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对经济的影响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论从能源的人均储量，或消费水平，还是能源的消费方式及其结果看，中国能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持都不具有乐观性。一般而言，能源供应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当能源价格水平偏低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反之，当能源价格偏高时，经济增长就会放慢。

2005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处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中国输出的大多是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进口的大多是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一进一出，就形成了以“资源”换“技术”的资源输出型经济模式。可以说，目前的这种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的资源约束矛盾在国际上发生，显然，“加工厂”必然要大量地为“委托加工者”消耗资源。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目前正拥有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成功地了市场经济的道，市场所激发的效率优势正在源源不断地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的P将在2030年以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从增量上看，2003年，中国在全球新增P中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19.3%，已经超美国的18.6%，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贡献国。中国发展的“机会窗口”已经来临。在一国或地区的某个特定发展阶段，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总人口的比例会在较长时期内表现为一个较低的水平，此时，社会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已经进入并且在未来十几年内都将处于“机会窗口”内。

需求结构变迁是中国资源约束刚性条件，资源使用方面的效率损失则使其刚性条件更加强化。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P总量约为1.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4%，但为此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占世界消费量的比重却远高于4%，其中，原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材为27%，水泥为40%。显然，经济与资源投入相关性弱化。

（本文摘自《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由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到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各种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及其加速阶段，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重化工业带动，显然如果能抓住战略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资源矛盾突出时期，“瓶颈”约束加剧，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发展机遇，导致经济增长的徘徊不前。

据统计，1997～2003年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到37.l%，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提高到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从满足基本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等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这些消费结构的变化直接引发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有关数据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中国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投资增长92.9%，水泥投资增长121.9%，汽车投资增长87.2%，煤炭投资增长52.3%。

中国包括能源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各个环节在内的能源效率，近年约在33%～34%左右，与发达国家比，约低7～10个百分点。例如，中国火电机组平均效率为33.8%，而国际先进水平为40.6%。单位产值能耗的差距较大，中国按当年汇率计算的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已由1990年2417吨标准煤降低到2000年1274吨标准煤，但仍是美国（364吨标准煤）的3.5倍，是欧盟国家（214吨标准煤）的5.9倍，是日本（131吨标准煤）的9.7倍。中国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和电力等高能耗工业的能源消费量大约占工业能源消费量的3/4，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2以上。中国主要耗能工业产品单位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平均要高出40%。中国能源效率较低、单位产值能耗和主要产品单位能耗较高，正是能源综合利用水平的反映。以煤炭为例，中国小煤矿的大量存在，导致煤炭资源开采效率不足30%，其中小煤矿的回采率只有15%，资源浪费大；原煤采出后的洗选率只有35%，大量原煤直接燃烧，既增加能耗，又污染；煤炭用于发电的比例仍在50%以下；工业锅炉的运行效率（60%～65%）低于国外20个百分点；城市民用能源燃气普及率还不到2/3，农村居民生活用煤数量较大；燃煤发电机组的热效率还停留在33%～35%左右，厂用电率（15%）和线损率（7%～8%）合计超过了20%；中小电动机的运行效率（约87%）低于国外5个百分点。这样，中国煤炭从开采、加工、转换到终端消费的总效率还不足10％。不可否认，中国的资源使用效率还远远不能与发展国家相提并论。

（三）国际分工的选择

（二）资源效率的弱化

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了11万亿元大关，人均P首次超过1000美元。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人均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激烈的社会结构调整，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应该注意，上述投资领域几乎都集中于资源消耗行业，这将导致重化工工业以及其他资源依赖型企业超常规发展，根据2004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我们得出前100强中的资源型企业的分布情况。

与良好增长态势比较起来，中国的资源约束问题却是令人担忧。以后，我们“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首先还是一个发展问题，显然，决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并不是发展所处的，而是取决于其资源投入产出过程。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发展看做一个很大的系统，这个系统有自己的边界，系统内有一系列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通过系统边界实现与的信息互换及物质交换。我们可以想像，只有当的资源能通过系统边界进入系统，并且经过系统处理后的物质及信息同样通过系统边界输出到外部中，经济体才能有效维持自身的与发展。

资源约束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硬约束条件。资源约束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经济学的框架内，资源约束所导致的稀缺资源最优配置问题无处不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资源约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绝大多数场合中，资源约束是以“流量约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主要特征是资源受到技术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全面地由潜在资源向现实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的是资源获取的流量与质量，而不是资源存在与否。同时，当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存量非常有限时，资源约束就成另一种约束形式——“存量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问题。比较起来，资源的流量约束相对较软，而存量约束却完全不一样，对于流量，人们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效率改进等手段使资源约束逐渐弱化，而资源的存量约束则严峻得多，它常常会使经济发展受到较大的阻滞。

（一）能源消费的刚性

资源型企业是指关键资源的产出企业、运输企业、消耗企业等，具体包括能源、钢铁、汽车、铁等与关键资源消耗密切相关的企业。在2004年中国企业前100强中，资源型企业超过了半数，数量达到52家，这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处于资源依赖的强势阶段，对关键资源的生产和使用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命脉。从结构上看问题更加突出：2004年位居中国企业500强前3位的是国家电力公司、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其营业收入分别48295173万元、47528703万元和46667311万元，这一规模远远高于排名第4位的中国工商银行的1743350万元。这足以说明电力、石化等资源型企业在中国总体产业结构中的支配地位。可见，中国现阶段的资源约束问题有着强烈的需求拉动背景。中国已经进入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期，而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都会对资源消耗产生超额需求，产生大量的资源型企业。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必须支付的成本。

中国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资源存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可以说，在几十年间，中国的资源约束已经从流量约束迅速转为存量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