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上半年GDP累计增速回正概率不大，出口成为下半年最大变量

专家：上半年GDP累计增速回正概率不大，出口成为下半年最大变量主要工作业绩 高歌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发布在即。 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为1992年以来首次单季负增长。二季度是否成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上半年GDP增速能否回正？下半年最大的变量和挑战

高歌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发布在即。

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为1992年以来首次单季负增长。二季度是否成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上半年GDP增速能否回正？下半年最大的变量和挑战是什么？

7月15日，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瑞东对表示，上半年中国GDP增速回正，要求二季度GDP的单季度增速需要达到6.2%，基本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目前来看，二季度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仍然受到疫情的扰动，因此上半年GDP累计增速回正的概率不大，但二季度单季的GDP大概率为正。

高瑞东表示，二季度以来，全国疫情基本受到控制，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推动下，企业积极复产复工，固定资产投资的单月增速在4、5月份已经回正。另一方面，社零的跌幅在持续收窄，出口屡次超预期，因此，可以说二季度是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拐点。

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亦认为，从供给端看，二季度GDP增速很可能转正，不过还不足以弥补一季度-6.8%的深坑。但以商品价格和工业增加值为参照，可以看出国内经济正在呈现出逐渐复苏的态势。

“价格是经济的温度计，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较高，而螺纹钢、热卷、动力煤、铜、铝、玻璃等商品价格已经回归疫情前的水平，表明国内经济正在呈现出逐渐修复的态势。”潘向东对表示。

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增速也逐月回升，据潘向东梳理，4～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3.9%、4.4%，6月季节性高温多雨，一般PMI生产指数会环比回落，2005年以来，6月生产指数环比回升的年份只有2009年、2014年、2016年、2017年，而这些年份6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均出现回升，2020年6月PMI生产指数出现0.7个百分点的回升，预计6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有望回升至5%以上。同时，4～5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为-4.5%、1%，6月服务业PMI出现改善。

从关键指标也可看出实体经济在政策的呵护下正不断恢复。

高瑞东认为，观察实体经济复苏的迹象，应该关注企业主的投资意愿，及居民的消费意愿，对应的两个核心指标就是制造业投资及社零。 从5月份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下降2.8%，降幅在4月份收窄8.3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次收窄4.7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下降14.8%，降幅在4月份收窄6.4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次收窄4.0个百分点。

而结构角度出发，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基建、地产投资以及社零中的汽车、地产链相关消费恢复较快。

究其原因，潘向东分析称，基建投资增速回升一方面是赶工需求，另一方面是资金规模与效率提高。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的原因在于国内疫情好转，赶工需求回升。3～5月房屋施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速均出现回落，而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上升，表明在交房压力下，房企需要赶工，施工强度上升。此外，货币宽松下加速房地产需求回暖。汽车消费转正，主要受需求滞后释放以及各地出台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影响。地产链相关消费恢复地较快则在于需求滞后释放；地产竣工处于上升周期。往后看，当前基建、地产投资、汽车与地产链消费回升的逻辑可能会延续，上述变量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在年度经济目标留白的情况下，经济数据的准确评估变得较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平衡“结构”和“总量”之间的关系？

高瑞东认为，“结构”数据是观察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一个指标，但是也不能忽略“总量”数据。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就业亦是“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之首，因此，在“结构”改善的过程，也要注意“总量”数据的稳定。推动经济全面回归常态化增长，在保证“总量”稳定的同时，提升“结构”，才能更好的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潘向东对表示，总量和结构同样重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就业，而稳增长就是稳就业，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加上结构性政策支持，就业有希望达到全年目标。当然，在稳总量的基础上，出于经济高质量增长考虑，结构也同样重要，经济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结构与总量的变化密切相关，两者需要兼顾。

有关下半年的趋势判断，接受采访的人士皆认为，在投资、消费、出口等环节中，下半年的变量和挑战主要体现于出口。

潘向东称，由于国内疫情控制得比较好，以投资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然存在继续改善空间，但当前全球疫情未出现收敛，尤其是美国在解封后疫情数据不断创新高，不排除未来局部重新封锁的可能，同时，印度等新兴市场人口密度大、医疗条件差，疫情的蔓延对这些国家经济造成压力。

高瑞东表示：“二季度以来，出口数据持续超预期，主要得益于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强刺激政策，拉动了总需求。但是，随着海外刺激政策的逐渐淡出，疫情可能在秋冬二次爆发，未来海外总需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上述不确定性叠加疫情之下逆全球化加剧的可能，使得企业投资意愿能否被有效激发或成为最大的挑战。

对此，潘向东认为，可以考虑的应对之策是，通过供给侧做加法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更大力度减税降费；未来选择发展资本市场，更多的居民参与到这一市场中来，会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就可以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当然企业也会像地方政府一样，在资产负债表改善的时候，也会去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张。但企业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的结果和对经济的影响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们投资的效率不一样，投资回报率不一样，对全社会的渗透不一样，对未来形成的产出不一样。所以每一次企业加大投资之后都会迎来新的一波增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