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中国进入“新穷人”时代

　　“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

　　贫富分化、城乡分化与区域分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常态。在这个常态中，谁是穷人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

　　相对于资本家，工人是贫穷的；相对于城里人，农民是贫穷的；相对于发达地区或第一世界，欠发达地区或第三世界是贫穷的。

　　《穷人的经济学》的作者舒尔茨将他对穷人的分析集中于农民，他的人力资本的概念致力于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发展问题。

　　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再生产中心-边缘关系，让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依附于第一世界的边缘区域，无法获得自主的发展，长久地限于贫穷的状态。

　　因此，破产的或濒于破产的农民、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工人及遍布第三世界农村和城市贫民窟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群，为穷人这一概念提供了注脚。

　　改革初期，农业体制往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进行改革，但从19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开始，城乡差别持续扩大。

　　至九十年代末，以“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为症候的三农危机占据了社会的中心，穷人与农民身份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化和工业改革的背景下更加突显。

　　正是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贫困化和农业的危机，为日益扩张的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农业税的减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危机”，如今中国正面临年轻一代出走、老弱农民种地的格局。

　　按照户籍统计，现在有2.4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其中60%以上是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也并不准备回乡的新一代打工者。

　　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打工者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向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群体过渡。

　　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回不了家乡又不能拥有平等的城市居民地位的群体。这个新工人阶级群体是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形成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城乡对立和区域分化的产物。

　　新工人阶级是经典意义上的穷人，与他们一道诞生的还有那些在社会主义时期占据着特殊地位的工人阶级的衰落-他们从一个具有某种主体地位的城市阶层迅速地向城市贫民或失业者身份滑落。

　　这个转变的历史深度远远超出了当代的想象视界，我们或许要隔一个世代才能理解这一大转变的历史含义。

　　本文有关新穷人的讨论的是一种不同于上述经典意义上的穷人的“新穷人”，例如廉思几年前发表的著作中有关“蚁族”的描写：他们大学毕业，聚居于城市边缘或中心，拥有一定的工作和收入，却在消费社会的碾压下辗转反侧。

　　用陈国战的话说，“‘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无论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还是在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与物质上的消费不足相伴随的，是所谓“精神贫困”，价值观的缺失等等。这类贫困并不因为经济状态有所改善而发生根本变化，他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却又是贫穷的消费主义者。

　　刘昕亭对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做了精彩评述，根据鲍曼的解释，“新穷人”是“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

　　刘昕亭分析说：“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意味着羞耻感和负罪感。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

　　刘岩将中国的新穷人的产生至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的转变之中加以观察，他发现穷人命运的转变与劳动从价值的中心源泉向资本价值增值的中介的角色过渡有着密切的关联。

　　如果说经典意义上的穷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那么“新穷人”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但他们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他们与打工者阶级共同构成了“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

　　新产业工人的身份地位能否产生类似于19-20世纪工人阶级的自觉，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但广本汽车公司的、富士康工人的，还有许许多多新工人阶级的斗争显露着这个群体在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中正在探索着自己的身份定位和诉求。

　　“新穷人”的阶级身份似乎更不确定，但我们不难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莫斯科街头看到他们的身影。

　　“新穷人”身上的潜力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又未能展开全新的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又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

　　一切刚刚开始，离真正的戏剧还有一段距离，但各种新因素迅猛涌现，规模空前，它们预兆着一个正在降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新穷人、新工人的将是历史变动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