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国家危难之际兴起的近代矿业

　　唐山煤炭工业因北京和天津的、经济需要而兴起。近代煤炭工业是与大机器生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研究唐山煤炭生产的兴起不能不从清末洋务运动和新式工业发展谈起。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对内慑于人民力量的日益强大，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一部分新的买办官僚提出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政策，大力鼓吹洋务运动。一方面，向西方购买洋枪洋炮，同时兴起近代军用工业。

　　开始，这些军用工业主要在上海、南京、福州等地，如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等就是这种官办军事工业的代表。

　　后来，清政府怕江南兴起的新式工业导致湘、淮等地方军阀势力的过分膨胀，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便考虑在近处京畿的天津发展新式生产，以便“捍卫京师”“防患固本”。1867年，设天津机械局，1870年改称天津机械局，1895年后，又改称北洋机械局。主要生产各种，也制造，并兼修兵船。与此同时，清政府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督办北洋水师。

　　另一方面，由于天津港口的对外开放，外国轮船又不断进出天津港口。到1868年，到达天津的外国船只达299只，其中轮船即达139艘，将近半数。

　　与此同时，国内的轮船事业也在发展。19世纪60年代，由于国外轮船在沿海贸易，使我国旧式沙船航运被排挤。

　　原来，全国有3000多只沙船，这时只剩四五百只。以往，北京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向来靠漕运供给粮米物资，沙船的大量损坏和停运立即威胁着北京的生存。

　　于是，李鸿章等又筹办轮船招商局，并在天津设分局，解决漕运困难，同时也为航运贸易攫取厚利。工业和轮船航运都需要有大量优质煤炭做动力。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1864年就曾指出：“中国沿海的外国轮船每年消耗煤炭达四十万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81页开始，中外轮船和洋务派的新式产业用煤主要靠进口。中外关系一旦紧张，洋煤禁运，洋务派的各项工业和轮船航运便有立即废止坐困的可能。因此，不能不大力着眼于开发国内的煤炭资源。

　　1875年，基隆煤矿开始筹建，并很快收到成效，遂引起各地兴办煤矿的热潮。但这对京津地区来说，仍是远水难解近渴。在此以前，京津地区虽然早有土法采煤，但产量很低，而且成本昂贵。比如，1866年京西斋堂煤矿每吨采掘成本虽仅2.5两银，但用牛车辗转运至天津每吨即以12两银子的价格出售

　　。因此，负责举办天津工业的买办和官员，不得不考虑在天津左近兴起新式采煤工业和用现代化交通工具进行运输。这时，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发现唐山地区煤质优良，一再向李鸿章提出开采建议。

　　同时，清政府由于经济困难，亦想通过发展民用工业获取利润，以补充军事工业开支。京津的买办和官僚，也想把宦囊中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以谋取超额利润。唐山煤炭生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发展的。可见，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是由于北京清政权的、军事需要，天津军事工业和轮船航运又引起唐山地区煤炭的开发。京、津、唐之间，一开始就把彼此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唐山煤炭情况的勘测是从光绪二年1876年开始的。这年九月，李鸿章派唐廷枢偕英国矿师马立师到唐山地区勘测煤炭储藏情况和未来运煤的线路。唐廷枢等从天津出发，经塘沽、北塘、芦台、王兰庄至开平，从九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进行实地勘测。勘查结果十分满意。他们带回煤、铁样品，经化验其成分接近英国中上等煤铁成色。

　　当时计划是煤铁同时开采。唐廷枢就勘查情况做了一个详细的报告，不仅指出开平煤矿未来的发展前景，详细分析了成本、价格、劳动力、市场等情况，而且注意到煤矿开发后的运输问题。

　　因为，运输直接关系到煤炭的顺利生产和成本。此前，基隆煤矿就是因为运输困难而限制了生产能力。对现代工业比较熟悉的唐廷枢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

　　他指出，开平煤土法开采成本2.7两银子，用牛车运至芦台，再用小船运至天津，仅运费就需2.9两，加上税银、下力钱等，每吨总成本达6.4两之多。即使仿照西方用机械采煤，每吨可省价1.7两，整个成本仍达4.7两。加上利润，售价更高。这种价格只能在天津附近售出，不能与洋煤竞争，更不可能获取厚利。

　　因此，唐廷枢建议用机械动力代替畜力运煤，从开平到芦台修一条铁路，然后再用船运至天津。当时按计划投资白银80万两，其中半数购买机器，半数作为修建铁路的费用。李鸿章很快同意了这个计划。正当开平煤矿积极筹办之时，却遭到清政府中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和干涉。

　　当时，礼部一批老朽的封建官吏给慈禧太后写了一道本章，说唐山的山脉与东陵相连，开挖煤矿会惊动山陵，搅扰祖先，破坏风水，不利清廷万年基业。

　　慈禧阅本后，立即勒令李鸿章查明此事。李鸿章本是开平矿的积极主持者，至此也只好故作姿态，派唐廷枢查看唐山和遵化山脉情况。唐廷枢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胡诌了一派山川理论，说什么遵化山陵系由长白山而来，唐山诸脉自成体系，与东陵并无联系。

　　礼部和慈禧本来就是对地理知识一窍不通的老朽之徒，这番话也就瞒过了他们的耳目，只好罢休。从这件事不仅看出清政府的极端腐朽，也说明唐山工业的进退都受到北京的直接影响和制约。经过这番斗争，开平矿才继续筹办。

　　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拟定招商章程，正式建立，次年夏季向国外订购各种机器，并在唐山南麓的乔屯买地造房，十月开钻。1879年2月第一号矿井凿掘工程开始；3月又凿第二号矿井。

　　当时估计1881年初即可全面投产，这样，煤炭外运问题迫在眉睫。由于开平创建初期投资并不理想，原计划修到芦台的铁路不得不先缩短。

　　于是，首先从唐山到胥各庄修建了一段小铁路。1880年，唐胥铁路建成，长7.5公里。这时，清廷一部分保守势力又横加干涉，说是怕火车的轰鸣惊动东陵祖先，视机车为怪物，所以只好先用马匹来拉火车车厢。

　　1881年6月后才开始用机车牵引。有人认为唐胥铁路是我国第一条自造的用于生产的铁路。这是不确切的。早在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三日唐廷枢《开平煤矿条陈》上海景易书局：《开平矿务局创办章程案据汇编》中就谈道：

　　“台北矿务局煤井未开，铁路先已筑成，开平若能仿照台北筑作马拉小铁路一条，非但煤铁容易运出，即熔铁锅炉、拉铁机器等重物均无难运进矣。”

　　由此可以证明，台北铁路是在唐胥铁路之前，唐胥铁路是参照台北铁路修建的。据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称：“基隆煤矿的钻探工作开始于一八七六年五月，到十二月便进行开凿直井的工程。

　　同时，又修建从煤井到海岸的轻便轨道，便于输送煤炭。”据此，基隆矿早在1876年12月就已有了轻便铁路。

　　再以唐廷枢《条陈》印证，这条小铁路最初也是马拉的。由此说明，唐胥铁路比台北铁路起码晚3年多，只是最早使用机车牵引是从唐胥铁路开始。

　　在唐胥铁路修建的同时，开平矿从1880年秋开挖35公里的河道至芦台，并浚修从芦台到天津的原有河道。

　　1881年初，开平矿全面投产，日产300吨左右；1882年日产达500吨；1883年超过900吨；到1884年7月以后，日产长期维持在900吨以上；到1894年，开平煤日产已达2000吨。1892年，唐廷枢去世，由张翼接任开平总办。在此后的年中，开平基本维持了原来的生产能力。当时，开平不仅是北方第一大煤矿，在全国来说，由于基隆煤矿的衰落，也逐渐占据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

　　从开平煤矿的创办看京、津、唐之间的关系。开平煤矿不仅因京、津的、经济需要而创办，而且在开发过程中仍以京、津为后盾。首先，从经办人来看，是以京、津的官僚、买办为主要支柱。

　　众所周知，李鸿章是开平矿的直接主持者，开平煤矿是洋务派官僚，特别是北洋军阀中的官僚买办直接控制的。

　　具体经营开平矿的主要负责人唐廷枢又是李鸿章的亲信。唐廷枢曾受李鸿章的委托做轮船招商局的总办，19世纪70年代因招商局内部矛盾调往北方专门主持开平煤矿。唐廷枢和徐润是开平矿的主要投资人。唐廷枢之侄唐绍仪曾在一则声明中提到，唐氏家族拥有最大数量的开平股份15万两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203页注.在早期投资中，还有不少是京、津在职官吏的投资。

　　1880年，开平矿因开挖运煤河经费不继之时，还曾通过李鸿章的关系从天津机器局和海防支应局借银3万两。这在开平全部支出资金中虽然是个很小的数字，但它说明开平与北京洋务官吏和天津军事工业的关系。

　　开平煤生产后要供天津机器局优先使用，其余在津出售或转运别口销售。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开平煤的主要销售地是天津。开平煤从天津输往外地的数量一般占其总产量的20%左右，最高数量的1897年也不过35.9%.其余煤炭销往何处？自然是京、津和河北等地。也就是说，京、津及河北北部售量可占总产量的80%.开平建立以前，华北地区主要靠进口日本煤，自开平煤投入市场后，因煤质优良，价格低廉，日煤进口量立即下降。

　　1880年，天津进口洋煤实即日本煤19409吨；1881年为17445吨。1882年，开平煤投入市场，洋煤进口立即降为5416吨，3年后降到566吨，到19世纪80年代末，天津便不再有洋煤进口了。开平煤虽然不能改变全国大量进口洋煤的现状，但对在华北市场上夺取优势却起了重作用。这对天津工业发展和整个京津地区近代工业和经济实力的加强显然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在开平煤矿之前，京西土法采煤曾部分供应天津，当开平煤矿创建之后，唐山煤便反过来大量供应北京了。如开平、启新的大股东卢木斋在1896年至1900年任丰润知县时，曾提出要修建从北京到东陵、遵化、玉田、丰润的铁路的建议，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便于从唐山向北京运煤。他说，假如修成这条铁路，不再转道塘沽、天津向北京输煤，而直接由唐山输京师，每年可省运脚10余万两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由此可见，北京使用唐煤的数量已颇为可观。

　　以往，北京虽然早在元代就有煤炭开发，但由于京西土法开采数量有限，直至明、清之际仍然主要供应宫廷。

　　民间燃料仍多用木炭柴草。随着北京人口的急剧增长，周围林木砍伐日益严重，居民燃料仍十分紧张。唐山煤炭大量供应北京，不仅解决了北京燃料之急，对于改善居民燃料构成和保护山林也起到一定作用。

　　天津还是唐山工业技术力量的供给地。开平矿早期技术工部分是从天津机械局等单位调去的。至于经营管理，更是以天津为基地。

　　开平矿务局的办公地点就在天津。不仅开平如此，以后唐山所建的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等，也都是在天津办公。这不仅因为天津是唐山工业产品的主要运销之地，而且因为唐山企业的主要经营人和大股东与天津的外国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天津交通便利，又与北京联系近便。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唐山工业与京、津之间关系何等密切。

　　唐山从它一开始发展就是作为天津、北京的动力供给之地而出现的。唐山只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分支，天津是唐山工业的橱窗，北京则是津、唐工业的重要资金供给地和后台。第四，京津形势的动荡与唐山煤炭工业的曲折发展。唐山煤矿企业因清政府的军事、经济需要而产生，其生产经营常受到各种势力变化的影响，因而产生十分复杂的情形，使唐山工业不能不在十分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这种情形大体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

　　开平的创办人唐廷枢虽身为买办，并与李鸿章关系极为密切，但从办企业来说，还是相当有事业心的，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比较精通得法。

　　而接任开平总办的张翼则完全是一个腐朽的官僚。但由于他本身是拥有3000个股份的大股东，又与清政府中的重要势力关系颇深，在唐廷枢死后便总揽了开平的一切大权。从此，开平矿虽维持了较好的生产状况，但矿局办事机构中的衙门作风也大大增长了。

　　这便为此后开平被帝国主义骗占埋下了祸根。19世纪末，正是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强，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的时期，这种动荡直接影响到开平的发展。如上所述，开平煤矿的创办和煤炭的顺利生产，对洋煤，夺回华北市场起了重要作用，这自然引起帝国主义的不满。所以，帝国主义早就窥视着开平，寻找夺取这个重要企业的时机。这个时机终于到来了。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开平矿在天津的办事机构和产业受到严重的破坏与威胁。这时，开平总办张翼慑于帝国主义的器张气焰，想依靠帝国主义的庇护保护自己的产业。

　　开始，张翼对这件事也有些犹疑，后来，墨林公司声称替开平还清对外欠款，新公司股金100万镑，其中中国股东得37.5万镑，其余62.5万镑由英商招募。此外，还答应给张翼本人许多好处，除保持他原来的3000旧股外，还给他新股7.5万镑。

　　这样一来，利令智昏的张翼便不顾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私自签了字。实际上，后来英国人只拿出现款5万镑，便将开平骗占了。的清政府直到1902年才发现这件事。当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由于要保护清政府的利益，同时也因与张翼有私人矛盾，对此事表示极大不满，责令张翼收回开平，并派周学熙办理交涉。但张翼与英商狼狈为奸，僵持多时毫无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周学熙建议开发唐山周围的新矿，以制开平。1907年，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后称滦州矿务公司成立，资产200万两，其中，北洋官股80万两，其余商股由周学熙和盐商及各县知事等分担。开工后，出煤顺利，销路很好。

　　周学熙又想借用官款，由大清银行发行债券，赎回开平权益。当时，醇亲王摄政，由于听张翼谗言不准所请。

　　这时，英商已从开平获得大量利润，认为老矿储量开采将尽，也打算把开平卖掉，获一大笔现款，时机是比较好的。但由于滦矿得不到清政府任何支援，自己又无力独自承担巨额赎金，致使“赎开”计划功败垂成。此后，英人一方面用跌价办法排挤滦矿，同时又控制秦皇岛和天津两个输煤港口，使滦矿长期赔累。滦矿的股东们本来就是为获取厚利才投资，在此情况下，便提出与开平合并的主张。英国人正想借此吃掉滦矿，1912年两矿合并，成立滦州矿务局，滦矿终于被吞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