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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挖掘消费潜力 须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

周雪松

日前,由国家发改委和清华大学共同指导,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0”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昉作主旨报告,题目是“新型城镇化与新发展格局”。

蔡昉说,当前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我们前一段时间谈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不重要了。我们应该把曾经不太关注的需求侧研究补充上来,让两者相互促进,这样才可能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

消费需求是最有潜力的,如何挖掘这个潜力?蔡昉认为,要使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而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挖掘消费潜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的重要途径。蔡昉说,过去40多年中国实现了全世界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城镇化速度也是最快的。因为我们过去欠账太多,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是84%,我国的只有60.06%,还差很多,居民收入差距我们也要迅速地弥补上。

“预计‘十四五’时期,我们应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DP将达到12000美元,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城镇化率超越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平均水平是很合理的,也是应该设定的目标,因此,我们有几个百分点要赶超。”蔡昉说,除了这个潜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潜力是中国特有的,我们的城镇化叫常住人口城镇化。

它怎么定义?就是统计部门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居住6个月及以上就是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很显然我们的城镇化率统计了所有的外出农民工。但是这些人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些人收入不稳定,就业也不稳定。由于收入水平偏低,基本公共服务没有享受到,他们的消费就是打折扣的,相应地抑制了他们的消费。

有研究表明,如果把农民工转化为城镇户口,即使他的工资没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费。因此,我们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6个百分点,即使我们没有提高城镇化率,但是如果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缺口填平,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力。

“我们讲新型城镇化,新在什么地方?新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具体来说当前的任务就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也是我们实现双循环的根本途径。”蔡昉说,我们要增加居民收入,让农村人口城镇化相应地提高消费率。农村的居民收入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也即外出打工的收入。如果这个打工是不完美的,不是充分流动的,不是均等待遇的,不是稳定的,不是终身的,那么都会影响这个收入。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就暴露出这种不完全的城镇化的一些弊端。劳动者永久居住地和工作地,或者说户籍地和居住地两者是分离的。这就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每年大规模的季度性的流动。我们遇到突发事件,不仅是疫情,将来可能还有其他的“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返乡和返城都会遇到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生活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加上很多基本公共服务和户籍身份挂钩,就没有后顾无忧的消费。

蔡昉认为,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城市化,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应着眼于进入到城市的农民工。他建议,要不遗余力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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