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四种形式

　　（▲2021年4月28日，北京卫视系列纪录片《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播出。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体验了一天送外卖，目标赚100元，实际赚41元，累瘫在马路边，感慨“这个钱太不好挣了”、“太不容易了”、“觉得很委屈”。图片来源：北京卫视纪录片截屏）

　　摘要：异化后的劳动，不再是追求幸福的手段，反而是支配人类的桎梏。人类被异化后的科技控制，成为机器、算法、他人或自身的奴隶，伦理危机、治理危机、生存危机交织凸显。

　　2020年9月，调查近半年、全文2万余字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揭示骑手难逃在安全和收入之间做“两难选择”的厄运；2021年4月，北京市人社局副处长体验送外卖，12小时送餐5单，仅拿到41元快递费，吐槽“这个钱太不好挣了”、“太不容易了”、“觉得很委屈”；2021年5月，北大博士后为写博士论文“卧底”外卖5个半月，深入研究“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引起公众聚焦。

　　短短八个半月，外卖骑手的艰难困境三次刷屏中国的社交网络，沸腾的矛头直指平台企业及其系统、算法。上次全国口诛笔伐的共愤巨浪，冲向2010年1月至11月富士康员工“14连跳”。11年变化的只是外相，恒常的内核依然是真实、清晰、残酷、持续的“异化”。

　　“异化”被黑格尔引进哲学领域以来，一直是核心概念之一。所谓“异化”，是指人这一主体的创造物或拥有物，摆脱主体控制，违背主体意愿，对抗主体，甚至奴役主体的一种力量和现象。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需要警惕四个异化：

　　一是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劳动异化”的概念，并尖锐地揭露：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身就变为越廉价的商品。异化后的劳动，不再是追求幸福的手段，反而是支配人类的桎梏。互联网平台利用算法迭代优化，精准控制时间、测试骑手底线、淡化雇主责任、转嫁劳资冲突、榨取剩余价值、规避法律监管等“黑幕”行为，从管理学视角而言，是典型的“泰勒制”模式负效应，工具理性覆盖了价值理性；从经济学视角而言，劳动者已被劳动产品异化，成为“数字难民”、“单向度的人”。

　　二是科技的异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满足了人类利用、征服、改造自然的，从一开始就具有反自然的禀赋。核能经济、环保、高效且带来光明，核武器也可毁灭人类和地球。控制欲是人的本能，源于动物对领地的支配。科技的泛滥应用，形成路径依赖，削弱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人类被异化后的科技控制，成为机器、算法、他人或自身的奴隶，伦理危机、治理危机、生存危机交织凸显。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使劳动者成了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存在物。”这种“双刃剑”效应，在互联网行业尤其突出，例如：沉迷手机刷屏和虚拟空间；放纵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网络犯罪、侵犯隐私防不胜防；利用垄断地位掠夺财富和权益；诱导煽动人的负面等。

　　三是权力的异化。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任何社会都存在异化，没有先天、完整的免疫力，没有完美的理论和制度。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要防止对集中制的曲解：将阶级完全集权于政党，政党又完全集权于（略）。考茨基对此有先见之明，斯大林的言行应验了他的批评与担忧。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趋向，绝对权力绝对。公共权力如异化为私人特权、圈子权术，上山头派系、经济上贪污受贿、生活上声色犬马等诸多乱象就屡禁不绝，严重侵蚀执政根基。群体的人民成为神像而表面膜拜，个体的人民则被架空而实质漠视。苏联崩溃，众叛亲离，不值得丝毫同情。“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恰恰是民心不可欺、不可违的真实写照。历史经验表明，对权力的公民监督、司法监督、监督即使不是最好方式，也是非常有效和可行的方式。

　　四是人性的异化。人性具有神兽二重性。人异化了，就会失去主体意识，就不成其为人。《圣经》说，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亚当、夏娃。费尔巴哈针锋相对地指出，人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上帝而不是相反，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释迦牟尼不是佛，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张闻天倡导，党人一定要独立思考，肩膀上应该长着自己的脑袋。他因庐山会议讲真话而蒙难，“”时流放广东肇庆，软禁监管六年，将“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巴金“”劫后余生，坚持用颤抖的手费劲创作《随想录》，序言标题就是“没有神”。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自由和尊严从来不是恩赐所得，而是取决于主体的觉醒、力争和维护。

　　（2010年12月12日一稿，2016年11月2日二稿，2021年5月13日23:29三稿，【山水微言·483】。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