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行业下的50岁职场人
在职场上,50岁通常是一个被视为“知天命”的年龄,工作和生活都趋于稳定。但在一些兴衰更迭的传统行业里,一些年过50岁的中年人仍在四处奔波着。 来自重庆的李能(化名)就是这样。他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受限于当时的信息渠道,阴差阳错进入了煤矿行业工作。历经行业兴衰与多次辗转,最后因行业变故不得不远赴异乡,在50岁之后仍未安定下来。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时,他说,与整个行业大势比起来,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小的。
我是1992年从重庆农村考上大学的,报的采矿工程专业。我的家乡是重庆一个小县城的乡村,县城是能源驱动型,听父辈说那时候县城一煤厂、二煤厂收入不错,还是计划经济下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我当时接触面窄,以为采矿不一定是煤矿,也可能是金矿之类的,就凭感觉报了这个专业。
我在上大学之前,从没离开过县城。填志愿就想报远一点的大学,重庆在西南,我就选了对角线的东北,想法很单纯,就是觉得中国这么大,想要出去看看。当时中国两所重点矿业大学,我的大学是其中之一,是第二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医科大学,最后差一点点过提档线,后来学校就跟北京大学合并了,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医学部。
第二志愿的大学在辽宁,去报到时,我第一次坐火车就后悔了。当时村里没通路,我要从山上走路到县城,再从县城坐6个小时到四川达县(今达州市达川区)赶火车,全程站票34小时到北京。火车上挤得不行,我从窗子里面挤进去,一路又晕又吐。在北京,我偶遇了一个学生,也到东北上大学,他是陕西人,我俩一路同行,到了学校才发现我们是同一个班、同一个宿舍,但他根本没想过我也是学生,因为我长得黑,风尘仆仆,一路上还吐得面黄肌瘦。
大学毕业时,我们赶上了最后一年工作包分配,原则是回到生源地。重庆那时属于四川,整个四川有几大煤矿基地,包括重庆的天府煤矿。考虑到重庆离家近,天府煤矿招人时也写了在重庆市区内,我就稀里糊涂地去了。其实当时计划经济已在调整,煤矿行业不景气,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国有企业都有亏损指标,但我觉得总有好起来的时候,那时候煤炭在能源比例中能有70%以上。
我带着学校发的410元派遣费,在重庆菜园坝下了火车,那时候菜园坝还很偏。派遣单上面就写了重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区、哪个街道,只能到处问,别人说在解放碑罗汉寺有个办事处。我想去问,却坐错车到了南平,最后才问到天府煤矿在北碚,我坐车一路往那边走,越走越荒凉,最后翻越崇山峻岭,花了大半天才到达我的工作地后峰岩。
按专业分配,学采矿工程的都分到生产科,第二天我就到生产科报到,生产科在科室中是属于龙头老大、牵头部门,主要是负责规划产能,也有编制对应安全措施和作业规程,属于管理人员。矿井下的条件很复杂,我们要根据安全生产法、国标等文件,分析各种安全隐患,制定安全措施,包括具体任务怎么执行,从哪个地方开口、怎么开,放炮炸开还是用凿子开采等。
刚去的头几年,我非常后悔,发现学的东西用不上。为什么?因为天府当时用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采煤方法,人工开采或者放炮,落后全国工艺可能有50~60年,而我在大学实习时就已经在用综合机械化开采,用液压支架、用割煤机,这种方式更安全高效。所以在当地,我大学学的东西完全用不上,直到2007年前都是如此。我当时写了一封信,向一个同乡学弟反映了一下家乡煤矿的情况,让他别来。
采煤的工艺落后,也跟我国煤矿的南北差异有关系。南方多山区,地质构造复杂,和北方地质年代不同,这里灾害更严重,尤其是瓦斯灾害多。灾害一多,安全压力就大,开采成本就高,这就导致规模效益受限,云贵川、湖南都是这种情况,要在安全上投入大量精力、人力和财力。南方的煤炭如果卖400块钱一吨,可能300元都是成本。这些限制,就注定了我们现代化程度比较落后。
北方就相反,地质条件相对较好,安全成本低,能构成规模效益。煤炭行业利润不高,只有规模够大才有价值。南方井型规模小,一个所谓的“大型煤矿”产量才180万吨一年,重庆的国企再加小煤窑,产量一年可能才3000万到4000万吨,但北方一个煤矿可能就是上千万吨,这对我们冲击非常大。所以,南方要淘汰整合小煤矿,后者机械化、管理都比不上国有企业,为了安全,也为了规模效应。重庆贵州很多小煤矿都在走这条路,整合小煤窑,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天府煤矿就是当地一个大型国企,最高峰有两万人之多,有配套医院、学校、水泥厂、电厂等等,人多也热闹。但煤矿产业的周期性太强了,我到天府煤矿时,正是全国煤矿产业的低谷期。那时候计划经济正在转型,市场化模式还在摸索,企业的固定资产、工资、基础工程、系统改造等成本都要自己通过销售支撑,但是销售还没有固定路径。天府煤矿在上世纪90年代关停了好几个矿,就是因为资源枯竭和效益不好。
因为效益差、工龄短,我到天府第一个月工资才220元,那时候猪肉可能就四五元一斤。记得有一次作业规程我得了奖,请同事吃一顿火锅,奖金就全没了。我回家提起自己的工资,大家都不满意,有个老表开玩笑说:“你一个大学生怎么这么点工资,还不如回来和我们挖农田。”我们那一年去天府煤矿的本科生只有四个,有两个后来就走了。1999年,我听到一个大学同学说他当年分配到北方的煤矿,刚去就是每月1000元的工资,让我感觉到了差距。
那几年我很后悔,当时信息也不发达、就业面窄,我找不到更好的地方。我也去人才市场看过,发现隧道、营销、商务都需要相关经历。甚至有一次,我看到招聘广告去竞聘,结果人家让我去卖公墓,现在回想起来很像。我也想考过中南大学研究生,但觉得记不住那么多知识点,就没下狠心去考。1999年和2001年,还考过两次公务员,两次笔试都是第一,但面试没过。
2003年,因为收入低,我开始在外面做一点兼职,有个同事帮着外面单位给小煤矿设计一些技术资料,这些原来委托的是地质测量专业的人在做,他让我帮忙做,我就周末去兼职,一个月能有2000元。为了这个兼职,我买了一台3000元的方正电脑,用的都是按揭。因为工作任务有截止日期,我就经常熬夜,加之有时候为了应酬得喝酒,结果2004年体检中发现自己得了乙肝。住院期间,病房有一个开采砂场的生意人,孩子在国外留学,他说一年要花40万元,我对这个数字印象尤其深刻。
日子是从2004年后好起来的。2004年后,煤矿行业迎来了黄金期,天府煤矿有了固定销量,并且往外省输出。我们在地下的矿主采煤层是焦煤,1000多元一吨,完全不愁卖,能卖到上海。辉煌时期我们也去了其他省市建煤矿,市政府也支持,在新疆、贵州都有合作开煤。那时候,我们的工资开始比公务员高了。
后来,有个机会找来,我想调去另外一个正在建矿的国企,有同学在那边,调条都开好了,但矿领导因为缺人不放,觉得技术员辞职对国企来说算是人员流失,我一气之下就辞职了。那时候我刚买了房,首付几乎全是借的,凑了12万元。为了还贷,我只有去兼职单位做了技术负责人,大概一个月5000元左右,同时也给小煤矿做一些瓦斯鉴定、安全评估工作。这当中,我家附近一家中介机构需要人做资料,那时候很多老矿在扩大产量,申请新证照需要相应的技术资料,我就去了,工资从每月5000元慢慢涨到1万元,那还是2005年。在这些机构我还是有一定优势,是全日制本科毕业,又来自大国企,所以老板很重视,最后挽留我的时候甚至说,可以把车拿给我开。
私企工作节奏比国企快得多,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生活,上班时间长,出差也多,每天6点一刻就起床,吃完饭到客运站坐车到高新区8点半上班。下午5点下班,到家经常继续工作到凌晨。这些辛苦换来的是我房贷、装修款、借款在4年里都还完了。
我出去那几年,煤矿行情很好。2004~2012年是煤矿行业的黄金期,天府煤矿的煤炭做焦煤,诸如重庆钢铁厂等很多行业都需要。当时我在外面私企干久了,感觉有点累,慢慢地还是想要稳定的工作,加上朋友也劝我回去,我就回去了。考虑的还是私企不稳定,不知道哪天就没了。我在私企干活时就没有五险一金,社保都是自己买的,我离职之后,那个私企已经换了好几拨人。行业更迭就是这样,这个行业没落会牵连很多公司和单位,跟随着一起没落。
2011年我回到天府煤矿后,很快赶上了煤矿黄金期下行。从2015年起,行业开始去库存,天府煤矿压缩产能,连续关停一些矿,仅2017年就关了3个。我后来回归的那个矿,2007年投产,到2015年还在建设,资金有保障,三家股东每月都有投资计划,但因去库存,从2015年一直停到2019年封矿。那一年,整个天府煤矿只剩下两个矿。
其实从2018年开始,煤矿业的行情又好了起来,市场需求量很大,2016年压缩产能关停的一些煤矿逐渐在恢复和升级,加大了机械化投入。不过这个过程很长,可能刚开始生产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黄金期的市场行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重庆发生了严重的松藻煤矿事故。2020年9月,松藻煤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6人死亡、42人受伤,有37名公职人员被追责。
这个事情也影响到了我们。事故之后,重庆所有煤矿停了,要求排查所有隐患。当年12月,重庆永川煤矿也出了事故,于是重庆整个煤炭行业被要求关停整顿。虽然是又进入了一个黄金期,但也不得不放弃。
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行业似乎快没有了,从管理层到员工,所有人都在东奔西跑,有的被调到贵州,有的买断工龄、拿到一笔钱后去外省打工。年轻人压力尤其大,他们有房贷、车贷。我之前那个矿上的年轻人,都往外面走了。集团也找到了我们这些老员工谈话,让我们调去贵州,相当于降薪调岗。集团在贵州就三个矿,选择空间很小,整体效益也一般。我现在就辗转到贵州的煤矿工作,每周能回家一次。
有同学邀请过我,让我到内蒙古的小煤矿去工作。我仔细想了想,我离退休也就只有5年了,现在辞职相当于工龄全没了,心理上过不去,也没有政策能提前退休。并且,北方的煤矿机械化程度高、规模大,南方整体差了一个档次,管理模式也不一样,我过去了也要有一个熟练掌握的过程。内蒙古那边也是私企,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肯定不如国企,要满足老板对产量、效率的诉求,而管理人员的责任是很大的,出了事会罚款甚至判刑。国企的制度措施都会更加严格,事故风险小很多,加上离家远这些因素,所以我就没有考虑了。
我妻子倒是经常劝我,让我跳出国企、往外面走,但是现在出去可以做什么?我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不能保证就比现在好。身边也有同事出去了,在外面找新公司,但如意的很少。跟他们吃饭时听说,现在企业拖欠工资的也相当多,可能就开始一两个月兑现,一旦效益不好,说好的年薪就兑现不了,于是只有再跳槽。
能源行业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市场需求不稳定,起伏很大,有兴旺衰败的更迭过程。与整个行业大势比起来的话,个人的力量真的是很微小的。我自己倒是没有什么不甘心的,个人没什么野心,换个说法也是踏实。每个人的个性有自己的局限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我自我评价尽力了,主要还是顾虑家人和孩子。只是到了一定年龄,再加行业的特殊性,也没有闯劲去外地了。
等孩子上了大学,我希望他不要从事我这种性质的行业,周期性太强,有时候很恼火。希望他今后从事医生、老师、军人这些比较稳定的工作,不必赚大钱,到处奔波可能一场空,但一定要头脑清醒。当年我填志愿时就是信息太少,也没有认真思考,只知道一些煤矿人反馈是效益不错,现在的生活想想也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年轻人面临的世界不一样,变化更大,信息更新更快,希望他能跟上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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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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