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西煤矿史（二）

　　由于企业对成本的吝惜，工人对自身福利缺少保护力量，再加当时科学技术的落后，桃钮煤矿成立公司后，只改变了经营模式却并没有太多地改善生产方式，采煤工具也没有大改进，这样，生产效率只能靠加大劳动强度来解决。当时的煤窑，坑下没有通风照明设备，更没有安全设施。所以潮气上逼，有瓦斯，也有有毒的死水，煤尘更是笼罩煤头，坑下根本不支棚打柱。加上山主争夺地盘抢挖煤窑，到处都是窑口。不仅破坏了矿山，乱采乱掘也增大了顶板的压力，因此煤窑滚帮、冒顶、塌落事故时有发生，工人干活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服，只穿着千补百纳的烂窑衣，有的是上身光膀子，下身围破麻袋遮羞。头戴破毡帽再用麻绳将油灯壶捆扎在上面，就是唯一的坑下照明。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人身体严重遭摧残。

　　窑主给工人规定的劳动时间是下窑三头黑：天不亮下坑，一天钻在黑洞里，天黑了才准出坑，起码得干12小时以上。说这是窑神爷的旨意。因下坑要点灯，就得自己讨钱去买柜上的灯油，窑工们想少买一点油，节省些钱，结果点不到下班时间就得摸黑干活，更是危险。

　　工人们每天下窑，时常不见太阳，又因坑道低，砍（采）煤只能躺着跪着干，拉煤只好四肢着地爬着走，真如牛马一般。而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微薄。还得负担各种苛捐杂税和扣款。公司成立前窑工是季节性的，流动的，和窑主合不来便可以跳槽。公司成立后山主集成“联盟”，工资普遍低微，跳槽已成禁例。窑主给工人开资又从来没有定时，公司常以煤卖不出去为借口一拖再拖。

　　自从出现了桃钮煤矿公司，桃钮随着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说从前的雇农和地主的关系还有一层温情的家族或乡亲的面纱笼罩的话，那么现在矿工和股东及经营者就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雇佣关系。矿工大都是破产农民，流浪汉，他们可能和窑主从未相识，被招来就成了矿工，从劳动力的计量到劳动工具的损耗，都用钱买或卖。比如每吨煤炭支付工资五角五分，灯油每斤二角八分等。这和传统的用产品支付地租的自然经济起了质的变化。

　　桃钮公司对工人盘剥压榨，在险恶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使工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首先带来最大的灾难，便是严重地摧残了工人的身体。在超体力劳动营养缺乏的情况下，即便是最棒的小伙子，刚下窑一班最多能砍20拖拖煤，三个月以后便会一个个垮了下来，一班只能砍到10拖拖8拖拖的。这固然是对工人摧残的结果；但也包含着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资本家的因素。有的因疲劳过度，贫病交加，窑主便认为是没有希望。既不愿借给口粮；也不借给工资就这样逼迫工人离开矿山或被解雇出去。其次窑主残酷剥削，使工人无法生活下去，有的竟得典妻卖儿，工人中的光棍汉当时占到九成以上。

　　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这种生产关系，忽视对劳动者生存条件的重视，是早期资本集累阶段的重要特征，尤其在煤矿这种特殊的地下作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初， 1935年末，绛县县长白宝芝弟兄曾以以500（银）元在桃纽买下“宝长兴”煤窑，宝长兴掘进半月到1936年春出了煤。而且产量很大，煤质远超过桃钮公司。曾经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讧，公司在竟争中甚至采用了许多恶劣作法，如想法切断宝长兴的矿藏。断绝了宝长兴的水源；又撕毁契约不准宝长兴由公司的运煤路运煤。杨明又利用村长职权，不准桃钮牲口给宝长兴运煤。宝长兴只好由苏家庄运水来供应窑口；到南关雇车马翻山运煤。

　　直至第二年9月，两家打官司打到省里。中国人在产权意识不够明晰的时代，用地域和伦理观念来对产权进行歪缠。

　　1914年到1937年，是中国现代工商业发展的第二个黃金发展期，富家滩煤矿赶上了一个尾巴，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可惜，好景不久，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同年年底，日军占领了富家滩。富家滩煤矿不得不在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时起就随着承受的苦难出现了反抗传统。桃钮煤矿的窑工和资本家的矛盾开始就表现得很明显，而且越来越表面化，反抗不断。

　　公司加紧剥削工人，工人则以消极怠工甚至不下窑干活的手段来进行斗争。不发工资，无法生活，工人便成群结伙到公司，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工人典妻卖儿成了光棍一条的时候，也就更没有顾虑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头。用斗争的方式，工人们也多争取到一些生存的权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进犯山西，1937年9月，八路军东渡黄河来到山西扩存实力，就曾驻在当年桃钮公司办公处的龙王庙内。

　　这时山西的抗日武装也正在蓬勃壮大发展，抗日根据地到处创建。桃钮煤矿的工人们也在形势的影响下，三三两两投身抗日队伍，参加了决死队等进步组织，战斗在抗日最前线。

　　1938年1月27日，富家滩煤矿（桃钮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被日寇正式指定为“军管理山西工业第四十二工厂”，受日寇统治山西矿业的“兴中公司”管辖。并派以池田为首的20余名日寇军方人员进行接管，随即以武力迫令当地居民修复矿井；又以强制利诱的欺骗手段，从阳泉招来70余名工人。

　　日军占领富家滩，最初是占据了桃钮的龙王庙，并最后烧了龙王庙，龙王庙曾是桃钮煤矿公司的成立地。这似乎是一种象征，日帝国主义用暴力摧残了刚萌发的这一株民族资本的幼苗。

　　在日本军方的强权下，刚刚萌生的一点产权观念被摧残掉了。这是谁有枪谁说了算的年代。桃纽公司的产业只好一水漂了。

　　日寇霸占了富家滩煤矿，开始以“中日经济永久合作”为掩护进行“军管理”经营方式。富家滩南边的南关煤窑也被日本入侵者霸占，成为山西军管理第四十二工厂南关坑。

　　当时，在灵石流传着的话语说，南关有大炭大水。意思是有煤，但有水，采起来危险。当地农民农闲时也挖煤，自己使用。

　　然而，这块煤田的优质煤名声在外，日本人觊觎已久，竟然悄悄在这一带做过地质调查，山根新次对霍西煤田与汾水流域调查后，写过《山西汾河流域与沁水流域炭田调查报告》。

　　1912年，南关村一个叫李子猷的人牵头，由四家合股，搞起一座“四合窑”，“四合窑”在三十年代得到了发展。这煤窑因为是合股，已经属于新的经营模式了。采煤的规模有所扩大。1934年，南同蒲铁路线通车，南关镇设立南关车站。现代交通的发展，敏感地刺激了沿线煤炭工业生产。

　　应该说，有了铁路，煤炭外销成为可能，改变生产方式，扩大生产能力马上会实现。按步就班，南关的民族煤炭工业起步在即。

　　日本军队占领灵石后，不准当地人再挖煤。1939年，日本人强行关闭南关当地煤窑，在四合窑下面，新开井口，并开设坑口电厂，提供井下照明，及井口的电网通电。

　　南关坑的运输巷是平巷，铺设双轨道，木头煤箱，最初是骡子、马等牲畜拉运。采用的是破坏资源，和以人的的安全为代价的残柱式采煤法。后来，也使用大绞车作运输机械，加快掠夺中国煤炭，支援太平洋战争。

　　这时候的南关坑煤炭生产虽然从传统手工劳动转化为半机械，但殖民性质的管理，掠夺性的开采，破坏了生产技术带来的进步，给矿工和矿山带来的是灾难。

　　为使臭名远扬的“中日合作”表面合法，1938年8月，日寇统治山西矿业的“兴中公司”，责令“军管理”第四十二工厂的池田等与桃钮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杨明集团进行“会谈”。池田代表兴中公司声言“为共同繁荣中日资本家矿业经营，日本“友邦”愿与中国“业主”共同合办。”而杨明等采取了敬而拒之的态度，使“会谈”处于悬案，披不上合法的外衣。

　　日军为了掩盖其极露骨的“军管理”掠夺形式，于1940年3月，纠合所谓汉奸政权的临时政府发表了将“军管理”各矿山和工厂移让于临时政府的声明和由临时政府设法交给原主的通告。显然是一纸空文，日军根本不可能得到发还矿业权。

　　富家滩煤矿在日寇近八年的血腥掠夺中，虽然曾三次声言解除“军管理”，搞什么“中日合作”；但这只不过是日寇玩的花招，缓和一下外界的压力。实际上不但根本没有解除“军管理”；反而更加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暴发，加强了这种掠夺形式。

　　日寇对富家滩煤矿实行“军管理”初期，就派20余名军方人员驻扎在富家滩。并收买中国方面的流氓地痞出身的把头，手持皮鞭棍棒强迫工人劳动。与开工生产的同时，在河西也开始修筑营盘。不久又调来一支30余人的日伪混合矿警队。在矿区各个要口筑起了碉堡，以此来维护其统治和监督限制工人的活动。

　　1943年，抗日斗争更加高涨时期，富家滩煤矿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抗日救国的秘密宣传。因此，矿工的觉悟提高，抗日情绪激昂。刘振志、贾大伍、齐锁寿、柴能仁等工人成群结伙地投向抗日游击区。

　　矿上的工人团结一致，以消极怠工、制造生产故障等种种办法和敌人展开斗争。在此情况下，日寇就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军管理”掠夺形式。在原来基础上，又设立了、密探便衣。在工人中又强化了把头制，大把头下又增设了二把头和监工，实行分班治理监督劳动。

　　为了阻止工人逃跑和我地下工作人员潜入，富家滩周围筑起了三层电网，在东西山和南北出入要地，都设立了碉堡岗楼，加强了矿警队实行“强化治安”。

　　日本侵略军实行“军管理”，决定了生产效率的极端低下。1941前，全员效率一直保持在每工0.1 吨的水平上（以当时全矿实有工人353人、日产煤仅达35吨左右计算）。1941年至1942年，由于太平洋战争，日本国内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许多工业因为主要原料（煤、铁、石油等）来源断绝而倒闭。日寇为了挽救其经济危机，就大规模地在国外占领区、特别是主要工业原料地区，进行穷凶极恶的掠夺。为了达到这种罪恶目的，日冠也为富家滩煤矿引进安装一些电气和机械设备，同时，为了让矿工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也在富家滩修建了一批宿舍，这是富家滩地区最早出现的工人宿舍。

　　日军用见煤就挖和增加工人劳动强度的手段，对富家滩煤矿展开了极野蛮的掠夺。对工人进行极残酷的盘剥，故使原煤产量有所上升。以1941年3月（日军占领时期产量最高的一个月）全矿实有工人总数575人，平均日产203吨计算，每工效率达到0.353 吨。同时还开始了炼焦炭，每月可炼300吨左右。这是日军掠夺富家滩煤矿时产量最盛时期。

　　1943年8月30日，日寇为了挽救国内经济危机，加剧掠夺外国资源，下了“见煤就挖、广收残柱”的毒手。这使富家滩煤矿十余个坑口，不及一年时间塌陷了大半。工人在危及生命的生死关头，更多的人开始由消极怠工走向积极反抗。这样不但使煤产量没有上升，反而日趋下降。

　　到日寇无条件投降前，在工人增加到1700余人，机械设备亦略有增加的情况下，原煤产量最高也只能维持到1941年3月份的日产水平。

　　富家滩煤矿在日寇“军管理”初期，工人最多时有350余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日寇战争需要和挽救国内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就更加紧拉夫拉丁手段来增加工人。1942年末达到570余人，投降前夕增加到1700余人。其中除部分是在指定为“军管理”的当年从阳泉抓来外，大部分是利用招工把头从农村招来。尤其以当地和晋东南高平、阳泉、潞安（因遭严重旱灾）一带为最多。工人到矿，首先没收“身份证”以阻止逃跑，然后交给各级把头分别管理。当时富家滩仅有日寇办公兼住宿用的十余间砖房和东西山原有的二、三十间土窑洞。工人到矿没有住处，只好白天进坑挖煤黑夜出来“造房”，黑夜挖煤白天“修坑”。所谓房，只不过是就着天然山壁、河崖挖个洞，门口挂个破草帘，洞内垫起比地面高出半公尺的平台便是“炕”，没有铺盖，只好下铺草衣上盖衣头枕砖头块。

　　生活艰难而劳动强度却非常繁重，日寇统治又极其残酷。工时一般是为12小时，分日夜两班。日班白天上午六时至下午六时；夜班下午六时至次日早晨六时。并具体布置任务：回采工每天每人发给三个炮药要出三车（1.5吨）煤，掘进工每发给两个炮药要出两车（一吨）煤。如果炮不响或丢失，概不补发，但必须出够车数才准出坑。对完不成“任务”或“取巧出坑者”不予就食。由于日寇的残酷压迫，工人们恨之入骨，因此更加团结地以消极怠工不出煤来反抗，自然也就完不成“任务”。这对敌人是个很大的打击。这样日寇就又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延长工时。日班工都在早五时就强迫入坑，晚八时才准出坑；夜班在下午五时就逼进坑，次日早八时左右才准出坑。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六小时。一方面由于在坑下劳动时间过长，加之饥寒交迫，天长日久大都疲惫不堪，无力坚持上班。另一方面由于对敌人的仇恨，哪有心思为他们干活！因此更不愿上班。对此，日本人及其把头，又想出更毒辣的手段：如果发现有不上班的工人，先由二把头去“劝说”（利诱），不成就交给大把头“处理”（威胁），再不行就禁闭起来或严刑拷打以至处死勿论，“惩一儆百”。

　　工人的工资极其微薄。坑内外工人平均月工资所得，仅能购买小米五至七斗。加之物价飞涨和把头监工从中剥削，使大部分工人每月工资所得，除去扣除伙食费以外所剩无几。

　　劳动保护设备更谈不到，工人的生命安全丝毫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工伤事故不计其数。仅以1941年10月一个月统计，全矿由于各种事故就死亡150余名矿工。其中第三坑（即原文记窑）大冒顶一次就压死一百余人；其余各坑因同样事故堵塞风道，使工人得不到适当空气而窒息的每天竟平均一人。所以日军在对富家滩煤矿实行“军管理”期间，原先的自由职业者矿工成为了奴隶，囚徒，不得随意离开，只能生活在人间地狱。

　　日寇对富家滩矿近八年血腥统治的过程，也是富家滩煤矿工人自身觉悟得到提高，由甘受日寇摧残走向坚决抗日。

　　1941年，富家滩煤矿工人发动了两次大。一次是驱赶大把头王贵保手下的二把头张华，一次是围困代替张华职务的二把头赵玉芝，都取得了胜利。

　　1943年7月1日，富家滩煤矿矿山游击队成立，成为一支袭击灵石日军的力量。出没在南关、许家店、张家庄一带，展开游击战争。

　　1944年7月14日，在富家滩煤矿爆发了里应外合的工，足足和日军厮杀了一夜。增强了富家滩煤矿工人抗日救国的信心。

　　1945年，抗战胜利，第四季度，日本军队投降，并从富家滩煤及南关坑撒走。富家滩矿及南关坑的机电设备许多被日本占领军盗走。所掘出的煤田也基本被日本入侵者采完。

　　十月二十日，西北实业公司接受富家滩煤矿重新恢复三厂，当时三厂约有四百余人，二十三日煤矿草草开工，一边整修一边采煤，日产百吨。

　　“西北实业公司”是阎锡山政权实现“山西门罗主义”的重要部分，也是阎锡山政权为“造业救国”“建设西北”口号做的主要注释。是山西重要的地方工业基础。也是全国最大的实业公司，富家滩煤矿成为其第三厂，可见其倍受重视。

　　西北实业公司接受了富家滩煤矿后，复工建设了一对平峒和一个通风井，掘砌了千米大巷，铺设了轻轨，安装了两部卷扬机等设备。

　　富家滩煤矿这时只有两个生产矿井：一个是水平坑，一个是南关坑（当时叫南关分厂）。南关分厂暂不开采。

　　刚复产，水平坑日产60--70吨煤，12月份日产量增至200吨，第二年2月份日产量增至270吨，7月份日产量增至390吨。超过25年，日军入侵前一年煤矿“黄金期”的产量。

　　但是由于内战又起，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不择一切手段夺取胜利，于是，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矿井生产设备被转移到兵工厂，矿井设备也被捣毁，再加上战斗时有发生，煤炭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基本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