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希业 托盘交易：垫资追索方式的选择

　　当前石化产品、煤炭、钢材托盘贸易纠纷大量爆发，此类纠纷呈现出争议金额大、参与主体多、流程复杂、法律争议点多等特点。面对此类纠纷，有些垫资企业无所适从，如何正确选择追索方式才能获得利益最大化？下面的真实案例，可供参考。

　　2015年4月始，A公司与B公司分别签订《焦炭买卖合同》《铁矿石长期销售框架合同》《钢材采购框架合同》，合同约定，A公司代B公司向C公司采购前述合同的货物,每批次货物的销售价格等于，每批次货物的采购价格加买方实际使用资金额乘以3.15%(含税)，对于买方使用相应资金所发生的银行费用，双方共同确认，如由买方承担，则卖方可以通过调整贸易差价的方式进行回补。

　　基于以上合同约定，A公司与C公司签订了销售协议，首部约定：“双方均已明确知晓，本合同项下的货物为A公司代B公司向C公司采购并定向供应给B公司。”第三条约定：“质量和数量以实际收货人和使用人B公司确认为准，若实际收货人对货物的质量和数量有异议，由C公司负责协调解决，由于货物质量或数量引起的争议或纠纷，而给A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及费用全部由C公司承担。”第七条：“如因实际收货人及使用人B公司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A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由C公司自行与B公司协商处理，A公司负责配合。工商登记信息显示，B公司与C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此后，A公司向C公司采购上述货物，其中2.7亿元货物未办理交接凭证，B公司仅支付给A公司部分货款。

　　2016年7月，双方就B公司应支付给A公司的货款5亿元的相关事宜，达成《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一、截止到2016年6月29日，B公司应支付A公司货款金额为5亿元。二、B公司保证：1、2016年12月25日前，B公司合计向A公司支付的货款不少于2亿元。2、自2016年7月15日起，在2016年9月30日前，通过陆续开展业务将原贸易欠款全部替换完毕，保证双方贸易额每月不少于3亿元。3、截止到2015年12月25日双方贸易流转资金额度控制在人民币4亿元之内。三、在本《合作协议》基础上，双方继续开展焦炭、铁矿石、钢材等品种的贸易，并另行签订具体的贸易业务合同，A公司的贸易差价为贸易流转资金金额乘以1.05%（含税），在相应的贸易合同中进行约定。六、如B公司未能按照该协议约定执行，则A公司有权按照原合同约定向B公司进行追诉其违约责任。

　　按照《合作框架协议》确定的时间截止点为基准，2016年6月29日以前B公司的欠款为5亿元，6月29日以后产生的新欠款为5000万元，据此，B公司共计欠款总额为5.5亿元。

　　后因B公司未按约偿还欠款，A公司将B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一、B公司向A公司支付欠款4.5亿元及违约金1.9亿元；二、B公司承担律师费、保险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A、B公司以及A、C公司是否为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2.B公司欠A公司的货款数额;3.A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是否应当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A公司、B公司、C公司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为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各方已按照合同约定开展了实际的贸易，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5月4日，B公司共向A公司支付货款3.2亿元。A公司主张交付货物中的2.7亿元货物，由于B公司不予认可，A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向B公司完成了供货义务，该部分债权不能向B公司主张。A公司可向C公司就该笔未交付货物的2.7亿元货款另行主张，其次，截止到2016年12月25日，B公司已经支付货款总额为3.2亿元，已经超过了《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2亿元及后续贸易额5000万元之和，故B公司并未违反《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遂判令：一、B公司偿还A公司货款1.8亿元（非4.5亿元），并按照银行同期利率赔偿A公司利息损失。二、B公司向A公司支付律师费、保险费。

　　A公司、B公司、C公司的上述合作模式是典型的“托盘交易”，托盘交易通常由买卖合同和定向采购条款组成，涉及到的当事人一般包括买卖合同的买方（A公司）、卖方（C公司）和实际采购人（B公司）等，买卖合同中的买方同时是两合同的参与者。在上述交易中，实际采购人缺少资金，而买方有充足资金；实际采购人与买方协商确定拟购货物的种类和总金额后，由实际采购人选择卖方并介绍买方与卖方签订买卖合同。从形式上看，买方与卖方之间构成普通的货物买卖关系，买方与实际采购人也构成独立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但从实质上看，三方有着共同的意思表示，即并不以买方作为买卖合同的真实交易方，而是以买方作为融资方、其他两方为实际买卖的合同关系。

　　本案中，B公司通过与A公司签订的《铁矿石销售合同》约定了A公司要定向采购C公司的货品，再通过A公司与C公司单独订立买卖合同来达到融资目的。由于C公司与B公司有着关联关系，因此C公司是与实际采购方B公司有沟通的，故，本案就形成了一个以B公司为委托人，A公司为受托人，C公司为卖方的委托形式的货物买卖合同。

　　同时，从三方实际履行合同上来看，A公司、B公司、C公司以签订多个闭合性买卖合同为形式实现了资金融通的目的，其性质为融资性买卖合同。该合同与一般的买卖合同相比，主要区别在于提供资金一方只收取固定利息回报，不承担货物买卖的任何交易风险，所买卖货物在相互之间也不发生转移，无物流、商流。在本案中，A公司提供资金并只收取固定利息回报，不承担货物买卖的任何交易风险，所买卖货物在相互之间也不发生转移，无物流、商流。因此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融资性买卖合同。

　　《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由此，B公司与A公司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A公司有权追索为B公司垫付的所有费用，不论B公司是否收到C公司的货物、资金是否流转（B公司可另行向C公司追索），故，一审法院以B公司不认可A公司交付的部分货物而扣除对应的货款，认定B公司欠A公司货款1.8亿元事实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

　　《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条第2小条约定：“自2016年7月15日起，在2016年9月30日前，通过陆续开展业务将原贸易欠款全部替换完毕，……”，其中“替换完毕”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该是通过开展贸易产生固定收益的方式还清欠款，而非是贸易额达到欠款额（5亿元），也就是说，B公司支付给A公司的款项在扣除A公司支付给C公司的采购款后才是还款，当这个余额达到5亿元，才是替换完毕。所以协议中的贸易欠款替换，是通过贸易完成还款，而非仅是付款。

　　鉴于B公司支付A公司的货款大部分由A公司交给C公司作为货物采购款（A公司实际从B公司所得还款3072万元），故B公司远远没有达到《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支付2亿元（欠款）给A公司，因此B公司存在违约，B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A公司1.9亿元的违约金给A公司。

　　本案看似A公司与B公司、C公司“背靠背”各自签订货物买卖合同，但从合同签订的内容、背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及履约状况来看，三方签订的是以融资为目的买卖合同。各方通过一系列融资性买卖合同来实现融资，三方这样操作的目的是为避免同业拆借被认定无效的风险。但如果A公司事先不能设计好交易的担保方式，在产生纠纷时又不能正确选择追索方式并充分论证，就可能导致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失，正如本案例中一审法院判决的后果。

　　就本案而言，B公司与A公司的合同设定了人和物的担保，C公司与A公司的合同没有设定任何担保，且C公司是没有实际财产的“皮包公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A公司不能跳出“合同相对性”的局限（A公司与B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揭开“托盘交易”的真实面纱（实际B公司、C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直接追究B公司的还款责任，就会发生因C公司未交货而落入不能向B公司追款的“窠臼”，让B公司轻易摆脱责任而“逃之夭夭”。虽然形式上A公司可以另行向C公司追讨货款或货物，但因为C公司是“皮包公司”，无资产可供强制执行，且没有任何担保，即便案件获得胜诉，A公司往往也望洋兴叹，对C公司无计可施，到头来落得两手空空。

　　付希业，德衡律师集团副总裁，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执业15年来，擅长代理最高法院、贸仲、高院重大疑难纠纷案件，曾担任大唐电力、华电电力、海尔集团、东营胜利油田等知名企业常年法律顾问，在合同法理论研究方面有较深造诣，受法律权威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之邀著作《企业合同管理33讲》，作为众多企业的合同管理培训教材，并荣登各大网上书店畅销书。

　　著作与论文：《企业产品质量法律风险管理实务指南》 （法律出版社，2012年8月）、《企业合同管理33讲》 （法律出版社，2015年6月）

　　个人荣誉：山东省优秀律师、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法顾委秘书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青岛仲裁委员会委员，廊坊仲裁委员会委员，石家庄仲裁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维护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委员会委员，公司独立董事，点睛网高级讲师，山东省部分高校与法律实务人员互聘“双百计划”挂职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