衷。

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目的有二: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民族航运业和民族工业,建设现代化国家;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实践自己“建立现代集团生活”的社会变革主张。他把民生公司作为教育来办,他曾说:“办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要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他要求职工时刻想着国家和社会,从思想、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训练职工,培养职工树立起热爱祖国、热爱集体、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精神,当时被人们称为“民生精神”。

当时的长江,外商公司船队横行无忌,偷运军火鸦片,沿江轮船和码头秩序混乱。卢作孚从三条小轮船起步,建立先进的现代民族航运业,与列强航运势力进行斗争。他首先进行了企业管理制度现代化尝试,1926年7月23日“民生”轮开航首日,他“三箭齐发”:废除旧式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彻底改进旅客服务工作;取消了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费的恶习。同时,他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联合其他中国轮船公司,使长江上游的几十个中国轮船公司化零为整,成为一个与外国轮船公司相匹敌的整体。

30年代民生公司的轮船

民生公司发展早期有著名的三件大事:一、打捞和改造“万流”轮,开创了在川江险恶河道中打捞大型轮船的历史,是川江轮船修造史上的新纪元;二、粉碎了外国轮船公司对民生公司的围攻,打击了英、日等国的轮船公司的嚣张气焰;三、创造了长江上游航运史上有名的枯水季节三段航行的奇迹,震惊中外。到抗日战争前夕,民生公司已基本上改变了长江航运的格局和面貌,卢作孚也被誉为民国的“航运大王”。

1938年“宜昌大撤退”照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提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1938年初,他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在武汉,两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的撤退运输。1938年秋武汉沦陷,无数人员和物资滞留宜昌。这时,川江航段恰逢枯水期,情况万分紧急。卢作孚指挥民生船队,采用分段运输的办法,利用条件有利的40天时间,将拥塞在宜昌的待运人员和物资全部运送到了大后方。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行动中,包括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数十所大学师生,兵工署22厂、23厂等数十所军工厂。至次年6月宜昌陷落前,民生公司共运送各类人员150万人,各类物资100余万吨。这次“宜昌大撤退”,被国际誉为“东方敦刻尔克”。无论从运送对象、时间周期和自然条件等各方面,早于敦刻尔克两年的宜昌大撤退难度都更高,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人间奇迹,历史功绩彪炳史册。

03

“北碚实验”的设计师

兴办实业和社会改革是卢作孚变革旧中国、建设新生活的两大方向,社会改革的“创业实践”除了川南新教育实验和成都通俗教育馆之外,他在重庆北碚进行的社会试验,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创举。

北碚地处嘉陵江江畔,军阀混战的年代盗匪横行,民不聊生。1927年2月,已经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的卢作孚被任命为团务长官整顿匪患,他着眼于“化匪为民,寓兵于工”,发起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通过建设现代化生活彻底消除治安问题滋生的土壤。他的乡村建设主要从三方面着手进行:一是改善生态环境和建设,包括整治环境卫生,拓宽道路,广植花草树木,建起了北碚第一个街心花园,从上海引进梧桐广泛种植;二是兴办企业搞活经济,先后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农村银行等;三是创办文化和社会公共事业,兴办大量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各类民众学校。通过不断建设,到抗战时期,这里良好的基础吸引了大批内迁知识分子和科教文化人士,北碚一跃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教育科学文化重镇

40年代的北碚街景

1930年代,卢作孚把北碚试验中的经验和思考写成《乡村建设》一文并发表,在成为目前可见的二三十年代首次系统中介乡村建设的理论文章。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社会变革和核心主张:“建设现代国家首在社会组织、生活、道德改造,使传统社会倚赖家庭和亲戚邻里的集团生活,转变为现代的主要倚靠国家、事业的集团生活。”此后在经营民生公司时,他将实业当作教育来办,也是在实践自己的社会变革主张。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卢作孚有深厚的爱国情怀,这是他创办实业、推动社会改革试验的初心。1936年他曾写下:“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便会做出他们的事业。

1936年民生公司成立11周年时的标语

“一致克服国家的困难,事业的困难”

到1950年,民生公司已拥有客货轮船140多艘,独资或合资创建了70多个企业,涉及发电、自来水、造船、仓库码头、铁路、煤炭、钢铁、机械、贸易、银行、保险等多个领域。中国民营轮船公司近代以来第一次完全主导了长江航运。1950年6月卢作孚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多次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交通、航运进行探讨,并于8月签署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民生公司引经济领域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声。毛泽东说:公私合营“要学习民生公司的榜样”。新中国百废待兴,在经营长江航运的基础上,民生公司还承担起了繁重的运输任务,积极解决交通问题。

宏图待展,壮志未酬。1952年初卢作孚去世。他一生简朴,全家七口人居住在出租屋内,他的收入几乎都献给文教和社会改造事业。生前留下的遗嘱写道“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今后家里生活依靠儿女;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50年代中期毛主席和黄炎培在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谈及“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毛泽东强调,“卢作孚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

位于卢作孚家乡重庆合川的卢作孚广场

艰难求索成大业,无悔报国赤子心。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企业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石,企业家是民众中最富眼界和能力的阶层,商界跌宕兴衰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得失,企业家阶层的爱国心和报国志对国家的兴旺发达极为重要。真正的商业领袖不仅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让整个社会、国家和民族有更美好的未来。自古始,中国商人以“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为楷模,通古今之变、察万代得失,把个人成功、社会进步与国家昌盛的统一作为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身处变革的时代,需要慎想缜思、远见卓识,更需要心怀天下,为国为民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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