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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违约引高层关注 金融委定调稳定市场

针对市场的担忧,金融委会议秉持“零容忍”态度,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给市场各方吃下了定心丸。专家表示,在打破刚性兑付的背景下,市场风险定价体系应更关注企业自身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降低所有制和股东背景权重,重塑风险定价体系。

王小霞

近期债券市场违约个案增加,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刚刚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明确提出,秉持“零容忍”态度,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

“近期债市违约事件是中国债市成长中的短期阵痛,目前看市场整体违约风险可控,但潜在风险仍不容忽视。”接受采访的专家及业内人士表示,此次金融委会议定调了近期的债券违约个案是“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也明确了要处理好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关系,给市场各方吃下了定心丸,但从长期看,债券市场还须不断改革,健全相关制度保护。

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

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刘鹤主持召开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研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工作。会议提出五条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责任;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督,强化市场约束机制;加强部门协调合作;继续深化改革。

“此次金融委会议契合当前债券市场的形势,及时回应了市场关切的热点问题,稳定了市场情绪。”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日旭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此次高层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推动监管部门之间加强合作,促成相关措施的出台。

近期,华晨汽车、河南永煤集团AAA债券违约事件引发各方关注,“逃废债”行为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市场怀疑地方国企有通过“无偿划转重组方式”“逃废债”之嫌,更担心如果这样的行为得不到制止,会引来更多的效仿者。

一位证券分析人士告诉,“逃废债”对于国企未来再发信用债的影响比较大。债券市场的产品设置和交易投资都建立在信用体系上,此次债券违约风波影响的不仅是国企信用债价格,还会蔓延到其他如企业债、公司债乃至整个股票市场。

“更为关键的是,此次债券违约风波一旦处理不好,轻则影响一个地区未来的债券发行和价格,重则可能令整个市场信用收缩。”上述证券分析人士表示。

针对市场的担忧,金融委会议定调了近期的债券违约个案是“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同时,明确了要处理好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关系,给市场各方吃下了定心丸。

市场担忧风险是否可控

虽然高层已及时出手,但有业内人士表示,金融市场运行的波动具有传染性,在一定程度上仍令投资者信心受到了影响。

“尽管目前违约潮中国企违约比例较低,但随着国企弱信用风险渐露,信用违约将大概率继续发生,债券市场信用风险是否会蔓延将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有业内人士直言。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短期来看,债券市场整体违约风险可控,华晨汽车、河南永煤集团两笔债券违约规模合计20亿元,对市场更多是短期冲击。但是,近期债券违约事件增多、风险抬头或暗示后续可能存在其他的风险隐患。一方面,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速下滑,企业经营压力增大,现金流有所收紧,部分债券偿还压力增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逐渐复苏,货币政策将逐渐向常态化演变,社融、M2增速可能将回落,社会利率中枢很难继续下降。

“过去三次大规模债券违约潮出现前均发生了流动性指标收紧的情况,在此过程中,2021年或存在信用风险进一步演化的可能。”王有鑫说,特别是在当前债券违约屡有发生的背景下,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将提高,对于企业借新还旧、发行新债等融资行为都将产生影响,2021年债券偿还仍将面临一定的挑战。

王有鑫指出,归根结底,企业债券偿还问题本质上是现金流问题,如果2021年市场环境持续好转,企业能够维持正常的现金收入,债券偿还和发行风险都将下降,相关风险将在经济复苏中逐渐得到消化缓解。根据金融委刚召开的会议精神,将根据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严格监管和属地责任,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处理好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关系,推动债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从上述角度看,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依然可控。

兰日旭告诉,随着信用债的大发展,未来几年都将是信用债到期高峰。按照目前市场形势来看,短期而言,此次信用债违约无论是对债券市场还是股票市场均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可谓“股债双杀”。从长期看,随着国内债券市场的各项制度建设步伐加快,违约处置机制不断完善,有序的违约有助于市场成长、有利于去杠杆、有利于金融整肃,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利好。

重塑风险定价体系

虽然此次债券违约带来的市场风险总体可控,但违约风波让基于城投信仰和国企信仰等“体制信仰”的实用性投资法则受到了挑战。

有市场分析认为,一直以来,中国信用债市场由于存在国企“信仰”和城投“信仰”,使信用债的评级和定价机制存在扭曲和不完全由市场决定的问题。一般而言,在经济下行周期时,企业收益下降,经营风险随之上升,投资者需要更高的风险回报,对应信用利差应上升。而在中国,地方国企刚性兑付的存在使上述基本逻辑反转,经济下行周期高票息的信用债因为市场不相信其会违约,导致资金超额配置,造成信用利差出现不但未上升反而收窄的现实局面。这其实不利于正常货币政策的逐级传导,也不利于近年来加速推行的普惠式金融政策的执行,这还是造成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发布研究文章《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文章提到,“要稳步打破刚性兑付,该谁承担的风险就由谁承担,逐步改变部分金融资产风险名义和实际承担者错位的情况”。

王有鑫表示,在打破刚性兑付的背景下,市场风险定价体系应更加关注企业自身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给予其更大的权重,降低所有制和股东背景权重,重塑风险定价体系。

兰日旭则指出,体制“信仰”实际上是没有把金融与财政分清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多的是以市场为导向。今后应在法治建设下不断优化信用生态,破除国企“信仰”迷信,重构企业的交易模式、盈利策略与风险定价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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