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携手各国共建发展战略对接型“社区”
王进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七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各方热情参与和全力支持下，“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毋庸置疑，战胜疫情，克服危机，必须同舟共济、团结合作，“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有责任也有义务作出表率，要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推进互联互通，开展创新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笔者认为，未来“一带一路”研究不能只是政策分析或政策解读，而要打造好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即其概念内涵及衡量指标是什么。虽然，学界已产生众多且有价值的相关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却找不到能够为多数人接受的学理化定义。因此，我们必须及时对“一带一路”倡议作出令人信服且经得起历史与实践检验的概念界定，以有效防止地缘政治概念的肆意曲解、刻意误导甚至是有意丑化。
习近平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该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就实践而言，2013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扎实推进，取得明显成效，一批具有标志性的早期成果开始显现，参与各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不断增强。七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体现出发展战略上的“对接性”，地域空间上的“共在性”，人际关系上的“连通性”，实践效应上的“协同性”等鲜明特征。
不言而喻，共建“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一个共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即“社区”的倡议。这个“社区”可大可小，诸如“六廊”，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包括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诸如“多港”，包括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这个“社区”可实可虚，诸如“六路”，包括公路、铁路、航运、航空、管道以及空间综合信息网络。这个“社区”可近可远，诸如“多国”，已有100多个国家与我国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既有周边邻国，也有其他各大洲国家。这个“社区”也可感知、可参与、可共情，是一个共解问题、共化矛盾、共担风险、共迎挑战以及互利共赢的温馨家园。
作为一个共建“社区”的倡议，其实就是共建休戚相关、守望相助的命运与共“社区”。面对疫情，“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守望相助，各方向中国提供了宝贵支持，中国也向122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提供抗疫援助，向25个国家派出医疗队，毫无保留同各国全面分享防控和诊疗经验。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战胜疫情、复苏经济是各国的共同和紧迫任务。中方加强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沟通协调，与国际伙伴并肩努力，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开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更加光明的未来。于此可知，“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我国与各国发展对接，通过深化务实合作和利益交融，创建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合作机制，实现国与国之间发展对接型社区的良好治理及福祉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中国携手各国共建发展对接型“社区”，也是解决发展对接型“社区”的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问题。总之，作为一种各国发展对接型“社区”的治理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科学统筹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向建设。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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