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网红扎堆为什么反商业的火人节成了一场打卡狂欢？

　　如今，反消费主义的火人节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西方狂欢节。当越来越多的门票被抢购一空，越来越多的明星和网红来到这里“打卡”，“火人节”本身是不是也成为了它所反对的消费主义系统中一颗颇具魅力的“螺丝钉”？

　　每年9月初，在美国内华达州一个叫黑石沙漠（Black Rock Desert）的地方，都会举行一个为期八天的“火人节”（Burning Man Festival）狂欢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个沙漠之地，穿着奇装异服甚至全裸，穿梭在满是各种奇怪的装置、雕塑和艺术品之间；节日最后一天，人们会围观被烧毁的巨型木制男性雕像；并且据说这里除了售卖冰与咖啡之外，没有商业活动，一切生活用具都需要人们自备……

　　这个诞生于1986年的美国狂欢节有明确的宗旨：提倡社区观念、包容、创造性、时尚以及反消费主义。也正是这些原则造就了它非凡的秩序，同时也为参与者制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即建立在社区协作、公民责任基础上的尽情享受生命，展现与创造自我。

　　这或许是火人节的初衷，但伴随着它的名声远播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叛逆与出格性，而渐渐成为现代——无论是处于四溢年龄的年轻人还是已在社会工作打拼多年的成功人士——的世外桃源。来到这儿的不再仅仅只有艺术家和嬉皮士，也还有西方各大互联网公司的CEO、工程师和上班族，以及各国电视电影明星以及网红。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火人节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西方狂欢节。它所秉持与渴望的目的，似乎也正在这一过程中被渐渐消弭。当越来越多的门票被抢购一空，越来越多的明星和网红来到这里“打卡”，“火人节”本身是不是也成为了它所反对的消费主义系统中一颗颇具魅力的“螺丝钉”？

　　当我们对“消费”（Consume）一词做一个简略的谱系式的溯源时便会发现，这一可追溯至14世纪的词，原指挥霍、用尽；而于16世纪出现的“消费者”（consumer）一词，也有相似的负面意思。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伴随“消费者”一词替代原来指个体化的“顾客”（customer），“消费者”已转化成中性词，用来指涉相对于“生产者”（producer）的抽象实体。其实，促使“消费”与“消费者”这些词语性质发生变化的是整个近代西方的社会发展，尤其是伴随着工业而渐渐开启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时代的到来，使得曾经注重于劳动产品的实用价值观念渐渐被其交换价值所取代。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其对于利润的追求，建构出一群购买劳动产品的现代消费者的运作也随之进行。

　　就如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伴随着人们被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和意识形态之中，被建构出的消费者也开始遭遇被异化的处境，其中之一便是劳动者所创造出的产品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关系渐渐脱离其生产者，而开始反过来影响甚至规训人们的行为。而消费主义便在这一异化的作用下开始成为现代人们所面临和深陷其中的处境。

　　对于20世纪晚期的西方资本主义而言，消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其社会组织、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其的批判，还是詹明信等人以后现代主义概念来对其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解构，也都从侧面发映出消费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已经直接开始塑造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以及所思所想。正是在这一惨淡的背景下，如何突破这一晚期资本主义所建构出的铁屋子，成为诸如火人节这类活动所关注的重点。

　　刚开始的火人节的参与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创造者，他们在人迹寥寥的沙漠中寻找到一块“世外之地”，带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以及美国传统的社区文化的思想期望在此建立起某种自然的、具有创造性且整体性的生活模式。而它的宗旨在很大程度上所对抗的其实是整个西方近代思想的变迁，即伴随着启蒙思想而得以发展的人类理性在现代机械与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渐渐走向了工具与科技理性，而导致对于真实生活着的人的疏忽。

　　并且伴随着工具理性以及消费主义所遵从的市场逻辑的霸权化，而导致人以及其存在的异化——我们的意识、生活以及生命中充斥着工具计算与利益衡量，而彻底失去了某种质朴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在火人节上，每个人都有个性且具有创造性的，只是因为作为“人”而被尊重，而非处于资本与消费中的物质性计算。正是这一对于人们已经失去的“旧日”生活关系和人的存在方式的怀念，才使得火人节渐渐成为如今深陷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泥潭中的人们的世外桃源。

　　在火人节中，现代丰富且繁杂的市场消费被拒绝，来此的人们几乎回到了原始环境中，彻底疏离了现代消费网络所构成的便利与束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它区别于西方其他一些传统节日之处。在这里，不是消费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所建构出的社会身份或阶级地位，在这里，每个人似乎都只因为他们自身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得到称赞和注意。

　　火人节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反对强势的消费主义大潮，这一方法在西方近代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如发源于英国，由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人所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便批评机械化大生产不仅破坏了自然，也破坏了传统中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他们提倡回到中世纪的行会模式，由此来抵抗机械生产对于自然与人的异化。

　　火人节通过对消费市场的拒绝，企图打破消费主义的束缚，由此让人们重新回到更完整和人性的生活中。但这一计划伴随着火人节的著名，以及每年成千上万人的参加和宣传，而渐渐遭遇了颇为吊诡的局面，即它如今成了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消费性”狂欢节。

　　在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特·拉克劳以及齐泽克所著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一书中，齐泽克在讨论帕斯卡“信仰”和“（下跪）仪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如果将“肯定”理解为对象征秩序的接受，那“肯定”的反面并非“否定”，因为“否定”也被铭刻在象征网络中，“否定”以反面的方式证明了“肯定”的存在。因此，“肯定”和“反面”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这也正是齐泽克批评西方左翼行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即那些看似是在批判或破坏资本主义的行动，最终所产生的的实际效果却是让全球资本主义运行得更为顺畅，维持得更久。原因也便是资本主义——以及消费主义——之所以能够不停地持续运作，不仅仅只需要它自身的“肯定”行动，同时也还需要外部的“否定”行动，即对它的批评与打击等等。

　　而当我们看着今日的火人节变成全世界精英们趋之若鹜的狂欢节时，它最终所造成的结果不正是它当初所极力想逃脱的吗？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是所有此类“乌托邦”的共同悲剧命运，即它们作为消费主义世界中的“异类”本身就反过来肯定了前者的存在，甚至是某种合理性。火人节的宗旨和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规则形成了十分鲜明的二元对立，而就如德里达、齐泽克以及法国哲学家露西·伊利格瑞在其《他者女人的窥镜》中所发现的，二元对立中存在着十分严格的等级，并且被压制的一方其实始终都是强势一方的结构性补充。火人节就是《黑客帝国》中那个“独立”于母体的人类锡安基地，而按照齐泽克的分析，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为了保障母体的持续运作。

　　对于那些三百六十五天都沉浸在工作和消费主义泥泞中的精英来说，火人节就是那个暂时的休憩之地，是资本主义结构中所创造出的一个暂停点，以让劳动者获得八天的休整与“逃离”，从而能够充足电继续工作；另一方面，伴随着每一年火人节门票的热销，它也早已经在无声无息中被消费主义网罗。而覆盖在其上的那一层反消费主义的纱，又进一步地增加了它反抗和叛逆的形象，这一点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同样颇受欢迎。

　　2018年，英国著名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代表作《女孩与气球》在苏富比拍卖中上演了一场先高价拍出，后又被自动裁切成碎片的戏码。据说这一行为出自艺术家本人之手，以此来嘲笑资本对艺术的控制。但有趣的是拍卖行所做出的反应，他们宣称“作品其实变得更加珍贵了”，也是“转化”成了另一种形态。最终买家依旧接收了这幅画。当我们回头看这一事件时，原本希望以此来批判资本霸权的班克斯的行为反而成为了被毁掉画作中的一个行为艺术，不仅直接增加了它的价值和名声，也再次为十分具有“包容性”的资本和消费逻辑所收编。

　　这一现象在当下比比皆是，而在火人节期间众多艺术家和观众所创造设计的艺术作品，也伴随着火人节本身陷入资本和消费主义的大潮中而渐渐失去了其原本所希望具有的批判与自由精神。曾经所提倡的自发艺术正在被追名逐利的形式主义所取代，它成为另一个艺术展现和销售市场。

　　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中，作者认为是消费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这些逻辑包括：在商品消费面前人人平等；消费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文化上，更体现在文化含义上，消费体现个人身份；以及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作为消费产品的火人节在很大程度上便满足了许多参与者的这些目的，他们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新的社区的互助模式，或是强调对于现代公民的社会责任，甚至和反对消费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的八天临时狂欢；或是刷脸获得关注与存在；甚至直接与身份地位相联系，即并不是谁都能消费得起前往火人节的高昂费用的……消费建构新的区隔的同时也在巩固这一阶层化，当火人节被指越来越精英化时，它其实已经完成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消费产品的一个责任。

　　而面对消费主义强势的“包容性”，火人节曾经所定下的众多宗旨也渐渐为其收编，而更重要的一面是，火人节似乎对于自身的异化所知甚少，从而导致它依旧通过对于自我的个性化建构——尤其是汲取了传统的嬉皮士和艺术等特征——来维持自身的形象，但这些努力最终都成为进一步扩大和深入消费主义的垫脚石。这也便是齐泽克所说的“虚假活动”（false activity），即人们不仅为了改变而行动，也会为了不发生真正变化而行动。

　　这便是火人节所遭遇的“抵抗的困境”，反抗的行动最终不但未能实现其原初的目的，反而为其所反对的消费主义所侵占，最终成为催动其继续运作的动力。这一困境不仅仅只出现在今日，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现代主义艺术从一开始便对前者有着强烈的对抗性，无论是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运动还是德国包豪斯等现代设计观念，都具有典型的反资本主义趋势。

　　但另一方面，就如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在其研究马奈等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专著《现代生活的画像》中所指出的，马奈等画家的作品所展现的其实正是当时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形象。而当杜尚以现成品、沃霍尔以罐头作为艺术对象时，原本对于传统艺术观念、博物馆制度的批判和戏谑最终同样为其所反对的陈旧传统所收编，并且都在资本和消费的场域中被塑造成新神。火人节的命运似乎是这一漫长“抵抗的困境”的延续，原本看风景的人最终成为别人的风景，并且很多时候自身还一无所知。

　　在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与》中，他指出空间本身便具有历史性、建构性以及渗入了权力因素。因此，作为火人节举办的地点黑石沙漠（Black Rock Desert）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一个内华达州的无人之地，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8天狂欢节的举办空间；并且，曾经来此的只有少数的嬉皮士或是有志于火人节的人们，但如今前往此处的则大都是西方精英或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明星、网红与白领等……就如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在其《后现代地理学》中所指出的，在现代全球化状况下，空间的资本主义化已经彻底完成，因此对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这片沙漠之地而言，它从来就不会是“世外之地”，也不可能真的把消费主义挡在门外。正是在这一无处可躲的状况下，鲍德里亚才称我们当下生活在一个“玻璃屋子”中，无处可逃。

　　许多人把火人节称作狂欢节，在金对狂欢节的解读中，我们发现这一特殊的节日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异议性。金指出，在狂欢节中，先前存在的等级关系和官衔差别都被暂时取消，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际关系而得到了再生；狂欢节上，笑谑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笑谑是节庆的、欢乐的，它针对一切，同时也针对取笑者本人，并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不敬、歪曲和亵渎；一切话语都成了相对性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摹拟讽刺的对象，被摹拟的话语与摹拟话语交织在一起，形成多语并存现象；狂欢节是全民性的，在狂欢中，没有观众，全民都是演员，或者说，生活本身成了表演，而表演则暂时成了生活本身。然而让人怀疑的是，这种“暂时性”的狂欢对于机械复制的日常生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狂潮能带来多大的批判与改变？

　　面对“反抗的困境”，齐泽克从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的一篇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华尔街故事一则》中得到启示，提出“巴托比”。巴托比作为一个抄写员，有一天突然开始以“我宁可不……”（I would prefer not to… ）来回答别人对他的所有要求，最终死于监狱。齐泽克通过对巴托比“我宁可不……”句式的分析，指出巴托比并没有否定“谓语”，而是肯定了“否定-谓语”，巴托比并未表示“我不想这么做……”而是“我想不这么做……”。

　　在齐泽克看来，这样的肯定“否定-谓语”的策略可以摆脱“抵抗”的困境，从而能够不再成为当今霸权意识形态的补充，从而达到一个新的位置，一个在霸权以及“霸权的否定”之外的位置。这也便是巴托比的暴力性所在，它想打断社会象征秩序的力比多投资循环，从而拒绝成为其补充。火人节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它所反对的消费主义的补充，也是为其继续发展提供了“否定性”动力。只有跳出这一恶性循环，才能开始真正的批判与抵抗。

　　巴托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行动”的行动，它并非指无所作为，而是要坚定地拒绝象征秩序要求我们参与进去的强迫性劳动，不论是正面的参与，还是反面的参与，都要一并加以拒绝，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摆脱成为意识形态霸权的反面补充——表面上是反对，实际效果却是帮忙维系其合法性的行为。如今的火人节，当它在明星和网红的裹挟下，越来越成为某种风潮，成为某种酷和有趣的象征，不也正渐渐地成为消费主义的一个“反面补充”吗？并且极有可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