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科技异化与新闻事件的异化机制

　　【摘要】在对“媒介事件”和“新媒体事件”等概念探讨的基础上，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理性、科技意识形态等概念，阐释了为新媒体事件提供传播平台的传播科技存在的异化倾向。传播科技助推新媒体事件异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克服新媒体事件“异化”的途径之一，在于恢复新媒体工作者“人的类本质” 。心灵自由与文化自觉，应当成为避免人的异化的两个重要维度。

　　“新媒体事件”（New Media Event）系从戴扬、卡茨提出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的概念上发展而来，既指“新型”的“媒体事件”，也指藉助“新媒体”而发生的“事件”[1]。这一概念的提出者邱林川、陈韬文认为，媒体在承载“事件”的同时，也可以异化“事件”[2]。本文以“藉助新媒体而发生的事件”来定义“新媒体事件”，并从微博这一新媒体平台如何异化新闻事件的角度，探讨传播科技的角色。

　　源于拉丁文“alientatio”的“异化”一词，“是人的活动及其产物成为人的异己力量、人被自己的活动及其产物所控制和奴役的社会现象。”[3]马新颖归纳了作为学术概念的“异化”所承载的三层含义：一是宗教的角度，异化意味着人与神分离，也就是疏远上帝、不信神、无知；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异化是指人的痛苦的感受；三是哲学的角度，异化主要用来表征主客体的关系。[4]

　　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亚当沙夫（Adam Schaff）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的真迹，没有它人们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黑格尔的哲学则是马克思异化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关键[5]。

　　“科技异化”是指“主体的科技活动及其科技活动所取得的科技成果，背离主体人的需要和目的，成为人难以驾驭的力量，并反过来控制人、统治人、危害人的特殊现象”[6]。马克思认为，“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7]，“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8]。作为一种特殊的异化现象，“科技异化就与人的科技活动机器产物不可分离，它是人的科技活动及其产物对人的意图和目的的背离”[9]。对于作为科技主体的人来说，它被认为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不但不是为我的，而是反我的”[10]。

　　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事件的传播从酝酿到发生、发展，无不依托于最新的网络传播科技构筑的媒体平台，以及由其打造的诸般信息采制利器，当然还有以科技理性武装起来的“自媒体人”。这里的“新闻事件”，是指与“事件性新闻”相关联的一个概念，也就是那些呈现明显动态、并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新闻。它与经过媒体策划和以吸引受众为目的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并非一个概念。前者是指一种诉诸新闻表达的“事件”（Event）的原初状态，后者则是一种为着某种传播目的、借助科技平台和有效的传播手段而被媒体人包装、策划后的状态，因此也被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称为“假事件”（Pseudo Event），也就是“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出来的新闻”[11]。

　　新媒体事件从“新闻事件”到“媒介事件”的演化过程中，离不开传播科技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异化既是“新闻媒体事件”发生、发展的技术背景，同时也是其赖以酝酿和形成的条件。

　　传播科技是指运用于大众传播的所有科学技术。所谓技术，不单指纯物质层面的科技成果，更包括组织和文化层面的种种安排[12]。传播科技之所以也存在着异化现象，一方面，因为科技本身凝聚着人类的劳动；另一方面，在马尔库塞（Marcuse）看来，在现代社会里，科技不再具有中立性，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工具或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具有操纵人的力量，“技术的进步＝扩大奴役”[13]。人们出于对媒体和媒体从业者的崇拜，同时也崇拜其依赖的各种传播工具及其生产的媒体产品，因此，“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在于，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来去压服那些理性的社会力量”[14]。

　　在中国内地，“微博控”“微信控”等“控文化现象”的流行，说明“自媒体”已经成为整合社会的强效传播工具，并具有了“控制人”的力量。这种控制力量源于“商品拜物教”人们越来越崇拜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并被其左右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技术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正是这样普遍地操纵着人们的生产、消费、娱乐行为。

　　“技术理性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15]在哈贝马斯看来，体现技术理性理念的“技术统治论”是一种“隐形意识形态”，它“甚至可以渗透到非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16]。

　　无论在何种意识形态背景下，以工具理性的思维对待科技、指导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技术理性都普遍存在。其具体表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固有的工具理性思维对人的行为方式影响，反映在科技与社会关系中就是人更多关注科技、依赖科技，而次于关注如何运用科技以及运用科技对人与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7]于是，人这个主体在科技理性的操控之下，日益沦为科技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几乎等同于“媒介文化”（mediated culture），社会也成了“媒介化社会”（mediated society）。智能手机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第一移动终端”[18]，微博、微信依托手机终端，已在中国成功地造成了一种以“碎片化”为特征的“微文化”，不能不说是技术理性的胜利。类似苹果手机等传播科技产品，因为做到了技术、艺术与“人性化”的结合，从而受到粉丝的疯狂追捧。“果粉”们在接受乔布斯的科技理念和产品设计的“侘寂之美”的同时，还要服从一系列“苹果”规则不能装苹果公司规定之外的软件，除非“越狱”；“果粉”还会不计成本地追踪其最新版本的产品，等等，不由自主地成为“手机控”“苹果控”。

　　刘伟、陈锡喜认为，“统治人们的是技术理性而不是科学技术”。[19]技术理性的胜利意味着科技成为统治社会的手段，从而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荷兰学者E.舒尔曼（E. Schulman）认为：“利用计算机的给予和结果，计算机专家们就可以为家们制定法律，因为后者并不控制所需的信息。制在这样一种计算机统治中就变成了一种怪物。”[20]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科技的异化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新闻事件向新媒体事件转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为新媒体事件原生态的新闻事件，其本质在于“本真性”，即保留某一新闻事实的原貌而未经任何包装。一旦“新闻事件”（News Event）转化为“媒介事件”（Media Event），即经媒体的策划、包装，新闻事件就有变成异己力量的可能。

　　媒体在承载事件的同时，也可以异化事件[21]。个中原因，一方面由于新闻框架（News Frame）的存在，新闻事件经过报导，实际上已成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勾连理论（articulation theory）所说的，变成了各种语言符号的勾连，最后产生一种意义，已然不是新闻事件的原貌[22]。另一方面，由于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与爱德华S哈尔曼（Ed Herman）提出的五个“新闻过滤器”（News Filters）的作用，使得新闻事件经过金钱、广告、被垄断的新闻源、炮轰式批评（flak）、产主义的意识形态5个因素的过滤，最后与原初的新闻大相径庭，也即新闻或新闻事件已然被异化。[23]

　　但是，过往的类似研究往往只强调“新闻框架”也即传播者的主观意识因素和某一国家的新闻体制因素，而忽略了作为传播平台、传播手段对新闻事件“本真性”的解构作用。后者由于传播科技本身的异化，也会成为令媒介事件加速异化的物质技术力量。由传播科技的异化而导致的新媒体事件异化的运行机制如图所示。

　　第一个层次：新闻事件演变为媒介事件的三股力量。原初的新闻事件在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使其转变为媒介事件（新媒体事件）有了可能。这三股力量即新闻框架的作用、“新闻过滤器”以及新闻事件本身的异化（反转）。新闻事件异化为媒介事件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以在图中用实线表示。

　　第二个层次：传播科技的异化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传播科技在自身异化的过程中，也促使新媒体事件进一步异化。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传播科技在媒介事件异化的过程中也分为四个方面：

　　1、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劳动产品与劳动的这种对立，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就是：“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24]

　　生产传播科技产品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是指劳动产品作为劳动者劳动的结果，不仅不能归劳动者所有，而且成为不依赖劳动者的独立力量而存在，并同劳动者对立。比如，凝聚着高科技的传播工具iPhone本来为富士康的产业工人所生产，但是，凝结着工人劳动的科技传播产品iPhone手机，却是他们消费不起的。此外，技术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还与他们相对立，也即反制他们的生活。

　　传播科技产品的异化，还表现在各种“控文化”的流行。比如，“沙发土豆”（couch potato）一词就形象地说明了人被电视机控制，长时间坐在沙发上不起来，就像土豆生根一样。又如“微博控”和“微信控”，人们吃喝拉撒和走路都刷微博、微信，以至于产生了“低头族”（smartphone addicts）这一新词。对于时尚的青春一族来说，则有不少人属于“美图控”。或者用Photoshop、美图等软件对照片进行美化，以至于各种美图教程在新浪微博上被广泛转发。商家则竞相推出“美颜神器”，提供“私人订制美颜功能”。过去被称为“自然条件”的容貌也可以借助不断涌现的各种人工手段而改观。

　　2、劳动的异化。高科技企业的工人在劳动中，工人处于无数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工作环境如同边沁所说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25]。工人从事的劳动则如同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工作镜头，是一种强迫性的奴役劳动。这种劳动与马克思所描摹的主义理想“劳动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本身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26]是大异其趣的。

　　网络媒体工作者因其内容生产的开放性、分享性与传统媒体判然有别，因而被西方学者称为“第五等级”（The Fifth Estate）。但是，被称为“码农”的软件开发工作者所从事的劳动，依然是作为“谋生手段”而非“生活第一需要”的强迫性劳动。作为自媒体普通用户的“劳动者”，虽然为社交媒体创造内容，实现了张扬个人表达权的需要，但是也要处于站方管理员的监控之下，同时更有各种网络公关、“水军”团队混淆。

　　在当代中国网络文化的语境下，“水军”（ghost writer）是指那些基于新媒体技术、为人雇佣的商业付费写手（paid writer）。作为一种特殊的内容生产商，他们以发帖取酬的方式从事雇佣劳动，实际是有组织的操控，“抹黑”“漂白”是其常用的手段。因其言不由衷的网络表达违反了哈贝马斯提倡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声称）”[27]因此可视为劳动者的异化，也即自媒体的传播工具或内容生产者丧失了“类本质”。当代中国的“水军”逐渐走向公开化。导演陆川曾表示：看到《王的盛宴》被人“黑”了后，他的网络舆情维护团队才紧急申请资金，希望《王的盛宴》也可以使用水军，把分数往上调点。[28]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种“类本质”体现在：“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9]也就是说，目的性是人的“类本质”之一。但是，在社会大生产的条件下，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造世界、生产产品几乎都是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事，对于传播科技企业的员工和媒体从业者来说，他们只是这个社会庞大生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在弗洛姆（Erich Fromm）看来，“马克思认为，异化（或疏离）意味着，人在把握世界时，并没有感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代理人，而是感觉世界（自然界、他人、以及他自己）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它们作为客体，凌驾于他之上，并反对他，即使它们或许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从根本上讲，异化就是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消极地和接受性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30]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科技产业工人来说，其改造世界的目的性，已经异化为为了生存而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管他生产的是“病毒”还是“反病毒”软件，是“水军”言论还是“水军言论过滤系统”。

　　为iPhone代工的工人，长时间加班加点地从事重复性的工作，完全将自己融化于传播科技的生产线中，无缘“自由自觉的活动”，将劳动变为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加上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几乎丧失了人的类本质。生产iPhone的过程对富士康员工来说是痛苦的、不自由的，因此“他们对于生产劳动具有明显的抵触情绪”[31]。传统的媒体人也会由于融媒体技术的扩散和AI（人工智能）的逐渐采用而下岗和离职。

　　3、劳动者以及彼此间关系的异化。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作为工具的宇宙，它既可以增加人的弱点，又可以增加人的力量。在现阶段，人在他自己的机器设备面前也许比任何似乎都更加软弱无力。”[32]从事高科技生产的工人不仅存在着自身的异化，而且也会与“工友”的关系产生紧张与对立。这种异化与对立，在为iPhone代工的富士康工厂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另一方面是“员工之间交流十分匮乏，关系十分疏远和冷淡”“富士康工作人员之间，无论是工人与管理者之间还是工人与工人之间，其关系都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33]

　　无限制的技术化的灾难性后果，必然带来人的全面异化。美国学者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认为：“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使自己的生物个性适合于技术设备的需要：人是工具的附属物；不把人作为工具的附属物纳入其中，技术的联合体就不能建立。”[34]在作为高科技传播技术象征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这种内容生产者的紧张关系随时随地可见，表现为：一是专业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关系紧张，也即对中国传统的“专业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新闻工作者相结合”的办报理念的异化；二是非专业新闻工作者，也即社交媒体普通用户之间党同伐异、关系紧张，使网络对话经常呈现一种“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的紧张与破碎状态；三是为社交媒体生产内容的普通用户和管理员之间的关系紧张。

　　1、通过PS等传播科技手段，促使新闻事件异化为“伪事件”。按照上文提到的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he）的“伪事件”定义，媒介事件与“伪事件”（pseudo-event）的基本内涵相同。这个“伪”字，凸显了新闻事件中人为加工的因素。在茂名PX事件[35]中，共有5张图片涉及PS或移花接木造假[36]，使得谣言蔓延，促使新闻事件向“伪事件”的异化。2017年8月8日21时19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两小时后，各地关于地震的谣言也纷纷在自媒体上发酵。其中就有网友将一个楼房倒塌的场景作为九寨沟地震后的景象发布。经证实，垮塌楼房系2010年高雄地震场景。[37]

　　2、内容生产的异化，“水军”在受雇佣的异化劳动中操控。“水军”在新媒体事件中出没，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2014年12月25日湖北十堰竹山县文峰乡轻土坪村特大车祸，后来演变为一个“新媒体事件”。事件引起广泛关注，源于有人发布《十堰竹山12.25特大交通事故死难者祭》《竹山县政府请停一停您飞奔的脚步》等4条网帖。网帖提到竹山县领导“贪污”“抱团”，称该县得胜镇的村干部李某曾向县领导“行贿”。竹山县政府新闻办通报称其“捏造事实编撰网帖，并组织散布，致死者家属20余人受该网帖煽动组织停尸闹丧、打横幅，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扰乱了当地社会秩序”。当地警方和法院事后提取的证据材料查明：该网民是专职网络“水军”，曾按照每帖0.2到0.5元不等的标准获利。12月27日，当地已出现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发帖雇佣者便立即要求其删除网帖，其提出每帖2500元的删帖费用，否则拒绝删帖。[38]

　　3、通过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异化促使新媒体事件异化。被称为“异化理论的最早阐述者”[39]卢梭认为，所谓人性的异化就是人们背离自己的自然、自由本性的状态。“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样子，但为了本身的利益，不得不显出另一种样子”。[40]社交媒体又称“草根媒体”“公民媒体”，除非有个人利益冲突，公民关系应该是平等、互相尊重的“网民”（netizen）的关系。在茂名PX事件中，反PX与支持PX的双方却因为非个人因素的利益冲突，形成造谣与反谣两个群体，彼此之间的关系尖锐对立，甚至异化为严重的利益冲突关系。

　　2014年3月30日凌晨00：09，有网民悄然将百度百科词条中PX毒性由“低毒”改成“剧毒”。此后的6天时间里，“低毒”被36次改成“剧毒”。[41]因为百度百科是从属于中国内地第一搜索引擎的网络百科，因此这一歪曲性修改势必影响到这一新媒体事件异化的进程。清华化工系的学生及时对词条进行科学修改、反击，双方的斗争是通过在开源性的百科平台，进行多人在线的接力式劳动来实现的。

　　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私有财产和阶级对立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数据私有制仍然存在，就不可能克服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并非不存在异化。亚当沙夫（2015: 235）认为，“就工作的异化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集中力量废除社会分工，废除个人工作性质的无差别性”。

　　而克服新媒体事件“异化”的途径之一，在于恢复新媒体工作者“人的类本质”。诚如马克思指出：“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42]心灵自由与文化自觉，应当成为避免人的异化的两个重要维度。

　　（本文系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依法治网背景下的网络善治研究”和香港中文大学“第九届传播学访问学者计划传播科技与新媒体事件”研究成果）

　　[1]［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页。

　　[3]何士青、徐勋：《科技异化及其法尔治理基于以人为本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4]马新颖：《异化与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4～55页。

　　[5]［波］亚当沙夫：《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33、71页。

　　[7]［德］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01、207页。

　　[9]何士青、徐勋：《科技异化及其法尔治理基于以人为本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14]［美］赫伯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导言第2页。

　　[16]［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关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17]周家荣、廉勇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科技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兼论科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整合》，《科学管理研究》，2007年第5期，第25页。

　　[1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7年8月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手机网民占比达到96.3%。

　　[19]刘伟、陈锡喜：《“技术理性统治”何以可能兼论哈贝马斯技术理性批判的反思向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57页。

　　[20]［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李小兵、谢京生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376页。

　　[23]［美］戴维考格斯威尔等，《乔姆斯基入门》，牛宏宝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25]边沁1785年提出的“圆形监狱”的设想是：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瞭望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24～226页。

　　[27]是指：1.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甚至于只是顺便提及的命题内涵的前提实际上也必须得到满足）。2.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语言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于它应当满足的规范语境自身也必须具有合法性）。3.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见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第291～292页。

　　[31][33]高畅、徐铭鸿：《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分析富士康跳楼事件》，《商业文化》，2015年第6期，第168～169页。

　　[32]转引自［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关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34]［法］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转引自［美］玛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35]广东省茂名市民在2014年3月30日上午，为表达对拟建芳烃（二甲苯，英文简写“PX”）项目的关切，在市委门前大草坪聚集，并在个别路段慢行；下午，有小部分人上路堵塞交通；晚上10时30分之后，小部分群众开始骑乘摩托车扔石头、矿泉水瓶等破坏公共设施。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有效控制了局面，事件中没有人员死亡。参见中新网报道：，但有网友公开并配图文字称，“茂名PX项目战争越演越烈，又开始打人砸车，几千、出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受伤，场面惨烈。”当晚零点多，官方通过茂名日报发表《告全体市民书》，警戒市民属于违法行为，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并对PX项目前途作了响应。参见中国网：。

　　[39]马新颖：《异化与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40]［法］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4～125页。

　　王君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媒介批评、新闻学、新媒体与社会发展。主要著作有《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第三只眼睛看传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