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炭厅信息网山西“震后重建

事实上，在2014年，中央就针对山西省委常委这个群体，输入多位“晋外干部”。

2014年12月9日，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作出部署：实施“六权治本”，深入推进反斗争。

《中国新闻周刊》在山西采访中还了解到，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山西有些官员因害怕因做事而担责，所以懒政、怠政，。

图片来源：CFP近段时间，一度省管干部空缺300多人的山西，重建动作频频。

（周群锋发自山西太原）

在严查的同时，王儒林表示，在从严治吏中，山西不会搞，也不搞人人过关。“山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全面从严治党也好，反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也好，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王儒林说。

公开报道显示，太原市一个“城中村”村主任的问题，就牵扯出太原市常委会副主任、市房管局长、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区规划局长等多名领导干部。

2015年3月23日上午，山西省委举行领导干部任前集体谈话。参加谈话的新任省管领导干部共16名，包括吕梁市县两级9名干部和山西省交通运输厅7名干部。这是山西新任省委常委班子选任的第一批省管领导干部，标志着山西的重建工作。

谈到重建过程中的一系列动作，山西表现得异常谨慎。山西省省委王儒林秘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各项工作刚刚铺开，还需要时间去检验、调整和思考。”

2015年7月26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对霍晓琴等3人进行拟任公示，1人拟任省直正厅级非领导职务，2人拟任省直副厅级非领导职务。

有评论指出，在一煤独大的大背景下，虽然山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但时至今日，调整的效果仍不明显。

、庸官和巧官

“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

不过，在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看来，山西生态的，难以靠异地空降根本解决。“中央曾经希望用异地空降的方式，解决韩桂芝窝案造成的影响，但只能说减缓了蔓延的趋势而已，改变生态太难。”

输入“晋外血液”

“一倒查六整治”则包括：对干部“带病提拔”问题进行倒查；整治违反干部任用标准、程序问题，整治、买官卖官、说情打招呼问题，整治“三超两乱”问题，整治干部档案造假问题，整治领导干部违规兼职问题，整治“裸官”问题。

2014年，山西省P总量为1.27万亿元，已下滑至全国第24位，这是自以来的最差成绩，4.9%的P增速则跌至31个省份之末。2015年第一季度，山西经济增长更是下降到了2.5%。

针对这种现象，顾昭明说：“做好事反对，做坏事反对，不做事众人反对。一定要调动官员干事的积极性，同时减少他们做事的顾虑。”

再往前推，2015年5月6日，山西公示9名拟任县（市、区）委；3月23日，以县处级为主的16名省管干部履新。

其中，“三超两乱”指的是超职数配备干部、超机构规格提拔干部、超审批权限设置机构，以及擅自提部职级待遇、擅自设置职务名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而以来，山西的11个地级市中，已有5位市委和2位市长落马，前者所在的市包括运城、太原、大同、忻州、阳泉，后者为吕梁、长治。此外，国土资源厅、环保厅、交通厅、煤炭工业厅、地质勘察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多个省直机关的一把手，也先后被调查。仅山西省管系统，干部空缺就一度接近300人。

在山西省各地市中，吕梁的犹有代表性。在后，山西被查的7名省级领导干部中，有3名曾在吕梁工作，此外，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原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原政协副刘广龙、原委李良森等5名市级干部均被立案审查，还有许多县区一二把手落马。

2015年，山西省委连续出台了4个与选拔干部有关的文件，包括《关于全面贯彻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从严管理干部的决定》《关于做好甄别处理一批、调整退出一批和掌握使用一批干部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县委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的意见》以及《省管干部酝酿任免议事规则（试行）》。

至此，山西省由13人组成的省委常委领导班子，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换血”。

2014年12月，山西省煤炭厅原厅长吴永平被立案调查前夕，还收受了一套在三亚的价值280万元的房产，被立案调查当天，兜里还装着1万欧元受贿款。

原标题：山西“震后重建”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相关公开报道发现，从2014年6月20日运城市委原王茂设落马，到2015年7月3日阳泉市委原洪发科落马，5位市委原落马时间相差仅仅1年左右。

除了整饬之外，山西经济的持续低迷也颇受关注。

一位受访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来很多部门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是“门好进、脸好看、事还是难办”。

在空缺的这5个市委职位中，太原市委的职位填补最快，从2014年8月23日太原市委原陆川平落马，到2014年 9月30日委原秘书长吴政隆接任，仅间隔1个多月。

对官员的选拔上，王儒林曾直言，山西在发生系统性塌方式后，选人用人非常困难，“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是也不能今天提上来，明天又进去了。”

2015年6月29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了涉及省委、省、省政协、省纪委监察等多个系统的39名拟任厅官，这是王儒林入晋后，山西同时拟任命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一年，中央除了从“无老虎”的省将王儒林调任山西任省委外，还有7名晋外官员奉调入晋，担任山西省委常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楼阳生，任职山西省委副；常委、监察部原副部长黄晓薇，任省纪委；委原秘书长吴政隆，任太原市委；原副省长孙绍骋，任省委部长；科技部原副部长王伟中，任省委秘书长；国家安监总局原副局长付建华，任山西省副省长；湖南省原副省长盛茂林，任省委组织部长。

在山西官员选拔日趋严格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宽松的方面，比如对于高龄官员的提拔。

王儒林对这些“新官”说：“你们这批干部，是在省委重大调整之后第一批调整提拔的干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省委对你们的选拔任用特别重视，下了大功夫。”

2014年9月1日，时任省委的王儒林临危受命，履新山西省委。此后，他便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一边在反腐过程中“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一边又要物色合适的人选补位空缺、重建。

最新更新时间：08/05 19:24

2015年7月，山西省打破“省内选县官”的惯例，从陕西省调入2名“70后”县委。这被认为是净化山西生态、重建山西的一次尝试。

自此，日后被称为 “治晋药方”的“六权治本”，进入视野。“六权治本”包括以下内容：依法确定、科学配置、制度约束、阳光行使、合力监督以及，

“、庸官容易，最的是巧官。他们往往巧舌如簧，善于做秀，像狐狸一样狡猾，像变色龙一样善变。领导和群众很容易被，觉得他们处事、沉稳可靠，甚至尽善尽美、德才兼备。”顾昭明说，由于这些原因，“巧官”屡屡被提拔重用，在生态不好的时候，更容易浑水摸鱼。他山西省委组织部在开展“三个一批”工作时，应特别将“巧官”纳入退出范畴。

《中国新闻周刊》在山西采访中发现，在该省重建的过程中，选拔官员的渠道更加多元化，程序更加严格，选用的干部不仅要面对面接受纪委谈话、监督，还要经过“六查”，包括查档案、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业绩、查案件、查年终考核结果以及查巡视反馈意见相关资料。

山西医科大学纪委顾昭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生态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官员的表现也是形形色色，其中有、庸官，还有一类官员是“巧官”，极具隐蔽性和性。

大量职位空缺

长期在山西从事纪检和组织工作的山西医科大学纪委顾昭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山西的生态被严重了，潜规则取代了明规则，官员不按潜规则出牌，就可能不被提拔重用。

为了更好地解决选官难题，山西打出了“三个一批”组合拳、“六查”、“一倒查六整治”等多种办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分析，山西出现塌方式，与山西高层干部异地交流不够有关系。“山西省部级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太少。以山西省、政协的省部级领导为例，90%甚至更多比例为山西当地干部，这样就容易形成利益网、关系网。”

大同市委也在空缺9个多月后即将填补： 2015年7月23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发布公示，确定现任大同市委副、市长的李俊明为市委人选考察对象。目前，阳泉、运城和忻州3市的市委职位依然虚位以待。

2015年7月7日，王儒林在会见高层参访团时提到，现在煤炭已经走到“不主动就要被”的阶段。山西遇到的困难，不是比其他省的P多下滑几个百分点，而是造成增长乏力的结构问题。

2015年6月29日，在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的39名拟任厅官中， 拟任厅长、副厅长的有6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贾继武，目前的职务是山西省副巡视员，拟任省直副厅长级职务。公示信息显示，贾生于1956年11月，还有四个多月就满59周岁，而厅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分析称，干部选拔一般都会考虑到年龄结构、梯队建设，可对于省管干部缺口一度高达300人的山西来说，年龄结构不是主要问题，最紧迫的就是选出合适的、干净的人，尽快补位。

王儒林坦言，资源型经济的省份调结构、转方式不会一蹴而就，压力将长期存在。2015年，山西将着力在金融振兴、科技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3方面实现突破。

有评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异地调动，从全国范围选派得力进入山西，一方面可以尽快填补被查官员留下的空缺，确保山西大局稳定；另一方面，通过跨地任职、传统的“五湖四海”干部任命形式，也有助于尽快优化山西生态，根除当地的权钱交易、的土壤。

顾昭明认为，“以权治权”是学的经典名言，从山西当下的生态来讲，“六权治本”，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三个一批”主要针对的是“为官不廉、为官不为”的问题。2014年10月，山西省委组织部提出要甄别处理一批不廉洁的干部，调整退出一批的干部，掌握使用一批善作为的好干部。

2014年10月22日，王儒林在太原调研时提出，要在清除发生的土壤上下功夫，积极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重点抓好“六权治本”，在“不敢腐”的基础上，形成“不能腐”的长效机制。

2014年，在13人组成的山西省委常委领导班子中，有5位被调查，此外被调查的还有两位省级官员。全年处分市厅级官员45人、县处级官员545人，累计处分违纪干部15450人。

山西省纪委常委郝权介绍说，该省交通厅党组原厅长、党组段建国，平日里就把纪检组的监督看成是“和党组唱对台戏”。当纪检组长对一些干部提出廉求时，他说，“不要听他瞎咋唬，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2015年全国期间，王儒林把山西的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