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复杂多变形势下的中国政策选择

能源安全是事关经济持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幸福的重大战略性课题。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对中国能源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国际社会搅起一股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逆流。美国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妄图从根本上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使得能源成为战略短板,面临着较大的安全保障风险。

能源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是战略资源、经济资源,也是外交资源、军事资源。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新形势、新挑战,如何推动中国能源革命,调整能源发展战略,确保中国油气资源供应安全,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当前,全世界面临着能源革命的浪潮,在多元化的新能源时代,各种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即资本属性正被逐步认知,能源资本化和金融化的步伐日益加快,这就使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紧迫。

国际能源市场的基本趋势

当前国际能源市场表现出八种基本趋势。从全球油气勘探和储量看,资源量仍在增加,世界能源资源总体充裕,总体趋势是供大于求。

从全球能源的走势看,能源行业保持中低速稳定增长,未来能源增长的90%以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最主要来源。

从能源增长的结构看,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全球能源资源版图和消费格局正在重塑。从能源供应的主体看,美国集“能源生产大国、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出口大国”三重属性于一身,基本实现能源独立,其能源国际地位更加强势。

从技术进步的趋势看,中长期能源结构有望深度调整,储能可能成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推手,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有望实现全球流动。

从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看,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全球碳排放量经过2014年至2016年的暂时放缓,2017、2018年又出现反弹。

从投资成本的角度看,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持续下降。

从能源资源禀赋和国际供应状况看,中国能源总体自给率在80%以上,在近、中期内保证能源供应总体安全的风险基本可控。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

根据上述趋势,中国能源既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安全风险。

1、短期应急风险

油气战略储备明显不足。中国目前的储备期为发达国家的一半,面临着较大的短期应急安全风险。

2、长期供应风险

能源进口依赖愈加严重。中国油气产量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但赶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能源资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重大风险。

3、区域平衡风险

能源供需格局长期失衡。世界油气主要产地的中东海湾处于政治、军事与地缘环境的不稳定状态,极易被美国挑起动乱。中国能源生产中心与负荷中心相距较远,西北部偏远地区的能源富余,“弃风、弃光、弃水”现象比较普遍,对电网安全和能源转型的威胁仍然存在。

4、能源危机风险

美国遏制中国已成定局。美国是当今国际能源秩序的制定者和主导者,把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主要安全威胁”,铁了心要遏制中国发展、破坏中国安全稳定,既要“图财”,又要“害命”,很难排除爆发能源战,进而引发能源危机的现实危险。

5、金融危机风险

原油期货触动美国利益。上海原油期货的推出,是中国在世界石油贸易地位的自然反映,进一步助推了人民币国际化。“去美元化”必然会触动美国这块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奶酪”,美国必然会采取各种金融扰乱行动甚至发动全面的金融战,制造石油价格暴涨的局面,阻止“人民币石油”和“石油人民币”成为新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6、技术创新风险

能源技术进步受到遏制。中国能源相关技术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与持久,美国正表现出与中国强制性技术脱钩的企图,对中国的能源技术限制和封锁必然日趋严厉。

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政策选择

中美贸易战将呈现政治性、长期性、战略性、全面性和严峻性五个特征,我们绝不能再存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是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一旦能源安全成为问题,国家的总体安全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因此,确保能源安全,就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课题。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时间维度综合来看,可以把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重大战略和政策措施概括为“两横四纵”、“六个并重”和“三大战役”。

一是努力构建“两横四纵”的能源安全保障网络

“两横”:有效和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能源市场、两种能源资源。

国内油气资源的有效利用。当前,国内油气资源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有潜力,二是难度大。有潜力表现在油气勘查开采在多地取得重大突破。难度大表现在油气的埋藏深,需要加大勘探开发的力度,开发更为先进和适用的技术。从现有资源的基础来看,中国油气勘查开采尚处于初期至中期阶段,发现新储量的潜力非常大,要继续加大勘查开采的力度,使储量不断增加,产量稳步增长。与此同时,要选择部分“富集高产”储量,采取“建而不采”或“建而少采”的策略,以备不时之需,从而掌握能源安全的主动权。

国内能源供应要形成稳定的“三角形”:煤炭主导地位近期不能轻易改变;加快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各类新能源作为必要的补充;将核能作为国家安全、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战略支撑点。

国际油气资源的充分利用。在可获得性和经济性的允许范围内,充分利用中国作为国际油气“战略买家”的地位,尽量多利用、多储备国外能源,努力扩大中国在国际能源领域的影响力、话语权和规则制订权。

国际能源供应要注重三条“延长线”:巩固和发展与俄罗斯和中亚诸国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优先建设并运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大能源项目;推动石油美元体系的弱化和解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四纵”:技术创新、国际合作、能源转型、体制改革。实施“四纵”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坚持政策引导、科技先行;坚持自主创新、开放合作;坚持能源转型、结构优化;坚持举国体制、多方参与。

技术创新是根本。能源领域的技术差距更能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能源技术创新,从需求侧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能源供应的减量化和清洁化;从供给侧可以提高能源供应能力。开发和掌握核心技术是当前中国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对冲能源对外依存度、维护能源安全的关键环节之一。

国际合作是平台。中国能源领域的许多技术进步,都是在开放的大环境下依靠国际合作所取得的。通过国际合作,中国的石油战略安全环境得到了改善。中国通过国际合作在能源领域的参与度加深、影响力增大,也就是增强了能源安全性,今后要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

能源转型是方向。从保障能源安全的角度看,太阳和风是谁也无法封锁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真正的“风光无限”。谁拥抱太阳,谁就拥有了未来的能源;谁驯服风能,谁就抓住了能源的未来。核能和生物质能作为太阳能利用的两个极端,也要作为能源转型的适当补充。

体制改革是保障。用法律确立能源主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力,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既要敢管,还要会管,更要管好。进一步放开能源行业外商投资领域及投资股比限制,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进入能源领域。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统筹规划,通过政策措施减少“弃水、弃风、弃光”现象,促进核燃料的充分利用,鼓励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通过适度向资源国、过境国开放中国能源下游产业的方式,将各方利益牢固捆绑,激励相关国家维护管道安全。

二是长期坚持“六个并重”的能源安全战略方针

近期与中长期的能源供应安全并重。一是近期要提升国家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整体水平,在国际油价适宜的情况下,力争“十四五”末形成1-1．2亿吨的全社会石油储备能力。二是中、远期要继续加大油气勘探的投入,使储量不断增加,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改造,使骨干油田的产量持续增长。三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和节能技术创新,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并重。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建设和产业链扩展的主要抓手:一是战略通道国家(主要是巴基斯坦和俄罗斯),重点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和“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东线管道的建设和运营;二是新兴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重点是与中国的相关产能进行对接;三是能源及原材料输出国(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等),重点是成为中国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国。

保证能源供应强度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重。一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工业结构转型升级;二是以需求减量化和资源循环化为支撑,推动高耗能产品产量大幅下降;三是严格淘汰落后的能源技术,支持和推广各项有效的节能措施,推动工业能源效率显著提升。

关键技术突破与构建产业生态链并重。一是将推广新能源汽车作为突破口,加快交通运输实现高效化、去油化、电气化;二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已取得成果的加速融合,尝试在共享出行、电动汽车参与电网调峰等方面创新商业模式;三是将数字化、智能化和纳米技术在油气生产领域大规模快速扩散,以大幅度提高油气储量和产量。

传统能源与新型能源并重。传统能源要做到三个并重:常规与非常规油气(页岩油气、可燃冰和煤层气)并重,陆地和海洋(近海和深海)并重,“老区”和“新区”并重。在此基础上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化石能源消耗向绿色能源再生转变;二是高碳燃料向低碳燃料转变。

能源安全与金融安全并重。现行国际能源秩序的操控权基本上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手里,随时都可能受到美国金融资本的操控。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加紧推动国际油气贸易领域的本币结算和“去美元化”进程,经营好上海原油期货市场,预演可能遭遇金融挑战时的应对举措,为确保能源与金融的双重安全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是坚决打好降低能源安全风险的“三大战役”

确保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世界主要油气产区及其周边遍布着美国的军事基地,主要海上运输通道,特别是战略枢纽地区,基本上都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及其军事同盟体系所控制,使得美国更加容易产生对中国挥舞能源大棒甚至军事威胁的冲动。当前,除了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好、把瓜达尔港运营好,还应把参与启动泰国克拉运河项目提到优先的议事日程上来,努力下好这步“先手棋”。

实现关键能源技术的突破。中国的风电技术还处于跟随阶段,一些先进的风电技术仍然掌握在西方一些大公司手里。中国的光伏技术产业化虽然比较成熟并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仍然需要继续向高端发展,以便牢牢占据先进技术的制高点。此外,油气田暂闭与有效重启技术、多次回注和回采技术以及针对陆相页岩油气的有效开发技术(比如素有页岩气开发中的“芯片”之誉的旋转导向技术),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取得突破,才能大幅提

升油气储量和产量。

促进能源转型取得明显成效。能源形态转型的现实选择,就是通过技术创新而逐步“去煤化”:高效燃煤发电、煤制油和煤制氢。将太阳的能量转化好、利用好,就是人类社会拥有了最丰富、最可靠的“终极能源”,太阳能和风能在人类未来的能源结构中可能真的就是“风光无限”。除此之外,核电与生物质能等其它新能源都要有一定的比例。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独一无二的优势无可取代,能源作为制造业动力源泉的地位无可动摇,规避和化解能源安全风险永远要置于国家安全头等重要的地位。在新一轮的能源革命中,要加深对新能源发展趋势的认识,坚决打破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所造成的政治闭锁、经济闭锁和技术闭锁,下好“先手棋”、抢占“制高点”、挖掘“新宝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型、可靠、有效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