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社会现代生活的异化以及我们唯一的选择

　　如今，我们置身于一个“以快代慢”的加速时代，其中生活节奏的加快，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亲身经历的现实。为什么现代社会各方面都在不断加速更迭，但人们却普遍感觉生活不美好呢？

　　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对现代社会进行了诊断，得出了“加速社会”这一概念，并在著作中对其特点与影响进行探讨与揭示。

　　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形成了以“速度”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将社会加速分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三个面向进行理解。

　　科技加速是社会加速的重要引擎，也是最明显、最易被观察和测量的，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交通工具、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等方面。世界已经成为了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人们交流的时空感被大大压缩，这是科技加速的功劳。

　　社会变迁加速的体验不如科技加速明显，罗萨将“当下时态的萎缩”作为经验性地测量变迁速率的标准，认为社会变迁加速可以被界定为现在、过去、未来被放在越来越短的距离内进行解释，随之带来了不稳定性的加剧，例如家庭结构和职业系统的稳定程度普遍下降，不断提高的离婚率、再婚率、更换工作、更换住址等的速率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生活步调的加速与个人生活的联系最为紧密，也是每个会最深的加速。具体表现为，人们需要不断地加速，压缩分配在每一件事上的时间，从而增加完成的事件总量。

　　生活速度的加快，让人们觉得时间匮乏，感受到紧迫、忙碌与焦虑。最典型的，就是人们会觉得时间比以前流逝得还要快，然后抱怨“所有事情”都太快了，并开始担心无法跟上社会生活的步调。

　　速度悄然间成为进步和成功的代表，而慢下来则无异于遭受失败和亏损。所有人都步伐紧凑地在同一节奏中前行，无意识地、本能地去追赶那个最快的节奏，像疯了一样地争取做更多事，随时待命，并对新任务照单全收。

　　当需要处理的事务量增长率超过了科技加速率，时间就越来越匮乏，因此被加速的生活步调就只能借助加速的科技来处理众多亟待解决的事务，例如现在常说的多任务协同。

　　如此一来，加速科技的广泛使用，倒逼科技的加速进步，社会变迁也因此加速，最后生活步调也随之加速。三个面向不断地循环反复，这就是现代社会在各方各面不断加速的原因。

　　社会加速造成了现代社会新的“异化”形式。罗萨在书中将“异化”定义成一种状态，即我们所做的事，即便是自愿的，但并非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事。由于社会加速，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大面积的“异化”，主要体现在空间、物、行动、时间、自我的异化。

　　首先是“非地点”的“沉默的”空间的出现。全球数字化的过程中，社会亲近性、相关性与物理邻近性不断降低，空间感逐渐模糊，就像吉登斯所说，时间和空间已经“脱嵌”了。

　　所谓的“家乡”的概念，意指我们对一个空间世界有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即便我们已不需要或用不到这个空间当中的某些部分。然而，建立亲密和熟悉需要花费时间。现代人们频繁迁居，无法对一个地理空间产生亲密与熟悉的感觉，这些空间便成为了马克·乌捷的“非地点”概念意义下的“沉默的”空间，没有故事，没有回忆，没有交织着自己的认同感。

　　其次是割裂的物与自己。人类都会和一些物体有亲密的关系，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的身份认同。过去的物会一直用到坏掉或无法使用，这些物品成为个人的特质，变成我们日常体验、身份认同及生命的一部分。在加速社会中，物品生产速度很快，但维修的速度却很慢，代价比买新的更加昂贵。尤其是复杂科技类的产品，没有能力修复的情况下只能替换掉。所以，这些物品显然不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物与自己是“相异”的。

　　第三是自愿的而非真正想做的事情。信息爆炸让我们感到“无法专心”做“真正想做的事”，或是干脆直接打消了做“真正想做的事”的念头。比如，追剧可能是人们真正想做的事，但看剧的愉悦度与满意度反而更低，追剧之后人们普遍更加焦躁了。

　　不只如此，我们还会被引导去购买商品的“潜在的使用可能性”和选用权，而不是购买商品本身，这使得“真正的”消费越来越被“购物”所替代。

　　在一个追求速度的世界当中，人们逐渐“遗忘”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所有人都被“要事清单”的工作所支配着，都在从事可以立即获得满足的消费活动（比如购物或看电视），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对某些事物的本真的感觉。

　　第四是模糊的、无体验的时间流逝。时间可以用钟表客观地测量，但主观时间体验却难以捉摸。众所周知，对时间长短的主观感受由我们所身处的情况和参与的活动而定。但数字媒介时代，不同于出门旅行的全身心体验，对着屏幕的去感官化、去背景化的体验，跟我们是谁、感觉如何都无关。屏幕前的体验是没有意义的“共鸣”，只在脑中留下浅浅的“记忆痕迹”。我们更倾向于快速遗忘，深层记忆痕迹的缺席决定了记忆时间是极短的。

　　本雅明认为，我们可能到了一个体验很丰富，但经验很贫乏的时代。他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常常会需要纪念品，这种外在的记忆足迹有助于我们想起体验时刻，所以纪念品对当代旅游来说变得很重要。有时我们也会常常需要翻日记或者照片，才能想起来我是不是到过某些城市，单凭自己的“内在记忆”，是没办法回想起来的。

　　但不用纪念品也可以回忆起真正的经验，因为就算是纪念品，若没有特殊的记忆痕迹，也起不了作用。只要没有让体验到的时间变成“我们自己的”时间，那么体验到的或者花费的时间，就都相异于我们。

　　第五是快速相遇且无共鸣的人。现代社会中的快速流动促使人会在短时间内有很多的接触，人们不太可能真的让彼此“有关系”，但还是可以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下，跟别人交换信息、进行事务合作。 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一起去吃饭喝酒，却不会想要聊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不会想建立泰勒所谓的有实质共鸣的关系。

　　我们所经历的行动和体验时刻，所有我们的抉择，认识的人，需要的物无法好好地被吸收进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无法确切形成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就做不到情感共鸣。在快速变迁、快速相遇的世界当中，建立有共鸣的关系代价巨大，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鸣“安静下来”，这种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就同时出现了。

　　美国未来学家、技术专家雷·库兹韦尔指出，人们接受一项新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且逐渐适应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社会。

　　我们也确实开始习惯并倾向于用更快的方式获得更多的知识。大众文化越来越肤浅，但加速也为复杂性和高质量提供了空间，无论以任何标准来看，我们都生活在大众创意爆发的时代。随着信息流动越来越快，读者现在能就任意话题获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多而且更好的信息，互联网对他们来说绝对算是一件好事，好新闻的数量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

　　加速随处可见，并且备受尊崇。总体来看，人们对科技加速作出的反应自始至终惊人的一致——拥抱一切加快生活节奏的机会，与此同时，每向前一步都充满了对异化的抱怨。

　　但我们并非巨大而无情的加速力量的受害者，大加速是我们的集体选择。渴求新奇、热爱速度、追求便利好像也一直都是人类的天性。

　　加速一直是人类主动的选择，因为科技的力量是强大的，人们坚信，科技能为我们造福。所以罗伯特·科尔维尔在《大加速》一书中指出，”加速不仅是件好事，而且是我们主动的选择“。

　　但在主动选择适应“加速”甚至是主动追求“加速”的同时，我们需要同步思考如何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社会加速带来的异化，让我们不断的追求自由，却不能“真的”享受其过程，作为个体和周遭世界无法产生共鸣，所以我们过的不幸福。

　　停止病态地追求增长，在既有的增长逻辑上追求“质”的提升，去反抗不断追求改良、发展、积累的现代主义的规训，实现加速和降速的平衡，与他人和世界建立一种共鸣来反抗异化，是一种理想主义。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在未看清阻碍美好的本质以前，每个人都痛苦又甘愿地生活着，在看清之后又痛苦且无奈地接受着。正如罗萨在结语部分提到“我们会呼唤世界，并且等待一个也许永远得不到的回答”。

　　在加速社会的裹挟之下，拥抱一个不断加速的未来是必然的，但社会批判理论是破与立的并存，社会诊断让我们认识到异化的问题并非个人独有，而是现代社会的共性，意在告诉我们在认清现实后，在挣扎中依旧坦然前行。

　　你幸福吗？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然而说“我很忙碌”，却能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量化为数字的今天，人们似乎又过于忙碌了。为了房子、车子，年轻人不堪负累。在吐槽、自黑过后，你是否想过我们为何会如此忙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罗萨认为，正是不断强化的增长逻辑造成了科技进步、社会变迁、生活节奏的不断加速。尽管智能手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我们也越来越紧密地被到不断加速的社会化大生产当中，无法自拔，以至于人们与过往的空间、物、行动、时间、自我和社会不断地疏离与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