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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煤炭矿区践行“两山”理论的思考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同时也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煤炭资源富集区、原煤生产加工区和煤炭产品的转换区,40%以上的流域面积蕴藏煤炭资源,被誉为“能源流域”。该流域有12个探明储量超过100亿吨的大煤田,包括宁东、陕北、神东、晋北、晋中、晋东、黄陇、河南和鲁西等九大国家大型煤炭基地;查明煤炭资源储量约占全国的45%,原煤产量约占全国的60%。黄河流域煤炭资源开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既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同时也促进了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等重点产煤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黄河流域主要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煤炭资源开发集中的区域大部分属于黄土高原区,土质疏松贫瘠,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加之煤炭资源开发产生采煤沉陷、耕地损毁、水资源和地表生态破坏、生态系统退化、矿-地冲突等问题。传统单一式、被动式的“末端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有的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需求。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要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现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事关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而黄河流域的煤炭矿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亟需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两山”理论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两山”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践行“两山”理论,可为客观认识黄河流域煤炭矿区日趋严峻的产业、生态、社会环境问题,变革煤炭矿区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功能,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起到重要指引作用,同时还可以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更好地将建设美丽中国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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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生态化促进煤炭矿区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产业生态化是践行“两山”理论的第一层次。由于环境容量是具有强制约束性的煤基能源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以往认为煤炭资源开发破坏环境,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是对立的关系。根据“两山”理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产业可以做到生态化,即在开发的同时,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实现开发的环境友好。

煤炭产业生态化是促使产业经济活动从有害于生态环境向无害于甚至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转变过程。煤炭资源开发作为资源开采型产业,开发、建设与生产过程给矿区生态环境带来人为扰动与生态破坏。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原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整体观的要求。由于煤炭、覆盖层、水系、地面植被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采煤扰动了这个生命共同体,因而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应覆盖煤炭开发全过程,包括资源勘探、矿井建设、煤炭开采、退出闭坑、生态恢复及深加工利用等各方面,通过主动保护、修复甚至重构生态体系,使它更加美丽、更有价值。

在行动上,依靠科学技术手段,辨识煤炭开发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扰动规律,明确生态-水-植被-土壤-煤系地层破坏特征及关键作用路径。基于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的理念,协同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环境承载能力与煤炭开发产业链的生态环境保护,实施开采前进行精细化地质勘探,开采过程中精准化减损,开采后精确化恢复利用。通过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如保水开采、地下水库、建设“海绵矿井”)、污染综合治理(如建设“无废矿井”)、生态修复等手段,建立开采过程中同步、同时的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模式。通过妥善处理矿产资源、水资源、地表生态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建成绿色矿山,打造生态矿区,达到“采煤不见煤、排矸不见矸、污水不外排、风起不扬尘、车过不起灰”。例如,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矿区在煤炭开采的同时非常注重生态修复与治理,虽然矿区地处干旱的盐碱地,但在煤炭开采后,经过土地整治、生态修复等人工干预,盐碱地面积大幅度减少,植被繁茂程度、生境质量大幅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矿区生态环境大幅改善,初步实现了煤炭开采的生态化。

因此,践行“两山”理论,统筹推进产业生态化,精准区分煤炭矿区由于资源开发的生态损害,变被动治理为主动引导,引领煤炭产业从“末端治理”走向“全过程治理”,从“先开采后治理”走向“边开采边治理”,从“先开发后保护”走向“开发协同保护”,建立湖、草、林、田、沙、水等系统的综合协同治理方案,构建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的生态保护模式,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也为黄河流域的煤炭矿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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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产业化促进煤炭矿区生态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生态产业化是践行“两山”理论的第二层次。在产业开发协同生态保护的基础上,以生态开发促进产业多元发展,既强调生产活动的绿色转型,又强调生态环境的价值转化。生态产业化不仅严守生态红线,而且坚持高质量发展,挖掘、开发、创造生态资源,推动生态产业体系建设,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生态产业化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资产化、产业化,另一方面是让“绿水青山”转变为可计量、可考核、可获得的“金山银山”。对于自然资源不仅要考察其经济价值,还要考察其生态价值。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也是经济资源,也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在行动上,运用现代生态化技术改造和重组再造生态经济结构,采取井下生产与地面农林业联动、水资源保护与利用联动、煤炭清洁生产与清洁转化联动、生态修复与生态产业开发联动等方式,强化煤炭产业,开拓生态产业,把地下、地上的产业活动纳入矿区生态系统中。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化经营的方式提供生态产品或服务,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转变,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煤炭矿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是一种“软实力”,还能成为“硬实力”,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带动其他产业发展,让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有价值的资源,与土地、技术、资本、劳动力等一样,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实现产业活动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当前,黄河流域煤炭矿区生态产业开发处于零星分散、小规模、低水平状态,还未形成系统的生态产业化思路。一些煤炭企业已经在积极行动,尝试不同的生态产业化思路,如开发生态农业助力地方脱贫致富;融合煤炭工业和文化、旅游等产业;把矿区绿化和沙漠治理相结合;发展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科技产业。江苏徐州潘安湖、河北唐山南湖等地采煤塌陷区经过生态修复后,促进了生态、文化、旅游等多产业发展,生动地体现了煤炭矿区生态产业化的价值实现过程。

因此,践行“两山”理论,坚持因矿制宜,拓宽生态产业化途径,强调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推进资源环境要素向资产化转化,可以实现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建立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最大化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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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与产业共生促进煤炭矿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享

生态与产业共生是践行“两山”理论的第三层次。“两山”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享原则体现了唯物史观的人民群众观的要求,坚持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共赢的理念,指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窠臼,以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损害最低化、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解决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

根据“两山”理论,煤炭矿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更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特别是中上游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有赖于煤炭资源开发,助力所在地区的整体脱贫。煤炭矿区生态与产业共生的目的在于协同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整合优化生态资源,突显生态产品的社会价值,打造产业与生态良性循环、协同发展的生态圈,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行动上,联动企业与地方,积极探索煤炭矿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模式,构建产业集聚的生态体系,提高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使矿区成为可居、可业的发展空间。同时,与矿区的新产业培育、资源型城市转型、城镇化建设、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相结合,通过煤炭产业的发展积累人才、技术、资金、知识,反哺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积极谋划未来矿区经济的转型发展,形成“资源开发与承载能力相匹配、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相促进、核心产业和新兴产业相结合、企业进步与社会发展相统一”以及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生态经济和经济生态。德国鲁尔矿区是全球煤炭矿区实现经济转型的成功案例,通过数十年的发展,该矿区已将新兴产业发展为主体,高科技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实现了产业迭代。

因此,践行“两山”理论,打造多元共生的产业生态系统,建设和谐矿区、幸福矿区,高质量实现煤炭矿区及周边区域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更富,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和谐共生,将对涉煤企业经营效益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示范与带动效应。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十四五”期间,黄河流域煤炭矿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亟须以“两山”理论为方法论指引,从理念创新入手,以“生态保护-产业生态-高质量发展”为主线,通过技术手段、制度工具、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切实推动黄河流域煤炭矿区向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产业与生态共生发展。针对现有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与手段落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不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明确等问题,应完善矿区自然生态资源产权、生态资源监管、生态修复、生态监测评价、生态资源经营与市场配置和调控、生态补偿、财税金融扶持等制度体系建设,构建核心技术研发应用、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及绿色投融资管理等平台,从多渠道、多方面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

总之,黄河流域煤炭矿区践行“两山”理论可以有效破解煤炭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难题,改善矿区自然与人居环境,促进矿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真正提升区域生态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将为世界矿区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做法”“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作者张博系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春升系煤炭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战略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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