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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观头条 | 对话陈凯先:新药创制光给经费还不够,应瞄准“原始创新”、开辟更多赛道

在一款乳腺癌新药获批上市发布会后的间隙,采访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这个在公共话题里不那么醒目的名字,却是中国创新药研发过程最重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创新药研发还非常薄弱,临床用药绝大部分依靠仿制,生物药基本为零。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要保护知识产权就不能再走仿制的老路。

在这个严峻的历史转折面前,中国开始加强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推出了中国医药领域最早推动创新的国家计划——“1035工程”,进入新世纪也先后部署“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和“新药创制专项”。

陈凯先便是这一系列科技专项的(总体)专家组成员,也是“新药创制专项”的化学药责任专家和技术副总师。

“新药创制专项”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的简称,在陈凯先对的讲述中,也被称作重大专项、或专项。这个专项是国务院2006年部署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于2008年开始实施,2020年收官,走过了3个“五年计划”,共收获60多个获批的一类新药,还有100多个新药处于三期临床或申报上市阶段。

回忆新药创制入选16个专项的过程,陈凯先说“很不容易”。当时流传一个说法,专项的成果要像探月工程、大飞机一样使人眼前一亮,振奋民族精神,药片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放入重大专项?后来担任新药创制专项技术总师的桑国卫院士,带着药学界的专家努力争取,最终推动新药创制纳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陈凯先把新药创制专项的经验总结为“举国体制”:不是给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而是协调政府各部门,形成配套完善的全方位政策支持环境。他和相关的专家都希望重大专项能够在“十四五”接续下去。

今日医药领域的创新发展环境,远非当年能比。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更使生物医药的发展站到前所未有的高点,其中创新药的研发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从最早的“1035工程”,到最近的“新药创制专项”,经过5个“五年计划”,现在的中国已经逐步具备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能力,也获得了一批瞩目的创新成果。不过陈凯先还有更高的期待:中国现在的创新还是处在“模仿创新(me-too/me-better)”的阶段,“原始创新(first-in-class)”的成果还很缺乏。他期望中国的创新药物研究能够实现新的跨越,开辟出“从0到1”的新赛道。

“大飞机”和“小药片”

:“新药创制专项”前期的筹备思路是什么样的?

陈凯先: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国家历来对药物研究都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受到经济和科技水平的限制,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还是不够的。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药物研发能力非常薄弱,我们临床使用和企业生产的药物绝大部分依靠仿制。国外出一个药,过几年中国就仿制出来了,这些仿制药一方面支撑了医院的临床用药,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医药工业的发展。

九十年代,我们统计我国生产的化学药,100个品种有97个来源于仿制,中国自己研发的只有2-3个,比例非常低。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变化——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承担知识产权保护的责任。

保护药物专利首当其冲,凡是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你就不能仿制。这样一来,中国就碰到非常严峻的局面,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就只能用高价购买国外的药物,或者等国外药物专利过期后再去仿制,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是不能想象的。

所以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下定决心要加强医药创新。当时由国家科委牵头、有十多个部委参加,启动实施了“1035工程”,这是我国医药领域推动创新最早的国家计划,标志着国家层面开始有计划地推动医药创新。

“1035工程”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研发出10个具有专利保护的一类新药,支持建立5个新药筛选中心、5个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5个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

从2001年到2005年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863计划中设立了“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专题,继续有力支持创新药物研究。

又过了5年,然后就到了“新药创制重大专项”。这个专项于2008年开始实施,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经历了3个五年计划。今天我们的药物研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条药物创新之路,是经历了这十几、二十年不断努力,国家大力支持,政策上不断完善,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新药创制如何被列入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陈凯先:这件事的起源是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家就制定了一个12年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

进入新世纪,国家提出要制定一个新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跨度是15年,从2006到2020年;从2003、2004年就开始组织各方面专家讨论研究。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当时我们药学界的专家就努力争取,希望能把新药研究放进专项计划里面。

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希望把自己领域放进重大专项,竞争非常激烈。当时遴选重大专项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要求专项的成果要能够使大家眼前一亮,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像探月工程、大飞机等等。因此有些人就觉得,药片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放到重大专项来呢?

桑国卫院士带领药学界的专家积极推动和努力争取。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下,新药研究最终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

接下来就是进行专项实施方案的制定和论证。在科技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的领导下,国家卫计委作为牵头实施部门,组建了专项总体专家组,开展战略研究报告和实施方案的研究和编制工作。桑国卫院士组织大家反复讨论研究,不断完善实施方案。我也参加了这个过程。

:专项给企业的支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凯先:企业申报的课题立项以后,就成为国家支持的研发项目,会得到国家和地方研发经费的支持。虽然从药物研发需要的总经费来说,专项支持的经费占的比重还是很小,但企业会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关心。

在国家药品审评审批的过程中,专项支持的研究项目可以走绿色通道,缩短审评审批的时间,这对企业来说非常要紧,对于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很重要。

另外,在医保准入上也可能是一个加分项,甚至企业在向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支持的时候,也会增加机会。

“光给经费是不够的”

:专项有什么阶段性特点?

陈凯先:科技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对重大专项实施的总体要求,是要集中目标、聚焦重点、不要分散,确保能够取得标志性的成果。

新药重大专项的实施,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有不同的重点和要求。第一个阶段是布局,或者叫“铺”。这个阶段围绕肿瘤等10类重大疾病、新药品种等5个方面组织课题开展研究,面比较开一些。

第二个阶段是聚焦目标、重点推进,或者叫“梳”。专项领导部门强调,应该突出重点,要预想到2020年能交什么账?取得什么成果?新药专项按照这个要求,进行梳理和推进。

第三个阶段就是要重点突破,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这个阶段的重点要求简单说就是“突”。

:在专项实施过程中,你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陈凯先:总体专家组在技术总师桑国卫院士带领下,按照所赋予的职责和三部委、卫计(健)委的要求,认真努力开展工作。一个项目的实施,从立项、执行、检查到最后评估、验收,这些过程总体专家组都是要参加的。

总体专家组每年都要研究、制定和发布专项的指南,明确专项要做什么,有什么要求。各个单位申报项目,还要进行专家评审。整个专项到底重点放在哪里,如何推进,总体专家组都要发挥决策、咨询等重要作用。总体专家组成员也有一些分工,我更多关注化学药这一块。

每5年(也就是每一个五年计划),专项都要进行总结,同时要研究制定并论证完善下一个五年的实施方案。

:新药创制专项的实施,收获了几十个一类新药,哪几个让你印象深刻?

陈凯先: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很多,比如杭州贝达药业研发的我国第一个肿瘤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这个药于2011年上市,是重大专项实施后最先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这个新药研发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遇到过研究经费接续等许多困难。重大专项给予这个项目很多关心和支持,也带动了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各方面支持。

还有歌礼药业研发的丹诺瑞韦钠,这是当时有望成为丙型肝炎根治药物的一个新药。由于当时国家新药审评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待评项目积压严重,这个药申报临床试验迟迟得不到批文,研发人员非常着急。他们向总体专家组反映情况后,桑国卫总师十分关心和重视,专项积极与药审部门联系沟通,经过不长的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吧,歌礼就拿到了临床试验的批文。

新药创制专项立项的新药研究项目,专项都会与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争取审评审批走绿色通道。

重大专项到底能帮到企业什么,对这个问题进行回顾和总结,对于思考国家如何推动药物创新也会有很大启发。以往国家要支持一种新药的研究,往往设立一个研发计划,然后立项审评,给予经费支持。现在看来,光这样还是不够的。

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建立了新的决策运行机制。除了科技部以外,还有一批相关部委参加。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是核心,共同把握好专项的决策方向和目标定位。卫计(健)委、食药监总局、国家中医药局等多个部委相互协调,在审评审批、医保准入等方面形成配套完善的全方位政策支持环境,各地方政府也提供配套支持。可以说,这是一种“举国体制”,许多企业的研发人员都高度评价和赞赏重大专项的成效。

“要有更多原始创新”

:重大专项每迎来一个产品上市,你是什么感觉?

陈凯先:就像我们亲手培育的幼苗,结出了成果,这种喜悦是参与专项工作的同志都共同感受到的。专项支持了那么多项目,我们也需要给国家和社会一个交代。专项的成果就是给国家和社会的一个交代。

不过,仅仅激动和兴奋也还不够,还要把成果更好地运用到临床上去,对此大家都应该关心、支持。

:2015年开始的药物监管工作改革,给新药创制专项工作带来什么影响?

陈凯先:药监部门的作用应该有两方面,一是管好药品研究、审评、流通、使用各个环节,坚决不能出问题;另一方面是把好的研发成果尽快审批上市,推动创新和发展。把这两方面都抓好,做到两手都要硬,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对于国外一些行之有效、比较成功的做法,如何借鉴和吸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心推动下,药监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新药审评审批政策,主要精神就是临床急需的、创新性强的新药,要加快审批,推动尽快上市,这就把两个责任结合起来了。

对于一些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也加以借鉴,突破了过去的规定。比如说过去新药的评审,必须要做完三期临床试验后才能批,现在如果临床急需、创新性強,可能带来治疗上的突破,可以在三期临床试验完成之前予以有条件批准。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人民负责的科学态度。

:现在国内创新药企,陆续收获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产品同质化的问题,在研发上还有不少短板。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陈凯先:研发上的同质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这反映出我们企业研发新药的积极性很高,反映出企业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技术能力;另外一方面也反映我们的原始创新不足,习惯于、热衷于沿着别人开辟的方向走。

这种状况跟一些投资机构也有关,部分投资机构对于国外已经有、国内做相同类别的药比较放心,比较敢投。对国外都没有先例的、完全创新的药,他们就会有顾虑,不大敢投,使得这方面的创新研究得不到支持。

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 原始创新”,开辟更多独特的赛道。不要都在人家开辟的赛道上跑,这样只会越来越拥挤,前期是研发拥挤,后期就变成市场拥挤,还是要妥善引导。

: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到2020年就收官了,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新药支持项目吗?

陈凯先: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重大专项今年上半年主要是要做好结题验收工作。中央财政总共花了230多亿资金,还有地方财政的配合、企业自身的研发经费,最后到底效果怎么样?要有评估验收。

今年要把结题验收工作完成好。专项的大部分项目完成情况比较好,也有少数项目可能完成得不太理想。新药研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有成功也总会有失败,要总结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关于重大专项的接续问题,科技部、卫健委都已组织专家进行了深入的战略研究,撰写了研究报告,从国家发展态势和重大需求来分析是否需要有重大专项的继续支持。大家共同的意见,是希望重大专项能够在“十四五”接续下去。

科技创新的指导方针,原先提出要做到“三个面向”: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彰显我们党“生命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为了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的指示,新药专项的接续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有的同志讲:你说的我都赞成,医药很重要,一定要支持,但为什么要用重大专项的方式来支持,换别的方式行不行?

我们大家研讨,认为重大专项这种形式有它的特点,它不是一个一般的、给予一定科研经费支持的科研计划,它是把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协调起来,营造全方位的良好政策环境,这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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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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