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源看“崛起”

　　“十一五”规划期间，要求万元GDP能耗每年降低4%，开局第一年的2006年就没有实现目标。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1月12日在作《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资源环境矛盾日趋尖锐，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1月29日表示：“今年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仍面临很多挑战。”

　　能源是工商文明得以运转的动力，在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能源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向国家提出不同的战略问题。能源问题一再牵动社会的神经，提示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从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的角度，可以大致判断一个国家在工商文明中的位置。《国际能源年鉴》（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提供了210个国家2004年的一次能源消费和人口，它覆盖了全部主要国家。我们不妨从分析这210个国家中一次能源消费与人口的关系入手。

　　先对各国计算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再按各国人均能源消费从低到高排序，然后计算累计的人口比重与能耗比重，得到图一。

　　工商文明是由能源推动的，图中的人口能源消费曲线显示出不同国家在工商文明中的地位。端详这幅图，忽然想起了《易经》，虽然有点牵强。

　　低于印度平均水平的国家，占人口的19.7%，只消费了1.7%的能源，工商文明与它们基本上没有关系，称其“初九：潜龙无用”大致不离谱。在此之上而低于中国的国家似可用“九二：见龙在田”来描述，工商文明已经萌动。

　　美国和其他13个最富裕小国，占人口总数5.4%的人口，消费了27.7%的一次能源，它们在工商文明中自然处于“上九”的地位。

　　由此，中国处于“九三”的位置，这个位置让人联想到“崛起”，而《易经》对它的描述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厉”在何方？何“惕”之有？我们为什么“终日乾乾”？

　　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从长期趋势看，虽然有较大的局部波动，我们的能耗以平均每年8.25%的速率增长。由统计数据外推，如果维持历史惯性，到2010年，我们需要的一次能源可能为30亿吨标准煤，最高超过40亿吨标准煤，最低不少于20亿吨标准煤；到2020年，我们需要的能源可能为60亿吨标准煤，最高超过80亿吨标准煤，最低不少于40亿吨标准煤（图二）。这意味着我们的能耗比2004年要增加两倍。这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吗？

　　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与全球平均水平差异甚大。全球一次能源以石油、煤炭、天然气为三大支柱。而我国高度依赖煤炭。新中国成立之初，煤炭所占比重高达94.33%，直到2004年煤炭仍占到67.7%。

　　“根据最新统计，我国探明可利用的煤炭总储量接近1900亿吨，人均探明煤炭储量17.36吨，这已经比我们过去经常采用的数字高出将近1倍。即便如此，以2003年17.36亿吨的煤炭产量，除以40%的煤矿资源回收率，每年所耗储量仍将达50亿吨，1900亿吨可利用储量也支撑不到40年。”（《中国能源结构面临深刻危机，传统增长方式已到尽头》）

　　我们不妨乐观一点，从煤炭储量的角度看，还有近40年的回旋周期，谁知道这40年内我们能不能找到新的储量？然而燃煤造成的环境污染却不容我们迟疑。

　　地球变暖导致的气候异常已经明显到普通百姓都能感受到的程度，生态学家就此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国家气象局网站上公布了各城市1951年至2000年的年平均气温，无一例外都表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

　　国家气象局发布的《2006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2006年是我国1951年以来最暖的一年。与此对应，世界气象组织也把2006年命名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的第六个暖年”。

　　美国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01年有石油资本背景的美国总统布什表示，他的政府不会执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导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一份报告，警告布什：全球变暖是个现实问题，而且正在加剧。而人类活动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英国政府日前公布一份700页的报告指出：现在情况远比制定《京都议定书》时的预期严重。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按目前速度增长，海平面升高引发的洪水可能使多达1亿人离开家园，冰川消融可能导致全球1/6的人口缺水，而干旱可能造成数千万的“气候难民”。今后两个世纪内，全球为此付出的成本将达GDP的5%~20%。（《上海证券报》2007年1月31日）

　　2007年2月2日，联合国发布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一份报告，这份由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专家历时3年形成的报告警告：目前地球上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比过去1万年中任何一段时期都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比过去65万年中任何时候都高，比工业前高35%。对于过去50年来的全球暖化现象，人类活动要负90％的责任。一般来说，气温只要上升两度就会对全球环境造成伤害，除了冰帽融化、生物灭绝，上升的海平面更会淹没许多岛国或者临海土地，让无数个家庭无家可归，而中国和澳大利亚面临严重缺水的困境。

　　1980年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美国的30.6%，到2004年上升为美国的79.6%，已经超过欧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源，而且增速全球第一（图三）,在二氧化碳排放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煤炭除了排放二氧化碳外，还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是主要的空气污染物之一，也是酸雨的主要来源。

　　多年来，人们将荒漠化归咎于养羊、搂发菜。2003年，吴辉考察了京西北电力走廊、鄂尔多斯盆地、陕北榆林、乌海、甘肃河西走廊、新疆，用确凿的证据证明：华北地区的荒漠化根源在于燃煤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硫，它造成大面积植被死亡、生态环境退化、蓄水能力下降。燃煤发电是山西、内蒙古生态退化的罪魁祸首，是北京沙尘暴的主要原因。吴辉的考察结果震动了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奥组委、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王卉《火力发电的环保之忧》2005年3月16日《科学时报》）

　　然而，我国火电占可供电力的80%左右，基本上是燃煤机组；而煤炭消费中发电占40%左右。如果所有的电厂都安装并真正运行脱硫设施，恐怕相当一部分只好破产。

　　2006年8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表示，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高达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比2000年增加了27%。有关研究表明，中国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2万元，这就意味着2005年我国因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经济损失5098亿元。（新华社2006年8月4日）

　　根据“十一五”规划，未来五年内二氧化硫排放量要降低10%，平均每年降低2%。为了控制二氧化硫排放，环保总局已与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国60%以上、消减任务占消减目标75%的国网、华能等六大电力集团公司和7个排放大省签订二氧化硫总量控制目标责任书。然而2006年前8个月，二氧化硫排放量反而增长了6%。

　　根据环保总局2005年对522个城市监测的结果显示，有207个城市处于中度或重度污染，有293个城市空气质量处于国家二级标准，占到了56%，大多数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煤炭消费总体维持年均增长7.7%（图四），在已经远高于当初的基点上，继续维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对我们赖以为生的环境意味着什么？

　　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全人类的生存，燃煤造成的污染都已成为紧迫的战略性问题。

　　1982年以后，我国石油消费维持着平均每年5.6%的增长速度，如果按此惯性增长，到2020年我们的石油消费将是2004年的2.38倍（图五）。

　　2003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警告：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为缓解紧缺的石油，将相对富裕的煤变为石油就成了现实的选择。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指出：“中国能源战略要取得突破，大的方向就是煤制油。”

　　2004年，国务院批准神华集团于陕西神府煤田发展液化煤项目。继神华后，山东兖矿集团投资，在贵州省开发百吨级煤炭液化基地，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与宁夏煤业集团合作，发展煤变油项目。

　　鄂尔多斯煤海（包含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北部、宁夏、山西和甘肃的一部分）目前探明储量为3667亿吨，占中国的1/3。目前这里正在进行一个100万吨级的煤变油商用试验项目，计划到2008年，“这个全球首家煤炭直接液化工厂将流出第一桶成品油。”钟朋荣主张在此设立“能源省”甚至“能源直辖市”，“统一规划、统一开发这一资源富集区”。他认为，这是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的最好方式。由此，他看到了一个美好的前景：用20年左右的时间，让一座有着100万人口的新兴能源城在这块土地上崛起。

　　就在各地方政府、各路投资者大炒“煤变油”之际，专家们发出了逆耳的警告。中国能源网韩晓平指出，“优质煤炭的比热是5000大卡/千克，石油的比热是10000大卡/千克，石油比热是煤炭的2倍；但提炼1吨石油，要消耗4吨优质煤炭”。也就是说，煤制油会浪费掉一半的能源。

　　水是另一个制约，按神华集团提供的数据，生产1吨油耗水10吨，兖矿提供的数据是吨油耗水12立方米，而鄂尔多斯煤海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重度缺水地区，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耗水项目。

　　紧跟着的问题是污水排放。在这重度缺水、生态脆弱的地区，源源不断的污水又能向哪里排放？而建立污水净化设施，这投资是由政府出还是投资者出？考虑到这笔不菲的投资，煤制油还有经济竞争力吗？

　　于是，2006年7月发改委发出《关于加强煤化工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一般不应批准年产规模在300万吨以下的煤制油项目，100万吨以下的甲醇和二甲醚项目，60万吨以下的煤制烯烃项目。给这股热潮踩了一脚急刹车。

　　将“中国能源战略”的“大的方向”定在煤制油上，既浪费能源，又浪费稀缺的水资源，还污染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难道这就是我们“能源战略”的思维层次？

　　“根据全国水力资源复查成果，我国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在1万kW及以上河流上的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年电量为60829亿kWh，平均功率为69440万kW；理论蕴藏量在1万kW及以上河流上单站装机容量500kW及以上水电站的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为54164万kW，年发电量为24740亿kWh，其中经济可开发水电站装机容量40179万kW，年发电量17534亿kWh，分别占技术可在开发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的74.2%和70.9%。”

　　看来，开发水电应该成为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国的水能高度集中于藏东川西高山峡谷地区（图六）。事实上自2004年全国性缺电以来，这里水电开发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态势，“跑马圈水”一时成了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有报道称：仅岷江支流大渡河流域规划开发的电站就达到356座，装机容量为1779万kW，其中干流为24级开发。

　　这个地区的地质条件形成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高原的隆起。横断山脉的急剧挤压、隆升、切割，高山与大江交替展布，汇集了雪山冰川、峡谷急流、草甸、丹霞及高山喀斯特等多种地形地貌，形成了世界上独有的三江并行奔流170公里的自然奇观，成为世界上蕴藏最丰富的地质地貌博物馆。

　　独特的地质环境使这里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集中了北半球南带、中带、北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温带、寒带的多种气候和生物群落，集中了6000种植物种类和超过全中国一半的动物物种，被誉为“世界生物基因库”。

　　这里还生活着纳西、傈僳、藏、白、彝、普米、怒、独龙等众多少数民族，是世界罕见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种宗教信仰、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和多种风俗习惯并存的汇聚区，是中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为富集、历史文化积淀极为深厚的地区之一。

　　如果我们将图六规划的电站全都建起来，这举世唯一的地质财富、生态财富和民族文化财富是否会毁于一旦？大渡河干流的24级开发，势将使大渡河变为一条高坝水库项链，这种变化到底是福是祸？别忘了，这里地质活动强烈，地震、泥石流、滑坡、塌方、雪崩、飞石和洪水频繁。

　　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茂汶以北的叠溪镇发生强烈地震，引起岷江两岸山崩，堵塞河道，形成银瓶崖、大桥、叠溪3条大坝，在岷江上造成3个串连的地震湖，积水又使3个湖连成一片。同年10月9日，连绵降雨使地震湖坝崩坍，积水倾湖而出，夹带泥沙巨石沿江而下，江中浪头高达20丈许，吼声震天，10里之外皆闻。沿江村镇、田园一扫而光，数万亩农田庄稼被毁。人畜逃避不及者，尽被卷入水中，有2500多人丧生，造成了我国地震史上罕见的次生水灾。

　　环保主义者建议采用低坝甚至无坝技术。2004年冬，水电大省四川遭遇了空前的电荒，其原因在于江河水量周期性的枯荣循环。这次“枯水期”一直延续到次年4月。低坝或无坝技术如何应对这巨大的水量波动？

　　以中国能源之缺乏、水能之丰富，毫无疑问必须发展水电。问题在于，我们能将水电的比重提高到什么水平？水电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

　　上述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网站提供的信息告诉我们，我国“经济可开发水电站装机容量40179万kW，年发电量17534亿kWh”。2003年我国发电总额为19105.75亿kWh，其中水电为2836.81亿kWh，如果我们将经济可开发水电站全都建起来，新增的年发电量为2003年一次能源消耗的36.3%。

　　就算我们承受毁灭藏东川西地区的地质资源、生态资源、民族文化资源的代价，承受地质灾变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年均8.25%的能源需求增长率面前，这总共新增36.3%的能源能解决什么问题？

　　在我国现有的一次能源构成中，我们看不到出路。在全球的一次能源构成中，还有核能和非常规能源，2004年前者占6.81%，后者占0.89%。而在《中国统计年鉴》的能源生产总量及构成表中根本就没有这两项。

　　在我国，据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委副主任沈文权2006年2月22日宣布：“预计到2020年，中国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kW，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4%。”(新华网2006年2月2日)

　　非常规能源包括地热、太阳能、风能、薪柴、回收电能等。在全球的一次能源构成中，虽然其比重很低，1980年以来却是增长最快的，增长了7.35倍。

　　中国气象局在20世纪90年代，根据全国900多个气象台站实测资料做出了多年年平均风能密度分布图，首次完整细致地估算出各省及全国离地面10米高度层上的风能资源储量，给出我国陆地上10米高度风能资源总储量为32.26亿kW，可开发量为2.53亿kW（图七）。

　　根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预测，中国近海风能资源是陆上风能资源的3倍，预计达到7.5亿kW。虽然这“预测”数据大概不如上述“实测”数据可靠，但也振奋人心。

　　2004年全国风电装机容量仅76.4万kW，仅占全国电网装机容量的0.17%。2007年1月9日报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计划，到2010年，全国风电装机容量达到400万kW，这个数字还不到风能资源的零头。

　　即使我们将风能资源全部开发出来（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风电对一次能源的扩展也是有限度的（见表一），如果不改变年均8.25%的能耗增长速度，这个上限很快就会被打破。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太阳能资源“总储量为1.47×108亿kWh/年，相当于2.4万亿吨标煤”。这个数字高出2004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个数量级。理论上太阳能可以解决我们相当长时间的能源消费。

　　然而，太阳能的使用目前还微乎其微，在一份分析能源趋势的报告中，预期“2050年，累计装机超过上亿千瓦的期望是可以实现的”（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研究院《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的战略与政策》2006年12月22日中国新能源网）。2003年我国发电总量是19105.75亿kWh，假定到2050年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亿kW，假定它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全额发电（由于昼夜之差，这是做不到的），其发电量也不过17520亿kWh，为2003年发电总量的91.7%。

　　1980年至2003年，我国电力消费平均每年增长9%，统计数据与未来趋势见图八。如果维持过去的惯性，2020年电能需求将是2003年的3倍以上。可见风能、太阳能都不能解决我们的能源缺口。

　　至于生物质能，在农业部与亚洲开发银行召开的中国农村生物质能发展战略研究框架研讨会上是如此展望的：“到2020年，农村生活用优质燃料的比例达到50%以上；依靠为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等液体燃料提供原料，实现替代1000万吨成品油的发展战略目标。”

　　在我们的能源用户构成中，生活消费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到2003年只有11.27%。“农村生活用优质燃料”只能比这个比例更小。至于“1000万吨成品油”，与2003年我国27126.09万吨石油消费相比，只占3.69%。

　　至于规划中的“能源作物的种植”，已有专家忧虑，这是能源与口粮争夺本已十分稀缺的耕地与水资源。

　　面对能源危机，节能势在必行。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缺乏成本利润动力，我们对能源使用得相当粗放。20多年的改革使成本利润观念深入业界，单位GDP的能耗持续下降。进入本世纪后，这种下降趋势已经停止，单位GDP的能耗甚至出现了回升（图九）。原因何在？

　　我们耗能用户构成中，工业占了绝对多数，并有扩大的趋势。工业能耗水平表现出与整个GDP相同的走势，进入本世纪后，出现了比整个一次能源更强烈的回升（图十）。

　　这让笔者担忧节能的潜力还有多大。靠企业的成本利润动力推动节能，看来已经走到极限。除非大幅度提高能源价格，很难靠企业的动力进一步节能。而提高能源价格的后果是什么？由于多数国民的收入增长远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居民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结构性问题，提高能源价格可能挤死一大批企业，其后果殊难预料。

　　另一个思路是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工业尤其是大量消耗能源的重化工业在GDP中的份额。厉以宁先生明确反对这个思路，他反复强调“重化工阶段是我们绕不开的”，“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独立的供应体系和基础工业”。吴敬琏先生则认为“所谓中国二度重化工业，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以重化工为主导的重型化经济增长会给中国带来危险”。

　　从能源角度看，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起码的能源支撑“重化工”阶段，是否有条件发展高耗能工业？2005年，在全国缺电的煎熬中，国务院发布了《铝工业发展专项规划》，严格限制高耗能的电解铝产业及其上游铝矾土矿开采。明确了电解铝行业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原则。在此之前，我们的政策是：以出口退税鼓励电解铝出口。这等于用我们紧张的能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为发达国家生产它们需要而不愿意生产的东西。其实类似的产品还有钢铁，钢铁至今仍有出口退税，税率目前为8%，而我们的钢铁出口已经使欧盟、美国相关势力要求提出反倾销诉讼。（《中国钢铁出口遭欧美反倾销》2007年1月25日《信息时报》）

　　然而就在《铝工业发展专项规划》发布之时，业内就有人担心：由于缺电时期上马的电厂大多将在2006年以后投产，届时，西部地区甚至有可能再现电能过剩局面。为了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电能，发展有出口优势的电解铝和其他高耗能产业，有可能变成市场需要。2007年1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也表达了这样的担心：“当前部分行业落后产能比重依然较大。部分地区电力将出现富余，必须警惕高耗能行业扩张出现反弹。”

　　这种担心绝非空穴来风。在1998~2000年间，由于经济偏冷，供电能力出现了短暂的富裕，按国家电力部门负责人的说法，1999年上半年，中国平均电力富余达到10%。从国家能源战略的角度，本应利用这一时机调整能源供应结构，维修老旧落后的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社会看到的却是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发布《关于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电力消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1999]2189号），各地电力部门应声而起，纷纷发布政策，鼓励电空调、电采暖、电锅炉，对高电耗用户实施价格鼓励。仅笔者发现的这类文件就分布在21个省市，几乎遍布全国。在能源这个关系民族前途的战略问题上，我们的行事习惯是否值得反思？

　　上世纪70年代，西方从能源危机中学到了一个经验：能源用户是节能的原动力。只要给用户充分的选择可能性和现实的技术手段，经济利益会引导用户选择节能的手段与途径。由此引发了以能源用户为核心的节能机制，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由需求侧管理、分布式能源、能源服务公司、合同能源管理等各方面组成。而我们的能源垄断企业却将“需求侧管理”的口号接过去，转化为供应方控制需求方的工具。

　　2006年计划全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结果到了8月，这个指标上升0.8%。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的《2006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公报》告诉我们，能耗上升从状元到探花均是能源供应行业：石油石化行业上升8.7%，煤炭行业上升5.5%，电力行业上升0.8%。

　　追逐利润是企业的根本利益所在。对能源企业而言，在缺能时期寻求扩大产能，在能源富裕时期大力开展营销，面对竞争时力争做大做强以期形成垄断，这是标准的“理性经济人”行为。至于节能，未必能促进其利润，有时甚至有副作用。指望能源供应企业来主导全社会的节能，何异于缘木求鱼？在这样的现实机制下，节能只能停留在官员的口号和学者的论文中。

　　总体上，我们的能源依然立足于自给。2003年我们能源的生产量占到消费量的93.2%，即使在最依赖外部能源的2000年，生产量也占到消费量的82.1%。但从进出口的角度看，我们的能源出口大体稳定，而能源进口则从1980年的微不足道，发展到超过出口，我们已经从能源净出口国变为能源净进口国。虽然2003年能源的进口量不过占消费量的11.73%，净进口量只占能源消费的6.45%，却引起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高度警惕。

　　事实上，西方国家警惕的是趋势，由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能耗的绝对值稳步上升（图十二）。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洲的第三大能源消费国，进入本世纪后还呈现出加速的态势。

　　最让西方国家寝食难安的是我们的石油进口。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主要石油消费国中，我们的增速是最快的，2004年我们的石油消费量已经超过日本（图十三）。

　　1985年我国石油出口占消费的39.6%，而进口微不足道；到了2003年，48.62%的消费需要进口，出口则下降到消费量的9.37%。对西方列强而言，我们从一个廉价的能源供应者变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性购买者。它们对此能作何感想？

　　美国政府的能源统计办公室，在网上公布他们统计的各国能源消费，其他国家的数据都截止到2004年，唯独中国石油数据已经显示到2006年，而且2005、2006两年用的是红字！还专门画图显示我们石油净进口的增长态势（图十四）。

　　我们的石油消费是否太过分？像图一分析一次能源消费分布那样分析石油的消费分布，作为参照，将一次能源消费分布一并画入，得图十五。

　　数据显示，在石油消费上，我们的位置比整体一次能源更偏低。换而言之，我们13亿人口人均消费的石油远不能与西方各国相比。

　　是否我们进口石油太多？日、德、法等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在98%以上。石油资源远超过我们而人口远少于我们的美国，其进口依存度也高达60%左右。而我们的进口依存度，2003年不过48.62%。

　　至于构成世界三大能源支柱之一的天然气，中国的位置更可怜，13亿人口的消费，在世界上的比重简直是微不足道（图十六）。

　　中国向伊朗购买天然气，美国以伊核问题向中国施压。当年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被证实是莫须有的借口，而今项庄舞剑，意在何方，耐人寻味。

　　由此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在工商文明的道路上，13亿人口要实现现代化，哪怕只达到相当低的水准，对能源提出的需求，也是先发工业化国家无法容忍的。只要回想一下整个20世纪至今，美国围绕石油而采取的一系列战略举措，就会明白这个“建立在汽车轮子上”的超级大国，会如何行动。

　　经过多年的来源地多元化努力，至今中东仍是我们进口石油的第一大来源地。此外我们90%的进口原油靠外轮运输。只要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的卫星地图，就会明白依赖外部石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工商文明道路上的现代化，这个价值取向不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是西方列强用战争强加给中国人的。自鸦片战争到抗美援越，列强发动的战争实实在在地陪伴我们民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血的教训迫使中国人走向工商文明，迫使中国人在“追赶”的道路上踉跄前行，以求自强图存。而我们终于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开始“崛起”时，它对列强们意味着什么？

　　人们用是否“现代化”作为标准来区分这个地球上的国家，然而“现代化”与“前现代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少数人口的“现代化”，以多数人口处于“前现代化”状态为必要前提。能源消费的分布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如果全球人口都“现代化”了，穷国消耗的能源都达到美国的水准，在现有的供应能力水平上，我们需要4.88个地球。

　　由此可见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对列强们意味着什么原来为其提供养分的资源输出国变为与之竞争的资源进口国。哪个列强会欢迎这种变化？

　　历史反复表明，每一个人口较多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当其试图崛起时，无不遭到先发工业化国家的戒备、遏制，于是向现有利益格局挑战就不可避免。著名的李斯特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而这类后发工业化国家，鲜有不经过战争而被发达国家俱乐部接纳的。这种战争表现出两个指向，其一是向先发工业国挑战，打破现有的资源分配格局；其二是向比自己更落后的国家进攻，通过奴役、搜刮别国，集聚工业化所需的资源。德国向西挑战英法，又向东侵占中、东欧弱国，向南染指南欧、北非；日本既侵略中国、东南亚，又挑战美国。而能源是战争中的核心目标之一。

　　还有一些国家靠依附某个大国徐图“崛起”，这类国家通常都是小国，而且往往对被依附国具有某种战略价值。

　　主流经济学、学家们隐隐约约地主张走依附型道路，当然他们不会使用“依附”这个词，他们讲的是“融入”，是“与国际接轨”，“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要对抗和推翻现存的全球格局和世界秩序，而是要顺应全球化的趋势，融入一个世界，徐图改造与建设世界新秩序”。（王思睿《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

　　这条道路真的“现实”吗？如果中国“崛起”到日本的人均能耗水平，我们将消耗全球现有能源供应的51.7%；“崛起”到美国的人均能耗水平，我们将消耗现有能源供应的99.7%。在这样的背景下，哪一个大国敢让我们去依附？哪一个现存的“全球格局”“世界秩序”敢让我们“融入”？事实上，迅速恶化的外部环境已经表明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格局”、“世界秩序”对我们的基本态度。无论我们如何“韬光养晦”，都不过是一厢情愿。人家的判断基于统计数据，而非你的言词表态。

　　非主流经济学家、学家认为挑战不可避免。这认识显然比主流经济学家、学家清醒。然而在他们的主张中不难看出李斯特主义的幽灵，有的甚至直接打出李斯特的旗帜。这条道路要求有一个为全民认同的共同目标，要求肃清一切异己思想和言论，要求全国上下咬紧牙关、卧薪尝胆数十年。最重要的，这条道路要求有一个不受制约的集权政府，它还必须明智而高效。然而，“权力导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在政府中我们可以指望出现罗伯斯庇尔这样“不可腐蚀的人”，但决不可以指望集权政府中超过半数的官员遵循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准则，而这是集权政府健康运行的起码条件。

　　更为关键的是，走李斯特道路必然在资源与市场两个方面与列强正面冲突。重复德、日的过去道路是可行的战略选择吗？

　　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当时的农研中心曾提交一份关于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报告。报告比较了中美两国的资源禀赋，研究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明确提出：中国不能效仿美国模式，经济的增长不能依赖对资源的消耗，中国人不能追求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否则，不但中国的资源环境无法承担，全世界的资源都不够用。

　　可惜理性的声音总是微弱的，而今不知谁还记得那份报告。事实是：过去20多年，我们的精英集团在高喊“中国特色”的同时，追逐的恰恰是美国生活方式house加car。而今房地产已经让经济调控当局头痛不已；巨大的私家车泡沫，在造成交通拥堵的同时，使能源问题更加恶化，并迫使本届政府回到公共交通优先的道路上。

　　农研中心的那份研究报告主要从资源角度看问题。20多年后回头来看，我们之所以走到这条道路上，并非不清楚资源约束问题。当年同样基于资源约束的人口问题研究，就导致了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

　　两项研究的不同遭遇似乎在暗示我们，只要选择了“与国际接轨”，追逐美国生活方式就不可避免。从房地产和私人轿车的案例中，能清晰看到某些利益集团对公共事务决策的挟持。而催生各种利益集团，正是20世纪90年代一些改革精英的明确目标，他们冀望以此形成“化”的社会基础。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片《大国崛起》，以各国的历史教训为背景，寄望于社会的法制化和的化。法制化和化都值得欢迎，然而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国民的认同感和建设性的参与。北洋政府时代就有了宪法、国会、大总统、责任内阁等一整套建制，而现实却是各列强暗中支持的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及其关系法六大类法律为主体的六法体系。形成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与监察院五权分立的制度。结果又如何？在地域分化、国民阶级分化剧烈、社会认同感薄弱的环境下，这套美丽的制度会生出什么后果，实难预料。

　　《大国崛起》展示了大量的资料，却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历史事实告诉我们，300多年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商文明是一种“赢家通吃”、“弱肉强食”的文明，它只能容纳最强悍的少数人口建立起文明富足的社会，这少数人群有能力消费分布在全球的资源，并将污染留在别人的土地上。他们的文明富足以多数人口的愚昧贫穷为必要前提。

　　而今这套机制已经让美、日、德、法、英、意、加等7个最大的西方国家建立起“文明”的社会，它们总共才7.14亿人。它是否还能容纳13亿中国人进入同样的“文明”的社会？

　　身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川流不息的汽车，人们很难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现实性。我们不是正在融入“世界秩序”之中吗？

　　图一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崛起”。然而这印象距现实甚远。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了城镇家庭分8组的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分20组的纯收入，由此可将全体国民分解为28组。分别计算其在人口和收入中的比重，如果粗略地假设人均能源消费与其收入成正比，就可以将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分解为28组，并将其放到210个国家的大背景中比较。所得结果见图十七。

　　数据显示，我们有4%的人口已经挤进了210个国家中耗能最多的10%群体，甚至超过了日本的平均水平。绝大多数人口分布在中段：比下高于40%的人口，比上低于20%的人口。值得注意的是，自农村11组以下的人群，分布在低于印度平均水平的最小能耗组，这个群体有2亿人，占我国人口的15.43%。与之对比，整个美国不过2.93亿人。

　　不应将图十七视为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因为对美、印、俄、日等人口大国未作类似的分解，分解中国人口所依据的假设，也有牵强之嫌，而且没有考虑到已经十分明显的地区差异。但图十七肯定比图一更接近现实，由此我们看到了被人均消费量掩盖的能源消费结构。我们的国民在“崛起”的道路上拉开了长长的队列，分布在从“初九：潜龙无用”到“九五：飞龙在天”的谱系上。“飞龙在天”的是极少数，而“潜龙无用”的数量不可忽视。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20多年来我们竭力与之接轨的社会经济机制，在让极少数人快速“走进新时代”的同时，也让相当多的国民与全球最贫困的人口处于同一境地。国内不同群体间经济地位的差距，已经大于日本与印度之间的差距。这巨大差距必然导致社会的撕裂，导致不同群体间缺乏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使他们无法交流和沟通。而这一切对民族认同感意味着什么？对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意味着什么？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能源争夺，这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战略难题。这个难题追问的是：13亿中国人到底能走什么道路？

　　注：文中数据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来自《国际能源年鉴（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