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平台的外包和佣金难题，有解吗？

外卖平台的外包和佣金难题，有解吗？舐血魔妃 5月10日一度大跌9%后，5月11日，美团股价继续下跌，5月12日，美团股价出现反弹，截至收盘股价为255.2港元/股，总市值达到1.55万亿港元，逼近2000亿美元大关。 自4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反

5月10日一度大跌9%后，5月11日，美团股价继续下跌，5月12日，美团股价出现反弹，截至收盘股价为255.2港元/股，总市值达到1.55万亿港元，逼近2000亿美元大关。

自4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反垄断立案调查后，最近，美团又在骑手外包、商家佣金等方面受到舆论质疑。同时，上海市消保委在5月10日下午，约谈了美团，指出了美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美团回应称，今年春节至今，美团外卖已经举办了22场骑手恳谈会，完成改善或进入改善流程的骑手反馈建议有19条。在配送佣金方面，美团也已经进行调整。

随着外卖平台的不断成长，外卖平台对商家抽佣过高的质疑也长期存在。近期，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都启动了佣金改革，商家每单的佣金被拆成了技术服务费和履约服务费两块，费率更加透明化。

近期遇到外包问题的平台不仅是美团。在外卖领域，饿了么也同样有大批外包员工。外卖领域之外，滴滴网约车司机也被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走访调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拼多多与美团同时被上海消保委约谈。

美团遇到的外包难题，其实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难题，在不少新业态以及灵活用工行业，具有一定的共性。

外包的两面性

4月28日，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在中关村体验送外卖的节目播出，让外卖小哥群体再一次受到关注。整部片子33分钟，却在各处透露无奈。

送了一天外卖后，坐在马路牙子上的王林觉得很委屈，他跑了一天，却只赚了41块钱，感觉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并且，外卖小哥没有五险一金，不是公司正式员工，每天只能自扣3元缴纳保障60万元身故险的商业保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劳动保障。

“新业态就业问题是热点，也是难点，”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艾琳告诉。作为研究劳动法的研究人员，近两年灵活就业的发展，外包问题也成为她重点研究的课题。

外包可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艾琳告诉，从劳动法的角度来讲，用工方聘用外包人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规避包括缴纳五险一金在内的劳动法上的相关责任，“骑手（网约配送员）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用工方节省的用工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对于外卖小哥等网约配送人员，当下他们大部分也愿意选择外包的模式。王林问滴滴的网约车司机小杨，如果现在有渠道能交社保，他会不会交。小杨回答，不会交，他做这一行，唯一考虑的目的是挣钱、存钱。艾琳也发现，一些网约配送人员甚至希望自己的工作是有灵活性的，不想像传统劳动者一样跟用人单位有绝对捆绑式的劳动关系。

对于选择外包的劳动者，外包意味着灵活，可以随时上岗随时离职，不用提前一个月写离职申请，且短期收入更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向举例说，如果不交社保，一个小哥一个月能收入1万元，如果交社保，税后收入是为7500元。扣除的2500元中，其中有1000元小哥可以提取带走，但另外1500元就相当于留给这个城市了，如果小哥不计划长期在这个城市发展，那对于他而言，这就相当于工资降到了8500元，反而成为一种损失。

与王林交谈的小杨就提到，他并不计划在北京长待，准备攒5万元钱就回老家开个美发店。

“如果单方面推进某个行业的劳动者权利，反而会抑制这个行业。就美团这次事件而言，最极端的情况就是给上千万小哥都上社保，但这对企业来说，这部分支出明显增大了。”刘远举认为，最终很可能的结果是，消费者多出一点配送费，平台少一点利润，小哥少一点工资，社保是通过三者共同分担的。

艾琳也认为，网约配送员的流动性比较大，工作可替代性强，如果完全用传统劳动关系去捆绑双方，不一定是绝对意义上的正确做法，“要是一味的追求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也不合适，如果一味的要求平台承担所有的劳动法意义上的责任，反而不利于经济的整体发展。”

但外包人员的劳动权益保护又迫在眉睫。对于骑手来讲（网约配送员），目前最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就是工伤保险。因为抢时间，外卖小哥是受伤较多的群体之一，当他们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时，他们的权益会得到保护吗？

艾琳查阅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2020年因为外卖小哥工伤的认定而发生争议的案例，有效案例 46件，根据法院的判决，倾向于承认外卖小哥与平台存在着劳动关系并认定为工伤，胜诉率约为78%（36件），但司法实践暂未对劳动关系实质性审查达成共识，并在对平台责任的论证上极其谨慎，只有2件案例同时判决用人单位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同时她也发现，网约配送员的权益是没有受到完备的保障的。“他们法律知识本身就不完备，维权成本又比较高，而且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们也自认为自己和劳动用工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小剐小蹭时就会放弃自己权利。这种情况下占很大一部分。”

他们是目前游走在劳动法保护边缘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庞大，“不能最后谁也不管他们，这肯定是不能允许的。”

外包问题并不是美团一家公司面临的问题。其他外卖公司如饿了么，以及快递公司如顺丰和四通一达、出行公司如滴滴，用工人员均面临类似的问题。

艾琳告诉，目前南京等一些城市已经出台新就业形态下餐饮网约配送员劳动用工的指导意见，提出配送合作商与全日制骑手应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其他劳务派遣骑手，应该与劳务派遣单位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与配送合作商订立劳务派遣协议。

艾琳认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法面临诸多挑战，亟需进行修改，将劳动关系的新变化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在适当情况下可以考虑编撰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法典。”

舆论中的平台公司

风口浪尖上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外卖小哥外包问题，在另一端，佣金也是存在已久的老问题。

5月11日，美团调整配送抽佣的新闻上了热搜。饿了么也于近期悄然调整了商家佣金。去年4月，美团就因多个省市餐饮协会集体声称抽佣过高引发争议。此次调整佣金，一位接近美团的人士告诉，会让美团收入减少。不过，美团的做法仍然没有得到网友认可，他们在热门评论说：“规则换汤不换药，你永远玩不过资本家。羊毛出在羊身上，永远是平台赚钱”。

“网友眼里的美团做什么都不对，”刘远举认为，美团当下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舆论中的情绪性问题。尤其在被反垄断调查后，副处长当外卖骑手、北大博士后对外卖骑手进行田野调查等话题的流行，美团争议声更大了。

刘远举觉得，作为平台，收取佣金并没有不正当。比如，在一个城市广场租一块地方开店，与在美团开店，本质都是获取获客渠道，“实体房租占总营收的20%。美团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送外卖或开网约车，在从业者自身眼里，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小杨之所以选择开网约车，他的原因是，这一行收入更高。他之前做过餐饮、当过服务员、保安，还当过空调维修工，相对而言，跑滴滴是收入最高的一个，他的收入为每月8000元。王林拜师的美团外卖小哥高治晓收入更高，每月1.5万元。

“骑手这份工作其实也是带一点互联网红利性质的，”刘远举认为，对于没有学历或资历较浅的人，外卖骑手并不是一份坏的工作。甚至，骑手的境况比在电子厂、工地的同龄人会好很多，“但是大众不会看到电子厂和工地，只会关注到聚光灯下的外卖骑手。”

对于美团而言，情绪化的舆论可能会带来监管风险，这是这家公司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尤其是，从去年到今年，社交平台上对于美团的情绪愈演愈烈，“当情绪很强烈时，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更大的关键性事件，进而导致美团陷入更强烈的困境，也是有可能的。”刘远举说。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认为，本地生活服务平台舆论背后有几个方面的因素：行业政策环境趋于严格的大背景、反垄断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对与互联网行业紧密相关的消费者、骑手等相关事件的负面社会情绪，或可能对平台业务带来的潜在影响。

她告诉，在不利负面消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市场行情对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改观的可能性较小。

未来怎么办

持续下跌多日后，美团股价在5月12日出现反弹，市值1.55万亿港元，在中国已经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中，仍然排名第三，仅次于腾讯、阿里巴巴。

美团崛起的根本，是抓住了本地生活服务的机会，成为这个行业的第一名。之后，美团依托上千万外卖小哥和背后的算法系统，建立了3公里内的生活服务包围圈。从送外卖拓展到送菜、送手机、送书，送万物。

互联网观察家尹生认为，即使遇到反垄断调查，美团基本面目前仍没有大问题。这家公司仍在一个相对上升的市场中，且占据有利位置，“除非用户不点外卖，或不买菜、不订票了，O2O彻底不存在了，否则这个市场会一直存在下去。”尤其，从美团提供的服务中，消费者、骑手和商家总体还是获得了新增价值的，这是一种获得感更高的服务，并且提高了行业生产率。

美团收入较多的业务主要是外卖和酒旅，去年第一季度因疫情受到打击，但在年底已经恢复。美团去年收入1147.9亿元，同比增长17.7%。截至去年12月31日，美团还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170亿元，本地生活排名第二的饿了么，市场份额距离美团仍有不小的差距。

尹生认为，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目前反映出的问题，其实都是加强监管后的表现。这些平台近期暴露出的外包问题、佣金等问题，也有可能通过反垄断达到一种平衡。他认为，政府部门这次针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是“打到点儿上了”，“只要管住二选一，商家可以自由流动，消费者可以自由流动，外卖员也可以自由流动，整个系统以后会慢慢平衡，管住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各方就会拥有选择权。”

今年，除了美团、饿了么之外，抖音也推出本地生活业务。“在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假如美团佣金太高，以后用户、商家可能会跑到其他平台上。如果骑手不能从美团获得预期的整体收益，或者收益缺乏竞争力，骑手也可能流失。整个行业最终会达到一个基本动态的平衡。”尹生认为。

那么，此时此刻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可以做什么？

崔丽丽告诉，包括骑手外包在内的灵活用工是分享经济模式的共性，有关外包人员待遇的问题涉及到新业态、新型劳动关系与传统社保模式之间的协调对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用工与传统制造业用工的冲突，平台一己之力难以解决。

尹生认为，现在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需要去广泛与骑手以及外包公司、甚至各地主管部门沟通，而且要认识到，推动骑手社保问题的解决，长远而言对它们也是有好处的。它们需要把骑手满意度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必须考虑整体的社会价值，考虑整体生态的生产率。在这个生态中，每个角色都合理分配到新增的价值，这是必须做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