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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首季报·问道丨18.3%:高增长映衬经济强劲复苏图景

周子勋

制图:曹阳 中一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18.3%的增速是1992年有季度GDP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反映出我国经济快速恢复、稳定增长的现状,彰显出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蓬勃活力。

理性看待首季18.3%增长

今年情况特殊,受去年同期基数低的影响,今年一季度经济出现两位数增长乃意料之中。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GDP、投资、消费、出口、服务业、工业增加值都出现两位数高增长,说明我国经济走出疫情困境的强劲增长态势。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认为,经济快速复苏与我国市场活力不断增强有关,去年在受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仍较快增长,创新创业热情不减,带动了经济的快速恢复。此外,说明支持政策得当。去年出台了一系列宏观和救援政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货币信贷环境,有力支持了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帮助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复工。

“复苏景气在政策持续发力的作用下传递到中小企业。”刘元春分析说,2月和3月中型企业和小企业的PMI指数首次在13个月负增长之后提升到50的荣枯线之上,达到51.6%和50.4%,这标志着整个市场活力已经全面启动。

当然,观察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要全面、客观、冷静。刘元春表示,虽然GDP同比增速为18.3%,但是环比增速仅为0.6%,两年平均增速仅为5%,没有达到通常预期的环比增速1.8%左右和两年平均增速6%左右的常态增速。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仅为2.9%,消费两年平均增速仅为4.2%,说明消费端在供给端基本常态的情况下离常态化还有一定距离。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也指出,要清晰地看到较高的两位数增速主要源于相对领先的复苏进程和低基数下的修复。相较于2019年一季度增长6.3%,两年平均增长率为5.0%,低于经济潜在增长率。如果剔除去年基数的影响,当前经济增长水平已基本恢复至2019年四季度的增长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汤铎铎表示,从一季度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坚实,比如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外贸结构有所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热度不减。但是经济恢复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关注,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制造业投资。虽然工业和制造业产值都有可喜的增长,但是其投资增速却滞后于其他需求。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小广也认为,与供给端强劲恢复相对应,当前消费相对不足。“加强需求侧管理,通过改革激发消费增长潜力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防止经济恢复后再次面临下行压力的关键。”王小广说,消费持续回升才能保持经济恢复的成果,使经济运行供求协调、质量提升,处于更高水平的平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则表示,要高度关注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就业。虽然当前就业状况有所恢复,但是从调研的情况看,一些重点人群的就业仍存在问题,尤其是制造业用工问题突出。二是工业品的出厂价格。随着国内外经济恢复和需求增加,近期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过高、速度过快,已在一定范围内引发通胀预期。三是收入。尽管城乡居民收入都在增加,但是农村居民收入始终滞后于城市居民,一些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的收入水平都还有待继续提高。

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孙学工表示,由于今年各季度基数相差较大,季度同比增长率将出现较大波动,但这不应被视为大起大落。今年要更多从环比角度观察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要确保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一是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今年重点是尽快实现全民免疫,建立起坚强的屏障,使经济社会生活完全恢复正常。二是要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力度与节奏,在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根据外需等的变化情况,在季度间灵活调整,削峰填谷,平滑增长曲线。三是短期调控与中长期政策、改革更加紧密结合,加快培育新动能,释放发展潜力。”孙学工指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认为,避免经济增速大起大落,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挥逆周期调节的作用,积极在引导中小企业恢复经营方面精准施策,也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下功夫,引导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引导经济运行持续健康发展。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则表示,财政政策应着重于优化及精准施策,减税政策也要注重于提质升级,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一方面,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并释放积极预期;另一方面,统筹财政资源,通过实施减税政策提质升级,有效控制政府债务风险并保障适度的支出强度等多项积极财政政策措施,以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避免大的起落。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可期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除基数因素外,有制度性因素和短期因素,如供给面的就地过年,需求面的外贸强劲增长等,这些因素减弱将会导致经济相应减速。但孙学工认为,总体来看,我国未来一个时期仍有条件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教育、卫生、退休等制度改革将提升我国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加快推进城市化、共同富裕将进一步为扩大内需奠定坚实基础,“一带一路”建设和高水平自贸协定将有助于稳定外需。综合以上因素,“十四五”时期,我国增长潜力仍可达到5%以上。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周兵也认为,尽管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但是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可期。

刘向东表示,当前,经济快速恢复有周期性因素,特别是疫后的低基数影响,但结构性因素仍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要促使经济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在合理区间,有必要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更多的改革开放红利,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的动力机制转到创新上来,逐步形成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内生机制。与此同时,要切实把国内居民的消费潜力激发出来,通过锻长板补短板推动扩大有效投资,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而使经济增速在较长时期内达到潜在产出附近,增强经济增长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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