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井》下的矿工：“我们就是两片石头夹的一块肉”

　　“我觉得电影不可能改变什么，这是不现实的，但是电影可以引起人的一些思考。这些人和事，逼着我一定要做这样的电影。”

　　2003年，李杨43岁，他的作《盲井》在柏林电影节拿下了银熊奖，一战成名。15年过去了，李杨58岁，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第三部电影——2018年2月2日，电影《盲·道》公映。

　　李杨的盲系列三部曲，前两部，赢得了很高的口碑。在一家中国的电影评价网站上，讲述矿工故事的《盲井》，讲述被拐女性命运的《盲山》，这两部电影都在8分以上。在同一家网站上，盲系列三部曲 的最后一部《盲·道》，却只有区区5分，不少观众在评论里留下失望的字眼。此外，《盲·道》还遇到了电影院里极低的排片和票房。

　　李杨：《盲井》关心的男人，《盲山》关心的女人，《盲·道》关心的孩子。盲系列三部曲我做了，我这样不会再纠结下去了，我觉得我对得起这些人了，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时代，这就够了。

　　《盲·道》讲述的，是流浪儿童的故事。盲人小女孩被犯罪团伙控制，和其他流浪的孩子一起，在街头乞讨。《盲·道》公映后，遇到了种种的不顺利。导演李杨却说，自己心愿已了。他说，只要公映了，有人因为这个故事，关注这些群体所呈现的问题，这本身就是胜利。

　　《盲·道》从最初的筹备到如今的上映，已经过去了13年。早在2005年，李杨看到《南方都市报》上的一个关于砍手党报道。从此在各地寻找和了解流浪儿童。一年后，李杨写出剧本《盲流》，却没有拿到拍摄许可证。阴错阳差，兜兜转转许多年，李杨再下决心，推翻重写剧本，抵押了房产自己投资，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之后，在他快要60岁的时候，电影终于公映，就是眼前的这一部《盲·道》。

　　李杨：对那些流浪儿童来说，那些“老大”是比他父母还要亲近的人，他们在街上流浪，一个盒饭就可能就感激涕零，这些孩子是复杂的，他也知道这些坏人利用他们，但是他们的成长经历就是在不停地犯罪，进监狱，出去老大给他们接风，带他们去卡拉OK，给他们钱。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和社会整个是背离的。

　　2008年民政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曾经提到：根据有关部门抽样调查，目前我国实际处于街头生活状态的流浪未成年人数量，约在100万到150万人之间。 2011年底，《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呼吁接送流浪孩子回家，文章写道：在超过两亿的少年儿童群体中，这群数量在100万到150万之间的特殊孩子，只是微小部分，但他们的存在，却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心头之痛。文章还说：流浪儿童是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是否健全，不只在它拥有多少高楼大厦，创造了多少经济奇迹，也不仅在于它的精英人群生活得多么风光多么国际化，更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最无助的人群。

　　李杨：贵州的一个垃圾站，周围生活了很多依靠垃圾生活的人，我去采访那些孩子。有一对夫妇搭了两个小棚子，就在垃圾场旁边，臭气熏天。垃圾已经被环卫工人或者捡垃圾的捡了一遍了，他们就在里头再去捡那个渣渣，靠卖这个为生。

　　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我对她说，你看你生活这样子了，怎么会要这么多孩子呢，她说没有啊，只有这个老大是我的，其他全是在垃圾场捡的，刨出一个包袱来，以为是什么金银财宝，打开一看是个孩子，各种病。这俩夫妇就用不多的钱，一点点给孩子洗洗干净，去医院看病，居然把这几个孩子都救活了。当然她捡了无数个，可能有的死了，只要是有口气的，她就救活了。那个妈妈就说，我们的孩子特别顽强，从来不生病，但是他们的手都是黑的，全是在垃圾场，孩子所有捡的东西在那吃。当时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你是北京来的，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孩子上上户口，让他们上上学，我的泪就下来了。她没有要钱，她希望孩子有好的将来。

　　李杨对我们说，《盲·道》里面，有那些当年采访过的流浪儿童的影子。他写这些人的时候，内心的感动，远远超过任何时尚光鲜的人物。

　　李杨：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一直在我心里，我觉得一定要帮他们做一点事情，要不然就没有意义，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些孩子也是中国的未来。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我能做的就是用电影这种形式来帮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

　　时间在走，李杨却好像停在了某个地方。他一直在用同一种方式，播种，耕耘，期待，和收获。每次拍电影，他都要做长期大量的采访，都是自编自导，而且，不得不自己投资。15年来，他仅仅拍过三部电影，又被称为底层三部曲。镜头对准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人，都是弱者。今天的《盲·道》，了却的是李杨在心里给流浪儿童的一份许诺。

　　沿着记忆，逆流而上；11年前的另一部电影，李杨在替另一群人呐喊呼吁。2007年，李杨48岁，他导演的第二部作品《盲山》在内地的一些城市公映了。电影讲述的，是被拐女性的故事。一位女大学生被人贩子骗到山区，卖给当地人，做所谓的妻子。一次次逃跑，一次次失败。终于等到了解救，却仍然得不到解脱。这部电影拍摄之前，李杨专程到成都的金堂、中江，花了两个多月时间，采访已经获得解救的被拐女性。在电影当中，李杨自己客串了人贩子的角色。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份公开的政府文件当中提到，当时拐卖人口的犯罪已经出现在全国二十几个省区。电影《盲山》拍摄于2006年，拍摄地，是中国西北的一个山村，村裡就有被拐卖来的女性。电影里有很多非职业演员，大多是当地农民。对于拐卖女性，他们司空见惯。

　　有一个让李杨格外欣慰的故事，一位打工妹，从家乡带著姐妹们到广东去打工，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姐妹们看一遍《盲山》，告诉她们被拐卖的后果，让她们倍加小心。

　　李杨：因为你用电影这种形式可以引起一些人的思考，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性的思考。她会改变自己的某些想法，出来打工的女孩子看了《盲山》之后，避免了她们自己悲惨的遭遇。我觉得这个比票房重要得多。

　　15年前，一个冬天。李杨借钱做完了作的后期，借钱做了字幕，借钱买了机票。为了省钱不托运，他扛著一大卷电影海报，扛著一身的欠债，来到柏林，他的第二故乡。

　　从上世纪80年始，李杨在德国生活了14年。他学习，打工，跑龙套，他有一个不醒的电影梦。很多届的柏林电影节，他都在现场当义工。为了看一眼颁奖典礼的众星闪耀，有一次，他用捡来的请柬封套，冒充嘉宾，骗过保安，端起香槟，混进会场……

　　2003年2月16日，李杨，正式受邀参加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最终赢得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随后，他又收获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国际电影的奖项。这一切，因为电影《盲井》，李杨的第一部电影。

　　电影《盲井》改编自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故事里两个凶手发财的手段很特殊--他们会物色一个老实农民，把对方认作亲人，带到煤矿做工，伪造矿难杀人，然后，再找矿主私了要钱。这个看似离奇的故事，源于真实案件。李杨被小说深深打动了，他走遍中国北方各省的二十几个大小煤矿，访问矿工和矿主，挑选拍摄场景。他曾经被误以为是暗访的记者，造成山西某县全县的煤矿停工一天，他被矿主们开著大车小车，带著冷兵器热兵器围追堵截，最后被礼送出境。

　　剧组冒险在一个私人小煤窑的井下拍摄，他们离开那里几个小时之后，就发生了塌方，几个工人当场殒命。剧本里的故事，真真切切的，发生在了李杨的身边。

　　李杨：我采访过一个矿工，他为了省钱和省时间多赚钱他一年从井下上来大概不会超过4次。因为你从底下爬上来花一两个小时，再走下去一两个小时。他对我说，我们就是两片石头夹的一块肉，他们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生命，而是一片肉。

　　李杨：这三个电影里头，所有的情节都是来源于生活。我所做的美化只是把不那么悲惨的东西放在这，现实生活中远远超过我们做编剧的、做创作的想象。

　　李杨：看到了，要说出来。彻底解决视而不见的事不太可能，因为人性本身是趋利避害的，不管在哪个社会。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形成一个主流的价值，去管闲事，不视而不见的话，我去管闲事没有代价的话，我相信很多善良的人都会去管所谓的闲事。

　　帮人是有代价的，就像我做这样的电影也是有代价的，我的代价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影，花了三年多时间上了电影院，最后的结果是，你亏了钱，亏几百万，而且三年都没有去赚钱。

　　社会的进步需要不断地有人提出问题， 比如说看了《盲·道》以后，我相信很多人见到盲童，最少可以拍个照片，发个图片，报个警，间接可能就会帮了这些孩子。哪怕解救一个孩子，帮助一个孩子，我觉得都好，要说小目标，这是我的小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