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理学：“宣传”和“教化”是现代教育体系的核心

　　学校的历史由来已久。例如，“学术”（academic）一词源自柏拉图创立的著名“学园”（Academy）它以一片橄榄树林的名字命名。

　　过去，学者们常常在这片树林里参加私人聚会、讲学、讨论。然而今日之学校同柏拉图的学园已无相似之处。

　　尤其是，我们的现代教育体系不仅是义务性的，而且主要由国家资助。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看，“宣传”和“教化”是现代教育体系的核心。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国家资助的义务教育可追溯至较近的年代，而且它并非“学术”发展的结果，而是18世纪和19世纪普鲁士军事国家扩张的结果。

　　普鲁士学校创办的目的是培育仁人志土，让他们投身于战争，很显然，这些学校确实实现了它们最初的目标。但是普鲁士教育体系还具有其他引人注目之处（师资培训等），因此它对其他国家也充满吸引力。

　　19世纪末，“普鲁士模式”风靡欧洲大部分地区。到19世纪中叶，美国教育家和立法者开始大张旗鼓地模仿普鲁士体系。

　　这表明公共教育体系创建之初旨在建设国家、教导公民、培养爱国热忱。在这方面，这类学校可以作为宣传的一种有利形式。

　　这一点尤其在历史和公民课程之中清晰可见，二者都倾向于强调国家事务的美好一面。美国的《效忠宣誓》（TheAmericanPledgeofallegiance）于19世纪末编撰而成，并且在1942年由国会正式通过。其进一步现固了学校的宣传功能。

　　关于学校的宣传功能，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相关数据。国家面对军事敌对、邻国的军事挑衅或武力威胁时，便会加大对国家初等教育的投资。强大的政府会把报纸和电视台等大众传媒牢牢掌握在手中。与此相似，它们也想要从国家层面掌控学校。

　　当今，掌控更多财富的政府（集权体制下的政府）往往能够比较弱的政府控制和资助更多的学校。政府对电视台也一样，但对医院却没有这种意愿。最需要给其公民灌输思想的政府事实上愿意给更多学校投资。

　　当然，从国际视角来看，如此办学实在浪费。但是至少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国家不愿意进行内部协调，以避免产生这类学校。

　　总而言之，虽然在学生的教育方式上，宣传很可能只起到最适度的作用（即便它有助于解释为何政府热衷于资助学校）。但与此同时，教育的另外一个潜在作用会更加直接地影响学生的日常生活。

　　现代职场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非自然环境。日复一日，工人们站在工厂固定的位置上，长达数小时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脑力劳动者坐在办公桌前，头上是刺眼的荧光灯，他们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关注复杂而常常又单调乏味的细节。每个人都得早早醒来，准时出现，按照吩咐办事，服从一套赏罚体系。

　　能够被驯服的动物屈指可数，原因之一是，只有很少的一些社会物种愿意成为驮兽，让人类处于主导地位。我们也是一样的，自然不愿服从于他人。他们容不得一点儿发号施令、俯首听命的现象，哪怕稍有端倪，他们也会与之抗争。

　　虽然纵观历史，许多女人在家庭中都曾有过被使唤的遭遇，但是在工业以前，大多数男入还是自由的；除了童年时期和战争之外，男人很少需要循规蹈矩地直接听命于他人。

　　了解了这一点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工业时代的学校体系是如何为我们进入现代职场做准备的。孩子们必须正襟危坐，接连数小时都不得动弹；克制冲动；专注于枯燥无味的重复性的任务；铃声一响就得从一个教室转到另一个教室；甚至连去卫生间都得事先请示（这也太过分了吧）。

　　所谓的出格不过是孩子们想做回自己的主人而已。事实上，老师奖励的只是循规蹈矩这个行为本身，而对于循规蹈矩是否于学习有帮助则并不关心，由此也成功打压了学生的创造力。

　　久而久之，学生们习惯被当众评头论足、划分等级。这种通常会持续十余年的校园生活是人类教化过程中的系统性操练。

　　管理森严、注重排名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快就能适应近代职场中的森严管理和论资排辈。该理论已经被实践证实。

　　现代的职场经理，如车间主任，一直向高层反映全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都不听从管教，除非当地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教养一反常态，极为先进。工业初期的英国出现了这等抱怨，而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中，有关呼声也愈来愈高。其主要症状为未受过教育的工人不听话，不按吩咐办事。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关于纺织厂“络纱工”的数据。络纱工需要从纺织机上移走缠满纱线年，全球不同地区络纱工的产量差距可达6倍，虽说他们基本上是在用同样的材料和机器从事同样的工作。

　　在一些地区，每一个络纱工能负责6台机器，而在其他地区，每人仅能负责一台机器。问题在于欠发达地区国家的工人拒绝负责更多的机器。

　　20世纪20年代，一位叫作莫泽的美国人来到了印度。对于印度工人明明力所能及却拒绝负责多台机器，莫泽深有感触：“很显然，他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负责更多机器，但是他们偏偏不这么做……任凭你如何威逼利诱统统无济于事。”

　　1928年，管理层试图强行给每位工人增加机器的数量，结果引发了孟买纺织工罢升工。欧洲和拉丁美洲也爆发了类似的事件。

　　未受过教育的工人的抗命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例如，上班不准时；信奉迷信，令人头疼；不愿意服从直接指令而喜欢间接暗示；当其工作内容或工作角色与同事在文化上的相对社会地位相抵触时，则拒绝执行；此次任务与先前的任务不同，拒绝执行。

　　同时，近代学校似乎也改变了学生对于公平公正的态度。虽说大多数五年级的学生都还是严格的平均主义者，并且喜欢均分东西。但是，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多数孩子会拥护精英管理精神，更愿意按照个人成就所占的比例来分配物品。

　　现在看来，上述几点可能显得粗暴且有主义的征兆，但是教化也有着温和且值得赞扬的一面：文明。让学生远离暴力，培养人们知书达理的好习惯，促进合作。例如，在法国，人们认为学校是教化“粗野”农民并把他们改造为良好公民的好办法。

　　历史学家尤金·韦伯曾经说过学校旨在“改变学生的卫生习惯、社交和家庭礼仪，以及看待和评价事物的方式。”

　　缺失教养的孩子们学习了新的礼仪：如何问候陌生人、如何敲门、如何在绅士及淑女面前做到举止得体……在学校无法触及之地，“人们行事不检点、性格暴戾、动辄发怒、容易头脑发热，人们常常陷入麻烦、争吵频频发生。

　　但是，为了达成此目的，它却不得不扼杀我们作为觅食者的习性，对我们严加训练，从而使我们顺从于现代等级制度。

　　学校还具备种种社会和经济效益。然而，学习首当其冲，成了牺牲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哀叹道：“现代教育理念尚未完全扼杀探寻事物的神圣好奇之心。真可谓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